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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威廉•恩道尔在上海浦江新论坛上演讲        

     
    
自从1945年以来当上全球霸主的美国,正在进入它自己最后的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今后数年里,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被这些危机急剧地削弱。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希望美国经济会出现V型复苏的预期的那些人,都是完全没有看到事实。我们需要记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预见了此次危机的深广程度。


 

关于创新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当前的全球危机与中国

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 威廉•恩道尔


        唯一的超级大国失手了 

        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控了,这对于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统治者滥用了对他们的信任和自己的职责,专横地对待世界人民和自己国家的人民。美国的统治者或者说那些权贵精英,失去了他们曾经握有的对世界的控制权。
        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这是美国房地产债务市场上很小的那个“次贷”部分在2007年8月出现了危机;这是一块高风险的按揭市场。但是这场危机真正的源头,是在38年前制定的一项决定命运的决策。
        1971年8月15日,当时在任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听从了戴维•洛克菲勒和保罗•沃克尔的建议,采取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行动:撕毁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就是那个确定了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基础的协议。从那一天开始,美国将不再允许外国央行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这一天就是纸币美元汇兑体系的起点。美国的经济实力从那时开始受到侵蚀,可是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看明白过这一点。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基础被逐渐破坏,越来越多的基本生产被这种经济体系外包到国外生产更便宜的地方去了,服务业却因此而兴起。 
        用上世纪70年代的时髦话语来说,美国要成为“后工业”国家,成为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就是依赖于全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制造业中的劳动者的那种经济。
        从表面上看,这个体系运转得好极了,但是只限于一定的时期。这个时间段的终点是2007年8月,德国一个很小的银行发生了危机。那一家德国银行持有的10亿美元规模的美国次贷债券,忽然之间没有人愿意购买了。以本人的愚见来估计,在50年后这样的事件还要发生,那将是一个制度的终点—那个制度最初出现在17世纪之末,以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为标志。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得它进一步展现。

        自由市场美元体系

        美国在1971年8月的金融决策是实用主义的,它的后果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在那个布雷顿森林货币系统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可是美国在1971年没有去纠正它,这是一个失败,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了今天的危机—这是一场用了将近40年时间酿成的危机。
        1971年之后,美元不再依赖黄金,于是华尔街上的强势集团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就去推进一场行动,它们自己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把尽可能多的国家职能私有化,把政府的管制尽可能削减掉,就是这场“革命”的动力。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看懂今天的这场美元危机为何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渡过的事件。美元作为世界的主导货币和关键性货币,现在是它谢幕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了。
        1970年代之初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美国最强势的大银行和大工业界对于一场危机的回应。美国的跨国企业和银行从1945年以来曾经在全世界享有的优势,到那时在总体上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研发在1950年代曾经是世界的标准,到了1970年代这个地位也已丧失,只有少数几个部门例外。美国政府在战争年代对工业进行了投资,到那时也需要新的推动力了。美国的公司面临更先进、更现代的竞争,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这两个国家的技术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有更高的获利的能力。概括地说,就是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必须提高利润率。它们对这个危机的回应,就是向海外而不是在国内进行投资,“贱买贵卖”。
        在洛克菲勒集团的带领下,美国精英圈子的决定是:绕开自己的国家。他们这个行为,在数年之后被称为“撒切尔革命”,在美国被称为“里根革命”,在欧洲大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他们需要解决盈利性危机,但是却用外包摧毁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就这样美国经济被改造了,变成了金融化的经济。他们生产的唯一重大商品是债务—并且是越来越多的债务。对于纽约的一小撮银行巨头来说,这样做太能盈利了,至少在金融化经济2007年崩塌之前,的确是这样。
        这个模式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收入分配的流动,背离了那个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财富通过税收和其他途径日益集中起来,流向人口中10%最富有的那一组人。第二个特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战略的不可持续性。这里的问题包括工业部门资本积累锐减,以扩大消费信贷来为GDP增长融资,对外贸易逆差,政府性公司和私营公司账户经常出现巨额赤字。
        只有看清楚历史,才能看清楚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这是始于1970年的美国式“自由市场革命”的崩溃,是里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死亡,是纸币美元体系的死亡。

        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革命是一种倒转:在大萧条年代,全国范围的工会经过艰苦的劳工运动,为人口中的大多数赢得了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工资水平,这些现在又失去了。新自由主义革命通过大规模的宣传,鼓吹缩小政府规模,解除对经济的管制,鼓吹把优质的国有公司私有化。里根当政的模式是直接对工会实施打击,那时26%的美国工人曾经是由工会代表的,而今天只有12%的工人还是工会会员。过去强大的汽车工会、钢铁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现在都只剩下空壳了。它们的会员或者退出了,或者老去了。而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目标,正是在美国全面压低工人的工资。
        与此同时,政府对银行管制的重要内容被解除,对金融的限制没有了—这就是“自由的市场”,曾经强有力的公司被毁坏,向“股东价值”的利益敞开了大门。这种教条的逻辑是,在一个稳定的工业部门中,不论资本是投向“古德伊尔”轮胎、通用汽车还是通用电器,唯一最重要的利益是投资人的利益,而社区的利益、工人的利益、整体上的美国经济利益,都不再重要了。有一个1980年热映的名为《华尔街》的好莱坞影片(导演奥列佛•斯通),把这个要点抓住了。 
        被解除了管制的华尔街发明了许多新金融产品,总称为金融衍生品和期货—套值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受管制的衍生品交易,已经变得比股票交易和商品交易更加赚钱,比石油股票还要赚钱。根据巴赛尔国际结算银行所说,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价值,不管是想象中的还是名义上的,2009年之初时总值已经达到600万亿美元。其中41万亿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互换合同”(CDS),这正是这场美国银行危机中最核心的麻烦。从银行借了钱去持有的这种“信用违约互换合同”CDS,达到了5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是场外交易的(OTC),这就是说,根据1999~2000年通过的法律,它们根本不用接受任何政府监督。
        我们来到了“蛮荒的西部”—这里是没有规则的游戏场。起草去管制法案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提姆•盖特纳,另一个是拉里•萨莫斯,今天他们正在主持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而美国本应该纠正的,恰好是他们这些人制造出来的错误。可是迄今为止,除了把纳税人数千亿美元的钱送给华尔街大银行以外,美国无所作为,在这样一个白宫经济政策班子的领导下,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因此,里根自由市场革命的效果,正是摧毁美国工业的基础,并且建立一种以债务为基础的寄生性经济。现在这一切要终结了。

        “竞底”的经济

        美国和G7一起,其中最活跃的是英国,它们所制定的国际贸易新规则,是最有权势的金融和公司精英的下一步行动,它们的目标,是夺回大萧条时代向人民让出的利益;这些新的规则,允许美国的公司和银行向国外的生产部门投资—这是一场“外包革命”。截止到1994年,美国、G7及其另外几个同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一帮,联手共同对付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进了一项激进的新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借此建立了WTO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全球贸易“警察”。
        WTO的规则是美欧的“富人俱乐部”制定的。这个机构打开了廉价劳动力的防洪闸。美国把它称为“全球化”,其实这不过是里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传播—这就是那个“自由的市场”。新的WTO规则给美国整个的工业行业找到了一条外包捷径,把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里去,美国从中得益,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大飙升。首批国家如墨西哥的免税的边境加工区最受欢迎。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外包的首选国家,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中国冲击波

        这个计划太成功了,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飞快地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之一。美国为了工商业的利益,玩的是一场“中国游戏”,他们要把中国这个廉价劳动力的大水池维持住,把生产的成本降得更低。WTO的规则允许通用汽车公司或者克莱斯勒公司在中国生产汽车,然后“出口转内销”,卖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去,赚取巨额利润,而置美国国内的生产部门于不顾。在过去的15年中,搜寻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正是推动WTO式全球化的引擎。这是一场“掉到底”的竞争,结果是美欧国内的工资下降,厂商在中国低廉的工资水平的竞争下只能挣扎自保。
        意料之外的事情从2005年开始出现。“底”开始升高了。中国的工资开始上涨,因为工人的技术提高了,他们为世界市场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因而提高了自己的所得。中国工资水平的变动在华盛顿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却发出了美国经济霸权走向终结的信号。
        “竞底”和越来越便宜的生产成本,把美国的股市撑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世纪末网络泡沫大涨的时刻,以万亿美元计的股资涌进美国去买首次公开募股的股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资本都往美国市场走。美国模式在达沃斯大受追捧,被当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成功,但是几乎没有人理解到这一点。

        
美国不会复苏

        今天,2009年,已经有两位来自不同党派的美国总统,都尝试过重建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从2007年危机爆发以来已支付了超过两万亿美元巨款,两位总统还是都失败了。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16万亿美元债务市场面前,泡沫后的市场下行—这个痛苦的房产价值调整过程,至今还只走过了三分之一。这个过程至少会持续到2012年底。在这个时期中,次生的经济振荡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比大萧条的后果更严重。
        成百万套美国住宅已经被腾空。在今后的数月中,还有成千万的家庭将要从居处搬出来。为美国贡献了70%GDP的普通的消费者家庭,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为买车欠债、为子女上大学借款、为购房欠债、用信用卡消费欠债。他们欠的债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三倍。消费者退缩了,他们减少支出,尽力付清信用卡债务。这些都加剧了经济的收缩,形势的严峻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官方数据的估计。今天如果用1950年的可靠的统计方法来估算,在美国有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中,真实的失业率已超过20%。
        今天美国的工业和就业形势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坏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在以往的20年中,先是把他们的退休基金大量投资于股市,然后又转向房市,现在他们要退休了。从2009~2011年开始,上千万的退休者为了生活下去,需要兑现股票,把本来在退休后要住的房子出售到正在下滑的房地产市场上去,他们将停止向政府、向公共年金基金付税。他们要靠卖出股票来生活,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资本从股市退出。对于华尔街的金融大腕来说,这相当于潜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的一场危机。

        经典债务陷阱

        在政府那一方面,美国的公共债务失去了控制,救助华尔街上的大银行,如花旗、高盛、大摩、美洲银行等,动用的资金规模超过万亿美元,情况还是变得越来越糟糕。巨资注入后,银行仍然不能进行借贷,因为没有人还借得起钱了。说到美国政府的债务,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非常痛苦地看到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债人。公共债务总计约12万亿美元,几乎等于一年的GDP。在以往的八年中,美国的公共债务翻了一番还多:为了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政府必须通过赤字为战争融资。打这几场战争的钱,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事实上是来自中国的储蓄:是中国投资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或者对半,加上政府和企业如房地产的投资。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目前的这场危机,不是全球的经济危机,而是全球经济中一个部分的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中国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多多少少避免了最坏的情景,即美英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那种情景,正是它们曾经最卖力地鼓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革命。
        自从1945年以来当上全球霸主的美国,正在进入它自己最后的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今后数年里,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被这些危机急剧地削弱。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希望美国经济会出现V型复苏的预期的那些人,都是完全没有看到事实。我们需要记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预见了此次危机的深广程度。我在2004年曾经警告过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泡沫,未来将发生崩溃。几年前我做了一项明确的决定,决不盲目跟从主流经济学的思考,而是尽我所能,做独立的分析工作。当所谓的主流在有毒物质污染了的溪流中挣扎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站稳了脚跟。污染主流的有毒物就是次债和衍生品。
        这一场美元危机的根本性质和它的深度决定了,不管是谁来当美国总统,就算是耶稣基督下凡,如果不把九家最大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任何人也无力回天。从高盛开始,美洲银行、花旗等等都在其中。必须按照1999年以前的规矩,即实行“去管制化”之前的规矩,对金融界重新实行管制。对华尔街银行的权力,我在自己的书中称为“货币托拉斯”的权力,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只保留常规的银行信贷功能。那些银行巨无霸必须被分拆,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废除衍生品场外交易的法律必须实施。但是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的任何一点点迹象—相反,我们看到纳税人的钱被更多地拿去,支持那些腐败的华尔街银行。

        中国创新角色的独特之处

        今天,仅仅在20年前还被美国大公司用作廉价工资之“底”的这个国家,中国,以大多数人无法设想的速度,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当这个世界的经济需要一个新的秩序,并且需要实现稳定的时候,中国能够承担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了。
        这不是靠中国用真金白银灌注美元债务无底洞;中国要依靠自己的活力、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去开创一种和平的新风尚。
        请和我分享我从最近几次中国之行中得到的观察。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还不得不采用美欧的公司模式,采用外资直接投资模式;然而面对无控制的全球化中存在着的真实危险,中国在2008年11月对全球危机做出的回应表明,中国是能够果断行动的,中国能够灵活应对一场全国性的危机。
        中国具有这样的身份:中国有工业的基础,一个在世界上最现代化并且还在成长的工业基础;有教育水平很高的中产阶级和劳动力,并且技术还在日益提高。儒家道德文化所具有的优势,以本人的一己之见来看,西方国家无一可比。
        对于下一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西方或者美国的面前,新中国不太像一个“成功”的模式,中国更多地是内向的,更加专注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传统;中国的经济就是在现代的氛围和对内的关注中发展起来的。
        创新的挑战与过去的挑战非常不同。这个挑战更大,但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回报也更大。我也认识几位离开了神奇的硅谷回来建设新中国的企业家。你们必须决定创新的中心点在哪里。我只想作为一个外人,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提出一点建议。你们是有能力的,能够完成你们的心智希望实现的事情。G7集团那些国家是衰老的、停滞的或者下滑的经济。它们的创新,是关于减少污染、让老人生活得比较容易的那些事情。
        在美国和英国,操控战略的精英圈子最大的担心,是欧亚大陆国家会从它们的鼻子底下抓走大量的市场和潜在的利益。上海合作组织就集中代表了这样的新市场潜力。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国家以及中东主要产油国联合起来,就能够经受住美元体系衰落过程中将会发生的任何经济振荡。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具有各自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上的劣势,然而作为一个集团,上合组织拥有军事上的保障,有原材料资源,有出色的劳动力和科技能力,它能够为地球上60%的人口改善生活。欧亚大陆是未来的学习班—它如何发展,它是否能够实现发展,都取决于组成它的那些成员国家。我对它的未来十分乐观。
        中国的经济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中国依然尊重老人的智慧。如果你们能够集中注意力于中国今天所缺乏、明天所需要的领域中,在所需要的技术方面,去关注最临近的市场,去关注中亚和东亚、非洲和南美洲,你们就是在为一个更加和平的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渡。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跟着美元巨轮泰坦尼克号一起沉下去。
        (本文节选自威廉•恩道尔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上演讲)

                                                                                                                           责编/任晏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