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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敢于较真更敢扬“家丑”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都芃 2026-11-20

图为邹承鲁。 崔浩/视觉中国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石正面是哲学家冯友兰撰写的碑文,背面刻着抗战以来从军的834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姓名,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的名字就在其中。从军那年,他不到22岁。
碑石上的名字,只是他传奇经历的起点。此后,他还参与了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创立“邹氏公式”与“邹氏作图法”,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
今年11月23日是邹承鲁逝世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
从抗日战场走进实验室
邹承鲁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不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他在沈阳读小学时亲历九·一八事变,在武汉读初中时又在日军的追逼下乘船逃难,读高中时又目睹了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重庆。等到了位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心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44年,国家危亡之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牵头成立“志愿从军委员会”,动员学子投笔从戎。邹承鲁报名参军,随即被派往印度,成为一名运输兵。在印度,他驾驶大卡车,冒着生命危险往返运送军用物资,甚至被派往霍乱横行的印缅边界。这位化学系高材生,在前线所能做的,就是紧紧握着方向盘,在生死之间穿行。直到日军大势已去,他才历经艰险回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学业。
抗战结束后,邹承鲁参加了重启的“庚子赔款”留英考试,以化学类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留英前,邹承鲁希望去剑桥大学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并得到了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应睐的大力推荐。到了英国,邹承鲁却被分配到伯明翰大学研究糖化学。然而,邹承鲁不愿就此放弃,在伯明翰大学工作数月后,便拿着王应睐的推荐信前往剑桥大学。几经辗转,他终于如愿师从著名生物化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凯林研究酶学。
凯林常对学生说:“所有的先进仪器都可以用钱买到,但先进的科学思想用钱买不到。”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邹承鲁。二战结束后,英国的科研条件相对艰苦。那时,实验室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这给他的酶学研究带来不便。一些需要低温条件的实验,他只能冬天在楼顶做。
在凯林的指导下,邹承鲁很快取得了成果。1949年12月,他在《自然》杂志上,以单独署名的方式,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1951年,28岁的邹承鲁在剑桥大学学习三年多后,便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后,他没有选择留在英国,而是应王应睐之邀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从事酶学研究。
参与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
回国后,在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应睐的帮助下,邹承鲁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取得多项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末,邹承鲁服从国家需要,放下自己擅长的呼吸链酶研究,转而攻关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
要合成胰岛素,先得证明胰岛素能够“拆得开、合得回去”。邹承鲁领导的小组承担的,正是这项拆合任务。
他们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谁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此后几年,邹承鲁带着几名比他还年轻的科研骨干,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把胰岛素拆成A链和B链,并重新组合在一起,使天然胰岛素的产率从0.7%提升至远超预期的10%。这项成果大大增强了人们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信心,合成路线也因此确定。
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诺贝尔奖得主、时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蒂斯利尤斯这样评价这项工作的难度:“人们可以从书中学到如何造原子弹,却不能在书上学习制造胰岛素。”
胰岛素拆合问题解决后,邹承鲁重新回到酶学研究。他关注的是:蛋白质分子如此之大,究竟哪些基团与它的生物功能直接相关?当时,研究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手段是化学修饰,即用化学试剂修饰酶分子中的某些侧链基团,改变这些基团的化学性质,再观察修饰对生物活性的影响。
在他开展研究之前,国际知名学者已建立了一种经典方法:通过化学修饰并结合动力学分析,鉴定酶活性中心氨基酸残基的类型。该方法被视为酶学基础研究里程碑式的经典方法。邹承鲁在深入研究这一方法后发现,它仍有不足:既有结论尚未揭示必需基团修饰与酶活性丧失之间的定量关系。
针对这一不足,邹承鲁没有沿着动力学路径继续推进,而是另辟蹊径,从统计学角度切入。他结合已有数据反复思考,最终提出了一个简洁公式,用于描述必需基团修饰与酶活性丧失之间的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又推导出一种作图判定方法,用于确定必需基团的数目。
这一公式和作图判定方法公开发表后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认可,后被命名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相关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除了取得一项项影响深远的成果,邹承鲁还做了一件对提升我国学术成果国际影响力有重要意义的事。
1979年,邹承鲁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羧甲基-D-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光照产生新荧光物的研究。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面对伪科学坚持说真话
邹承鲁留给中国科学界的,不只是写进论文的成果,还有难以写进论文的东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评价说:“邹承鲁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者。让人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科学精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追求真理,邹承鲁都是坦率的,是一个敢于直言的科学家。”
邹承鲁爱“较真”。面对“水变油”等伪科学乱象,他总是忍不住说几句。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张颖清事件”。20世纪80年代,张颖清创立所谓“全息生物学”,一时声名鹊起。邹承鲁对此不以为然,将县城医生周慕瀛质疑该理论的文章推荐给媒体。文章见报后,张颖清寄来诺贝尔奖评委格瑞讷的回信,以此证明自己有望获奖。
没想到,较真的邹承鲁直接写信向格瑞讷核实,证明张颖清的说法并不属实。此后,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由10位院士专家组成的评议小组进行评议,最终评议意见指出,该理论“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科学实验证明、必要的基础研究论证与前瞻性的系统研究设计”。
在邹承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看来,这恰恰说明他有一颗“最善良的心”。“面对不正常、不正当的现象,只顾自己利益的人,闭口不言就是了。只有真正爱国家、爱人民、爱科学事业的人,才会无惧打击报复,坚持说真话。邹先生说过,敢扬‘家丑’,才能消灭‘家丑’。”王志珍说。
邹承鲁长期关注科研道德问题。晚年,他或接受媒体采访,或主动撰文,批评伪造学历、一稿多投、搭车署名等学界乱象,呼吁建立良好的科研风气。
2006年11月23日,邹承鲁与世长辞,享年83岁。15年后,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3258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邹承鲁星”。从昆明那座纪念碑,到宇宙中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邹承鲁的名字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铭刻下来:碑石上的名字,属于一个22岁投笔从戎的青年;小行星上的名字,属于一位敢于直言的老人。相隔万里的两个“邹承鲁”,共同拼出他科学报国和追求真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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