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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平台需要公共政策创新
来源：不详 2013-07-24
2013年6月17日，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信中反映中小企业融资难，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的高度重视，并为此做出批示。李子彬在信中诉说了当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愈发突出。
时隔不久，2013年7月8日，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等意见。
从这两起新闻事件不难看出，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放贷仍然“谨小慎微”，但同时，从国家层面，对中小企业的成长给予了相当地重视，通过优化融资结构，加强金融支持，希望以此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种种症结。
当前金融市场一面是资金“饥馑”，一面是游资“过剩”，中国式不对称“钱荒”，折射出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匹配。“影子银行”让中国的老百姓和投资者感受到了利率市场的“冰火两重天”，在不断地挑战着中国金融业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资金难题，仍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惑，如何揭开笼罩在中小企业“钱”途的雾霾，这涉及到金融政策创新这一社会公共问题。
好在国家对金融服务，尤其是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改革不断，声音不止。2013年7月15日，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近年来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不断加强，但与小微企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进一步做好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十分重要，十分迫切。
资金只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还涉及到行政事务、工商注册、税收法律、高新认证、知识产权、合同经营、人才培养等等。4年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融资、财税、技术、市场、管理和服务等多方面加强扶持，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成长。于是，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今年1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作为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16个区县窗口服务平台之一，在全市率先投入运行。在成功建立了嘉诚中心和东直门中心外，今后还将建设更多“网点”，为区内4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嘉诚中心自成立以来已与金融机构、券商、人力资源服务等50多家机构和企业园区签订了合作协议，项目涵盖金融、法律、人才、政策等方面，针对企业的不同情况，采用互助基金等灵活模式，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服务。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权力”的下移，在服务企业成长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一道风景。但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国内还存在着发展差异、服务不力、创新不足、协同机制缺乏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国内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效能效率上、专业水准上、功能特色上等，都还存着一定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第一，公共平台需要协同服务和专业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麻雀虽小”，但涉及工商、财税、科技、法律等方面多个部门，政府应加以统筹，提升效能，让公共平台最大化地为公共服务；其次是公共服务平台之间应加强携手，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让企业在接受服务中得到真正实惠；再次是，公共平台应体现功能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拥有专业的队伍和专业的水平，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因为每一个企业发展面临的既有共性的难题，也有特定的困惑，公共平台应发挥专长，加强分析和调研，从根本上去解决企业困难。公共平台虽然在服务内容是“大而全”，但在实际运作中应坚持“专而精”，做到让政府放心、企业满意。
第二，公共平台需要政府权力下移和服务提速创新
政府应加强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研究，让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强调服务，而不是包揽，甚至在行政审批等方面一些权力大胆下移，或者做到简化和提速。比如公民走进公共平台就可以办理企业登记，就像公民在车辆交易市场就可以办理机动车登记一样，无需再去公安部门的车管所。国内的工商部门近几年在企业的准入和资本审核上已经简化，但还需要进一步改进。香港在公司注册上做到四个“一”：最快一小时内成立公司；从2004年起允许成立一人公司；一元钱资本便可注册；公司步入正轨后一年，在有盈利的前提下才需要缴纳相关税项。而内地的公司，需要在跑完工商后再跑国税、地税，且公司一旦营业，无论盈亏最终都在纳税。
东城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创办的《服务导刊》也探讨了“工商登记放款，企业看到利好”的创新做法，尤其是工商部门无需登记实收资本，改为认缴登记制度，这一做法有利于企业的准入。但在其他涉及中小企业的公共政策方面都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突破的难点就在于公共治理体系的创新，来解决改革面临的一系列公共政策问题。
第三，公共平台需要可持续性、普适性和法治性
推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政策、税收等支持，需要公共平台等社会组织力量倾心服务于企业，因此不能朝令夕改，一任领导一个决策。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坚持公正化、公开化、公共化和法制化。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公共政策普适性的研究，学习印度的普惠制，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政府的阳光，享受到国家制度的优越。
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制度文明、政策文明，乃至政治文明，最终需要立法来保障，需要倡导法制文明，强调依法治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及公共平台建设，也需要法制完善，虽然已有了相关立法，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通过立法，来保障和促进中小企业公共平台建设。换言之，不能够为公共平台建设提供协同服务和支持的，将是违法行为。
第四，公共平台需要软实力
“软实力”（ Soft Power ）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代表着一种文化、价值、制度和服务等凝聚的力量。当前，虽然一些公共服务平台从基础硬件、技术力量和团队力量等已经成规模，但是在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务意识、服务品牌以及服务文化方面这些“软”的因素重视不足、发展不够。
公共平台应在服务中形成特有的文化，在金融服务、行政服务、技术服务、法律服务、人才服务、品牌服务等方面，积淀文化的内涵，凝聚文化的力量，散发出中小企业平台建设的文化氛围。这就是公共平台建设和服务提升的软实力。
笔者在东城区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嘉诚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就是将平台服务、产业发展与文化提升充分结合起来，将创意文化与服务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嘉诚印象”（该中心建筑名称）。走进雍和宫的藏经胡同，那别致的建筑文化，就令人感受到这个公共平台的细心、细致与专注。每周都有培训，每月都有沙龙，坐落于这里的东城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运行时间不长，但和辖区的企业已是“水乳”关系。不仅从企业的内容上去服务，更是从企业的心灵上去服务，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成长。
冯谊 ，法学学士，区域经济学在职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学中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研究。
责编/王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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