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封面报道

凝聚绿色共识 “碳寻”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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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早已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国迈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战略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毫无意外地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会场内外热议的焦点。这一议题不仅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更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法典划定红线

报告锚定降碳路线


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同时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为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这部法典是对现行30多部生态环境相关法律的系统整合,规模宏大,共计5编1242条。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体系迈向新高度,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律依据,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考。从立法过程到内容设计,生态环境法典始终贯穿系统治理的理念,全方位、多层次地规范和引导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

如果说生态环境法典为绿色低碳发展划定了“法治红线”,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新提法、新部署,则为绿色转型明确了清晰的“行动路线”。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年度发展目标发生了重要调整,首次将“能耗降低”改为“碳排放降低”,并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的具体目标。这一调整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同时,报告首次提出“实施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行动”、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将“未来能源”“绿色燃料”也首次写入报告。这些密集出现的新提法,不仅仅是词汇的更替,还意味着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袁达在全国两会期间召开的国新办吹风会上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时明确表示,与“十四五”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上,更加突出了“低碳”要求。

袁达指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二是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他强调,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并不意味着放松节能工作,因为节能依然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降碳途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阳平坚表示,过去是“卡能源”,能源消耗计入考核;现在改为“卡碳排放”,鼓励尽量用清洁能源,激励各地和企业从被动节能向主动减碳转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也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碳作为更直接的约束性指标嵌入宏观目标体系,更符合以碳达峰为牵引的治理逻辑。

此外,今年报告还提出“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相较于去年表述去掉“行业”二字,这一措辞调整释放出明确信号:碳市场扩围的口径更宽、维度更广。结合碳排放双控制度、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等同步部署,预示着全国碳市场不仅将纳入更多行业,更将在纳管边界、核算标准、交易机制和约束对象等方面全面升级,推动碳市场从局部扩容转向整体提质。


代表建言

多元视角共探绿色转型路径


两会期间,在绿色转型的实践路径上,代表委员们结合各自领域实践,带来了诸多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提案建议,为绿色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聚焦农业绿色转型,他呼吁将“绿色发展交叉创新学科”列为国家急需专业学科,通过系统化培养转型所需人才,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遵循“掌握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发扬工匠精神”的方针,并大力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同时,他指出这场系统性变革呼唤体制机制创新与优化,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创造力,才能激活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首席专家、河北省杂交谷子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赵治海为推动“张杂谷”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契合国家战略导向,建议加强科技示范引领。依托农业科研单位,开展高产、节水、优质、绿色技术集成创新,建设示范片、示范县,以点带面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产业效益,推动“张杂谷”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长虹控股集团董事长柳江则以民生常用的锌锰电池为切入点,将“双碳”战略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他认为,锌锰电池虽小,却是连接绿色发展与民生日常的重要桥梁,也是检验制造业绿色转型和民生福祉提升的重要标准。柳江提出,加快提高锌锰电池的碱性化率,既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任务,具有产业升级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意义。


绿色样本

可复制低碳发展新路


绿色低碳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早已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绿色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地铁公交四通八达,共享单车遍布街头,越来越多的市民将绿色出行作为日常选择。

社区里,垃圾分类成为常态,可回收物精准回收,厨余垃圾变废为宝成为有机肥。绿色驿站里的旧物改造、绿植认养活动,让低碳生活变得简单有趣。从家庭的节能家电到商场的绿色照明,从写字楼的节能改造到城市的海绵建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低碳变化,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在基层,各地也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模式,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以“生态立镇、绿色发展”为核心理念,将绿色低碳微更新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该镇立足全域统筹的顶层设计,构建起“分类施策、协同发力”的推进格局。针对镇域内产业园区、老旧小区、新建社区、农业集中区等多元空间形态,制定差异化更新路径,让微更新精准贴合发展需求、直击治理痛点。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郝亮认为,海湾实践不仅是一次镇域层面的生态改良,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实践的生动展现。它通过空间重塑、机制创新与社会动员,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社工部锚定“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前期实践要求,立足社区作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民生保障“最前沿阵地”、绿色发展“基层微单元”的核心定位,以绿色低碳微更新为抓手,将生态环保理念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构建起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文化浸润的“生态治理共同体”模式。这一模式以基层实践的“小切口”回应国家绿色发展的“大命题”,为基层社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微更新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亭湖样本。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鹏飞认为,盐城是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亭湖区是盐城市核心主城区。通过对亭湖区的深入调研发现,亭湖区作为长三角低碳发展示范区,以“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创新探索减碳与无废社区深度融合的“亭湖模式”。该模式通过技术赋能、多元共治和场景化实践,为基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和可借鉴的范本。未来,“亭湖模式”需进一步迭代社区幸福家园建设的技术体系,实现迭代与生态扩展并进,为全国基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所谓的绿色低碳就是从工业园区的零碳改造到城市社区的绿色生活,它正在慢慢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如今,首部生态环境法典的即将施行,为绿色发展筑牢了制度保障和法治保护;代表委员们的积极建言,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智慧支持和探索路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环保参与、各行各业的创新实践,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长出“美丽中国”的灿烂之花。

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产生活的生动实践,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力量,引领中国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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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小蓉提交了《关于建立废旧手机废旧电池等安全规范回收处置体系的建议》,旨在推动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目标实现。

刘小蓉指出,当前,我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废旧手机、废旧动力电池等电子废弃物的产生量进入爆发期。这类废弃物既具有显著的资源价值,也潜藏较大环境风险。

刘小蓉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因担忧手机内个人隐私泄露,且回收渠道管理混乱,监管存在盲区;二是环境与安全风险突出,流入小作坊的废旧电池和手机多采用“酸浸”“火烧”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对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持续性污染;三是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管理文件多以部门规章和指导性文件为主,法律层级不高。

对此,刘小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安全管理条例》制定工作纳入立法规划,提升废旧电池、手机等重点品类管理的法律效力。明确规定报废退役电池、废旧蓄电池品类等必须交由符合国家规范条件的“白名单”企业处置,将规范交售作为车辆报废注销、运营商设备更新报废的必要前提。同时,刘小蓉建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制定针对手机、动力电池等产品的分阶段、可考核的强制性回收率与资源化利用率目标,并将完成情况与企业信用评价、产品准入等机制挂钩。全面推行“数字护照”溯源管理,强制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出厂时赋予唯一电子身份标识(如二维码),依托国家统一平台实现从生产、销售、使用到退役、回收、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信息可追溯、流向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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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结合荣程集团及广大民营实体企业的转型升级实践,建议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引擎,纵深推进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双轴转型,全面筑牢“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之基。

张荣华发现,当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仍面临几大深层次梗阻:智能制造的“数据底座”依然薄弱,企业间、行业间数据孤岛问题突出;科技创新的“首台套、首批次”应用壁垒极高;“双化协同”的国际规则对接滞后。对此,张荣华建议,从国家顶层基座建设与企业创新主体扶持两个维度发力,解决上述矛盾。

在国家层面,构建国家级智能制造AI公共算力与数据大模型底座。建立国家级“工业大模型开源与数据共享平台”,制定跨行业的工业数据采集、清洗、确权、交易的国家标准;由国家统筹建设“工业级公共算力中心”,定向支持钢铁、化工等传统重工业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升级;同时,建议国家在支持科技创新时,政策重心从“前端研发补贴”向“后端应用场景开放”倾斜。

在企业层面,强化“链主”企业场景定义权,探索“国产化首用容错”新机制。鼓励并授权在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领域有深厚积累的民营“链主”企业,牵头组建上下游“新质生产力创新联合体”,由企业来定义技术需求;针对引进应用国产核心工业软件、前沿氢冶金工艺、高端智能装备的企业,设立专项“科技创新应用风险补偿基金”或“首试险”,彻底打消实体企业“不敢试、不愿用”的顾虑。

在双化协同发展方面,张荣华建议以数字化重塑绿色低碳评价体系,抢占全球“双碳”标准话语权,将我国的技术优势与应用场景优势转化为不可替代的规则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