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热点聚焦

中小企业是创新主体中的主体

      如果我们致力于创新

的话,一定要加强对中小

企业的帮扶,让它们能够

成长起来


中小企业是创新主体中的主体

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一、重视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我们要充分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规模经济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规模意义非常重大。但技术创新并非如此,技术创新规模往往是不经济的。这里有经验数据,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来自小企业,我国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和工商联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显示,70%以上的新的技术创新来自小企业。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明人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企业规模大了以后,为了保持整个企业的步调统一,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而束缚了创新人员。另外一个问题,企业规模大,创新人员得到的回报就会打折扣,这叫做利益关系的疏远化。所以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大的创新型企业到了50年代以后的新技术革命时,就渐渐没落了。比如说,像朗讯那样很有名的创新型企业,现在不行了。大企业用了另外一些办法,由投资部在小企业里面投放一点资金。所以,如果我们致力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帮扶,让它们能够成长起来。给小企业特殊政策,是不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的要求呢?不会。因为小企业有一个外部正效应,就是它能够使得整个市场活跃。这个收益小企业拿不到,这是社会收益。所以,应该对小企业予以帮助,给它们信心。
吴敬琏        最近的一个状况是:有些小企业似乎感到自己受到一点挤压。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思想方面的原因。2004年以来,指责市场化改革的思想有回潮。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为了支撑经济发展,贷款量增加,大量贷款就会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于是银行为了自保会选择国有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4万亿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大企业、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这样就有一个挤出效应,导致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我建议各级领导要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政治方面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现在人们记得的就是1000亿的国债投资。其实当时国务院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扶持小企业。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条值得充分借鉴的经验。最近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些措施,各级政府都需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

        二、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

        政府怎么样在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上充分发挥作用?首先是要把“十一五”规划和“十七大”关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这个基本的判断、基本的路子坚持下来。这两年的经验可以充分证明,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做得好的地方都表现得大不一样。政府当然要加强扶持的力度。另外,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问题,即政府去扶持的方法问题。政府首先要去解决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性障碍,这在“十一五”当中已经总结过了,我们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所谓的制度性障碍就是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要打破这些制度性障碍,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个按照规则的、法治的市场前景。
        政府的扶持方式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观察到的情况是,我们有些不该为的为了,有些该为的没有为。有几个事情好像不应该为,一个就是设立行政许可,设立市场准入。本来市场准入这种翻译方法是在外贸中用的,就是市场进入。在国内市场来说,凡是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做,叫做非禁即入。现在民营企业,据工商联的相关人员介绍,民营企业准入的范围比外资企业还要小。
        另外一个是指定技术路线、指定产品路线,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日本通产省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研制高清晰电视上,他们认为肯定是事半功倍的,结果被美国的数字式超过去了,整个就落后了一个时代。我们有本事看准了什么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不一定。再一个是直接订购产品或者提供产品上。有些行政部门有一种说法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弄一个项目,这个产品就给本地企业了。譬如说“十城千辆”就有一个问题,往往是某个城拿到了“十城千辆”电动汽车项目以后,就安排本地企业生产了。这个办法不行,这个办法会影响到投资效率。
        有所为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经营环境的提供问题,还有共用技术,包括我们的孵化器。这些方面需要政府牵头,但用一种PPP的方式,就是政府和民间伙伴关系来提供。很多开发区里面的孵化器,用了这种办法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补需方现在有一个争论,比如说节能汽车,补需方应不应该补?为什么节能汽车要补呢?从经济学上来说,不节能的汽车造成外部的负效应,造成了社会成本。有汽车界的人士提出,用能源税把社会负效应收回来,然后补给节能汽车。这是提高整个社会效率的一种办法。
        怎么实现我们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型,需要总结经验,需要改善方法。比如汽车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技术人才不够,我们的发明创造不够,所以要搞自己的新兴产业很困难。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化。电动汽车有几个技术路线了,最成熟的还是高储量的动力电池,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欧洲都向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方向从技术上来说我国不比其他国家差。从混合动力到插电式混合动力到全电动,关键就是电池,电池里面的关键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正极,一个是膜。正极这个技术中国并不差,深圳一个小企业叫做德方纳米,技术水平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是一样的。至于说整车的生产,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比亚迪在全世界来说,也在前列。不过这两个在我们这里都没有被发现,像比亚迪是巴菲特发现的,巴菲特一入股,它的股价就增长了6倍。所以,现在王传福先生变成了中国首富。A123原来的加工企业在中国,生产量很小,只装备了一些风力发电站,汽车上没有。但是,当它的技术得到美国能源部一亿美元的资助以后,很快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去年奥巴马支持汽车产业转型申请贷款,大概申请了18亿美元,在密歇根州建一个厂。密歇根州由此确定一个目标,把密歇根州变成世界动力电池之都,所以又给了1亿美元的退税。最近美国能源部又给了2亿7000万美元建厂资助。它自己又上市,这两天IPO了。它现在也公布拿到了专利授权,已经开工建设了。而且最近又宣布同上汽订了合同,供应上汽动力电池,做电动车。它的追赶速度比我们快。另外,它的市场组织比我们好,因为如果每个企业都尽量想做大而全,那它的追赶速度就会慢。
        我建议,我们领导部门好好分析一下这些案例,看一看我们到底应该从哪几方面做改进。我们过去常常出现这些问题,“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同高标准、高技术失之交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赢得国际标准、技术标准的竞争,建立起我国的新兴产业,或大或小的新兴产业。
                                                                                                                        责编/任晏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