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教授
李稻葵，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曾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
2008年3月，李稻葵教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记者采访时，他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全球救市，中国应“先把自己的地盘守好”
记者：李教授您好。请问，如何定义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将持续多久？
李稻葵：首先要搞清楚定义，金融风暴也好、金融危机也好、金融崩溃也好，它的表象是什么呢？是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破产，从而带来短期借贷市场的崩溃。如果把这个定义成金融危机最核心问题的话，我个人预计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加上美联储上万亿的直接印钞票的措施，基本上应该能够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内，稳定住美国的金融市场。但是稳定了金融市场不等于美国的实体经济不会进入衰退，恰恰相反，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实体经济应该会进入一个比较短暂的、比较温和的，但是时间非常长的衰退，恐怕长达五六年甚至十年。
记者：在全球救市的集体行动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稻葵：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干好，这个叫“守”，先把自己的地盘守好。怎么守好？首先，国际经济出现了波动，国际经济衰退迟早到来，我们的进出口肯定会受到冲击，所以要不失时机，一定要启动自己的内需。怎么启动内需？一定要有公共财政的支持，公共财政要有新的思维。现在这个情况，百姓不敢消费，你不能强迫百姓消费。要改变百姓的消费是很难的，等于改变一个观念。企业投资已经非常高了，每年占GDP的43%。投资上不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由政府消费。有人说了，政府消费以后会出现赤字怎么办？这个不要紧，出现赤字以后，若干年以后你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部分减持来弥补。
“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防止当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市场稳定了以后，我估计大概六个月左右，稳定以后有可能我们的钱就出去，没有组织、混乱地出去抄底了。这个时候资金如果跑的话，会出现问题，所以“守”一定要做好。“攻”，比如像冰岛这样的国家，我们当然应该本着合资、合作的态度帮他们解决问题，去搞一些企业合资，但是千万要注意国际上的策略。另外，“攻”，很重要的是多跟美国打交道，在外交层面多协商。
记者：李教授，这场危机百年不遇，有危机必然也有机遇。中国怎样才能抓住其中的机遇？
李稻葵：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既然是百年不遇，我们就必须本着如何保证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够完成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变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的历史过程。我个人分析，未来30年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冲击还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金融界，而发达国家的金融界主要是一批金融机构。我个人认为应该紧紧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抄底，而是撒开了平均式地去投资。总有若干主流的金融机构会生存下来。如果在三到四个主流机构里，我们有1%到5%的股权的话，我们就有知情权了。未来如果金融经济开放了，他们想来炒作人民币的资产，我们事先知道，甚至可以有控制权，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双轨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记者：现在都在谈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请问，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实现？
李稻葵：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利大于弊，这将是历史性的趋势。我认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的步骤，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在境外充分运用香港的优势，尽快扩大人民币证券市场规模，使之尽快与欧元和美元证券市场相抗衡，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记者：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稻葵：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其好处之一是中国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行量进一步提高，中国居民通过央行发行货币来获得一定数量的铸币收入。另一个好处是大大减少中国国际收支的波动—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就从来不需要考虑其国际收支的危机。第三个好处是外贸企业的结算和成本以人民币计价，可以大大减少其面临的汇率风险。
当然，长远来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时，中国政府或多或少将承担一部分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的责任。设想未来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出现较大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其他国家情况，比如，通过提高人民币利息，或紧缩人民币发行，使邻国货币贬值，从而帮助邻国走出经济衰退。这也是世界各主要央行出于自己狭隘的业务难度考虑，一般对本国货币国际化并不积极的原因。比如，欧洲央行在各种场合明确指出，不希望欧元成为国际货币。此前的联邦德国央行，现在的美联储对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态度也都比较保守。当一些发展中的小国提出完全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美元时，美联储不断给予警告，表示不邀请使用美元的其他国家代表参加美联储的政策制定会，更不会考虑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事实上，这一态度仅仅反映的是各国央行的技术官僚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从整个国家战略意义上考量，本国货币国际化明显利大于弊。
总的说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是历史性的发展趋势。但是，人民币今天完全成为国际货币的障碍仍然存在。为了消除这一障碍，可以充分发挥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作用，在境内逐步改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境外充分运用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优势，尽快扩大人民币证券市场的规模，使之达到与欧元和美元证券市场相抗衡的格局。一旦条件成熟，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美好前景，今天的政策考虑需要十分谨慎。
改变城市化的方式
记者：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李稻葵：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一是国内消费疲软，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储蓄太高。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经济的总体需求不够，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高速增长的出口以及贸易顺差来支撑我们宏观经济的增长。二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太高。这“两高”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很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出现了对称的经济上的缺陷，彼此都被拖住。
中国经济运行中“两高”的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经济过早地进入了“日本病”的怪圈，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很多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非常相似：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出口，然后出现了国际社会对本地货币升值的强劲挤压。强劲的压力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进入之后又造成资产价格上升，然后银行体系出现了很多隐患。这些隐患短期内表现不出来，长期之后一旦暴露就会出现泡沫破灭，使整个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记者：“两高”问题应该通过什么途径解决？
李稻葵：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改革城市化的方式。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动力，中国目前消费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消费没有起来。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消费这个问题，目前已有的共识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把一部分农民转变为非农民，从而把农村的一部分消费转移到城里来。
中国现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简单地扩大城市的占地规模，而不是允许农民变成城里人。举例说就像是浦东模式和深圳模式的区别一样。我每一次去浦东都感到非常悲哀，到了晚上就没有人，就像是美国的郊区一样。这不是城市的发展。而深圳正好相反，深圳是先移民，移民之后产生了对土地的价格、对房地产的需求以及对城市扩张的自然的市场的动力。这才是正常的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基本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违反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改革开放30年来改变最少的一个制度就是户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