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科学诠释科学创新与发展
——访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Roger Kornberg
Roger Kornberg博士，1947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是斯坦福大学教授。2006年，Roger Kornberg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首次详细地描述了基因真核的转入过程。目前该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实验室，对于癌症和心脏病治疗有着重要的作用。Roger Kornberg的父亲在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47年后，Roger Kornberg子承父业，获得诺贝尔奖。
在今天的环境下，科学创新有哪些规律？记者采访时， Roger Kornberg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诠释。
19世纪的科学革命
记者：现代医学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什么特点？
Roger Kornberg：生命科学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人们往往忽视现代医学在世界各地都在应用，当然在中国也有西方医学的应用。但现代医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对于疾病的治疗还是非常简单的。今天的医学是19世纪从欧洲开始的一场科学革命的成果之一。
记者：这场科学革命产生了哪些新技术？
Roger Kornberg：可以看到，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惊人的变化。在这期间，医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首先，第一个突破就是抗生素。抗生素在英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它治疗了很多很重要的疾病。之后又产生了更多的科学突破。还有一些技术可以发现早期的癌症，还有基因工程，对我们现在的临床实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新技术举不胜举。
记者：这些进步有什么特点？
Roger Kornberg：所有这些进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研究人员当时只是为了发明而发明。在他们发明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去防止或者是治疗疾病。在生命科学的历史上，常常是人们有一个直觉，他们的研究首先不是为了解决医学上的问题，而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
10%的基础研究成果可用于实际
记者：生命科学在实际应用或者说产业化方面成效如何？
Roger Kornberg：生命科学的成功就是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不断地推进。人类基因的研究，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在进展。还有就是人类基因序列的排序，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生物技术可以应用的一些问题。
关于人类的基因排序，它和相关蛋白彼此之间进行互动的方式等，这些都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此研究基础上，在如何应用方面，我们只能寄以非常微弱的希望。而且，在基础研究中，对未来的这种期望是非常微弱的。
记者：为什么说这种希望“非常微弱”？
Roger Kornberg：在基础研究的成果中，可能只有10%能够最终得到实际的应用，而剩下90%都是做前期的工作。而对基础研究的这种需求，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记者：现在的研究状况有什么新变化？
Roger Kornberg：在美国、欧洲还有世界各地，我都曾经做过一些巡回演讲。期间，我非常失望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现在更加关注应用型研究，而把基础研究完全抛在身后。在过去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应用型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基础研究已经完全被人们忽视和忘记。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记者：在美国，公众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科学创新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Roger Kornberg：真正推动科学研究的很少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政府部门。这主要是因为基础研究的时间很长，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解决。因此，只有公众部门才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投入其中支持基础方面的研究。而私营部门更加关注的，是CEO能够向董事会递交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如果由私营部门承担，那它们很难承受这么长时间的等待。
记者：美国医药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什么特点？
Roger Kornberg：医药公司生产的是抗菌性的药物。在美国，它们经常要做出比较复杂的选择，比如说一种药物直接可以在治疗癌症方面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另一种药物可能并不是针对癌症或者是人们所关注的某种疾病，但是从保健层面上来看，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的生命。很多美国的制药公司都在这两种药物之间进行选择，当然它们的选择是为了公司的利润。
美国和中国起领导作用
记者：美国政府在促进生命科学研究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Roger Kornberg：大概50多年前，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就是由国会制定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投资项目，而且这种投资不仅针对美国国内，也针对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后证明，这些项目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正是这项投资促成后来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成功。这不仅节省了各国的财政支出，也极大地节省了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所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
今天，美国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投入只有50亿美元，只占整个医疗研究成本的10%，这与其他国家在癌症方面所花费的医疗成本相比，是比较小的。但正是由于美国在基础研究和其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降低了癌症的发病率，从而使得美国在这个方面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癌症总的发病率及在癌症发病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方面，却显示出相应的优势。我相信，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起到领导性的作用。我非常敬佩中国的那些科研工作者，敬佩他们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努力。
投资与项目之间的微妙关系
记者：投资者投资一个技术开发项目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Roger Kornberg：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机构，在对某一个研究项目投资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对这个项目出资了，就意味着会挤占其他项目的一些成本。而出资者对一个项目出资，目的是最后有一个发明或是发现。
记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情况？
Roger Kornberg：在美国，研究人员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去进行相关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可能把最初研究的目的给抛弃了。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路径更可能接近成功。这就会偏离最初的研究方向。
记者：是否所有的研究都能带来发明？
Roger Kornberg：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最终都能带来发明。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他们没有达到投资者预期的目标，他们得到的出资就会不断减少，这也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现象。
很多基础性的研究都是跨学科的，而且需要很多年的合作。因此，一项研究很可能就和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直接联系在一起。某一个方面出现不利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局面。
硅谷的真正优势是人的资源
记者：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进行重复研究，而不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成果呢？
Roger Kornberg：我认为，这是因为基础研究涉及到人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离得比较近，硅谷是高科技和生物科技诞生的一个摇篮。但是硅谷同时也是一个新发展的创新性的孵化摇篮。硅谷所产生的一些经济价值，使很多投资者感到满意。在硅谷有很多创新者，还有很多是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我也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
记者：您认为，在硅谷，对于技术创新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Roger Kornberg：是那里的各种人力和精英的资源，人的资源才是硅谷真正的优势所在。正是这种资源构建了一个基础，吸引了相关的人才。
记者：从宏观上看，生命科学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Roger Kornberg：宏观性的目标，就是要去探索人的本性和本质。关于人类种群的发展，是否真的能够在外空建立我们的一个居住地，人类的聚集点究竟可以扩展到什么样的层次上。要回答这些问题，都要求生命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