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玉梅，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0年—198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国立卫生院进修，主攻肝炎病毒学。1985年作为负责人，经卫生部批准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她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现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多种变异株，提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耐受性的观点，研究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策略，推动研制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型治疗性疫苗，被认为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获得“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称号，2018年获得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臣”荣誉称号。
她的工作生涯中有很多“第一”，人们喜欢把她比作“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的明朝女将秦玉良。不同的是，她学的是医者仁心，握的是科研力量，他就是闻玉梅，我国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第一开拓者，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疫苗实验的巾帼英才。
闻玉梅说过：“我一生都会铭记，我是国家人才投资的对象，是国家科研支持的对象，哪怕碰到千辛万苦，也不会放弃追求。虽然现在年纪85了，只要我还在，还可以思考，我一定会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作为一名科学家，闻玉梅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投入科研。已经耋耋之年的她仍然步履不停，肩负人民的重托与期望，不敢有一丝怠慢。
时间回到1934年的冬天。闻玉梅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母皆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博士。父亲闻亦传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于1924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母亲桂质良于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了清华大学的出国留学基金。1922年进入美国卫斯理学院，后考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她是我国精神科发展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第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专家、第一位出版精神病专著《现代精神病学》的专家。
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闻玉梅自小便耳濡目染，受到教育和熏陶。1943年，闻玉梅进入当时知名的圣玛利亚中学。1951年，闻玉梅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1956年，闻玉梅顺利毕业并选择去做一名临床医生。期间，一件事让闻玉梅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2018年闻玉梅获第八届免疫学会终身成就奖 杨光摄
当时，作为实习医生的闻玉梅在华山医院收治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孕妇，正怀第二胎，发生了心力衰竭而去世，最后母子都没能保住。这件事对闻玉梅来说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责，久久无法释怀。她无法直视死神从她手中将病人的生命夺走，自己却无能为力。母亲桂质良提醒她，一名好的医生，不能如此感情用事，缺乏冷静与理性。闻玉梅此刻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医生。也许自己可以从源头找寻答案，去研究、去探索、去创新，打破医学界的难题，找到治病救人的根本方法。就这样，闻玉梅选择做医学基础研究。
为此闻玉梅参加了全国首次副博士研究生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学的研究生。在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拜师学艺后，闻玉梅逐渐成长起来，她明白了一个科研人员应该具备的科学家精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不久，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华举办考试，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出国学习机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留学时间长的专业，而闻玉梅却选择了留学时间只有三个月的肝炎病毒。
闻玉梅说：“当时，我国十分之一的人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乙肝患者还在日益增多。一定要摘掉我们肝病大国的帽子。”她的心中十分珍惜这次向科技大国学习的机会，但更看重的是当时我国那数以万计乙肝病患者的健康。
之后，闻玉梅被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进修肝炎病毒3个月。这一年闻玉梅47岁。所有人都觉得她不可能完成如此繁重的学业。闻玉梅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之大，她从不敢怠慢，努力勤奋，最后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优异成绩完成了所有学业。
时至今日，在回忆第一次留学经历时，令闻玉梅印象最深的是她从国外带回的那一台低温冰箱和幻灯机。当时我国的低温冰箱质量有一定问题，做实验保存的血清常会融化而失效。设备的落后给科研进度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老旧的幻灯机也是十分难操作，工作效率十分低。闻玉梅决定在英国买一台低温冰箱和幻灯机回去。而在当时运回国内的费用比机器还贵。即使如此，闻玉梅还是省吃俭用，每天靠方便面度日，最后将这两台机器运回了国。
回国后，卫生部基于闻玉梅这一行为奖励了她一万块钱。拿到钱的闻玉梅立刻买了做研究的器材。也让闻玉梅的实验室有了雏形。其实从这时起，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已经深深植入闻玉梅的内心。闻玉梅说，“经常有学生问我，是不是申请了什么国家的项目，才有了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没有，当时没有项目这种说法，今天有着上千万设备的实验室都是那一万块钱起家的。”
此后不久，闻玉梅又在恩师林飞卿的帮助下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修，这也成为了闻玉梅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就是这次进修让她正式进入“乙肝战场”。
14个月的进修的时间，让闻玉梅意识到国家对她的重视与期望。这期间，闻玉梅接触到了“分子病毒学”，这个学科对于闻玉梅来说很是陌生，因为当时国内并没有这类学科。一头雾水的闻玉梅决定要攻克这一难题，她虚心向科研人员请教，利用自己仅有的空余时间，不做旁听生，坚持注册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夜间开设的分子病毒课程，学习了全部课程，并参加考试。年近50的她，全面学习医学分子病毒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为回国开设这门课程打下了基础。
闻玉梅和她的学生在实验室 孙国根摄
1986年，国家推出“863”计划，闻玉梅抓住机会，为后期的治疗性疫苗研究争取了第一笔资金。
当时预防性乙肝疫苗已经做得很好，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方式，但是一些已经感染乙肝的患者依然要承受病痛的折磨。乙肝病毒是不是也可以被治疗呢？闻玉梅表示可以用疫苗来提高人体免疫力，根据乙肝的传播情况，设想可以通过消除乙肝的免疫耐受，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对付病毒。于是闻玉梅把“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这一想法递交了项目申请。
到了项目答辩的日子，闻玉梅决定做一个动物模型来实现她这一想法，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可以选择的动物模型，于是闻玉梅就用中国的鸭子做了鸭肝炎病毒。评审团被这一从未有过的创新型想法所打动，当时就批下了100万的项目启动资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闻玉梅激动地说：“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连产品都没有，国家是在鼓励你去创新，项目可以落地，我不能忘记国家、忘记党。”
1987年，我国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研究正式启动。研究一开始，闻玉梅就面临一个大困难，那就是大家对这个“治疗性疫苗”的歧义。由于“治疗性疫苗”的特殊性，需要打破传统医学界对它的认识，避免不了的是同业人的不理解。
闻玉梅院士在上《人文与医学》公开课
“治疗性疫苗”的临床研究对于闻玉梅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临床答辩时，有专家说疫苗是用来预防病毒的，可是“治疗性疫苗”没有预防作用。但是它也不是药物。最后一波三折，评审团最终批准上临床研究。可是接踵而至的问题再次将闻玉梅推上风口浪尖。作为国际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治疗性疫苗”，因为没有可借鉴的先例，没有人知道，临床试验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
为了不让其他人担此风险，闻玉梅决定自己先注射她设计并实施的乙肝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学生袁正宏立即表示他愿意和闻玉梅做第一批临床实验的志愿者。袁正宏代表年轻男性，闻玉梅代表年长女性。在华山医院邬祥惠和张清波医师的支持下，按全面体检的要求，就这样闻玉梅和她的学生袁正宏开始了“治疗性疫苗”的自身临床实验。一共打3针，时间是9个星期，3个星期1针。直到9个星期之后，闻玉梅和袁正宏进行抽血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闻玉梅才决定将疫苗给其他人注射。闻玉梅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但是我不能让别人承受这样的风险。”
第二期的临床十分顺利完成了，研究的结果让所有参与此项目的科研人员充满了希望。第三期临床研究的医生表示不但要打6针，应该打12针。闻玉梅认为不妥，她说：“这是治疗性疫苗，刺激过头就会免疫疲劳，会适得其反。”闻玉梅为此开了三次会议试图改变临床医生的决定，可是换来的却是临床医生“我是医生，你不是医生。”的指责。闻玉梅有口难辩，研究人员最后拍板打12针。
“可是病人不是小白鼠啊！”闻玉梅激动地说。
随着研究成本、试验周期、病人数量以及临床研究医院资质等问题的增加，第三期临床的结果远不如第二期好，预示着可能这个项目要以失败告终。可是这个项目不仅是闻玉梅自己多年的心血，也是乙肝患者的期望。最后，“863”国家重大专项的专家们说，毕竟是国家的创新型项目，让闻玉梅再做一次临床实验。
如今，闻玉梅的“治疗性疫苗”已经步入最后一公里阶段。闻玉梅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量的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发展前景良好，但是药物有一个不可抗因素就是不能停，这意味着乙肝患者还要承受常年不间断服药的痛苦。但是如果在服药的同时配合预防性疫苗效果会不会更好。”对于闻玉梅来说，科研精神不仅是固执己见，更要与时俱进，结合现有的科技资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强大自己的祖国。
奋战乙肝的几十年中，闻玉梅时刻关注着医学界的动态，她时常对自己的学生强调要注重人文医学。她说：“医生和病人不是敌人，是战壕里的战友。”闻玉梅还积极在大学中开办人文医学课堂讲座，为新一代接班人注入人文医学新思想。闻玉梅说：“我们教学，不是简单传授技术，更要有时代性、社会性。既要介绍国际先进的成果，也要讲述中国科技界的努力和进展，坦言差距，激励年轻一代继续努力。”
闻玉梅院士获德国名誉博士学位
不忘记国家、不忘记人民，闻玉梅始终铭记于心。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她积极为国家分忧解难，提出“医老”问题，即老龄群体疾病的预防、医疗、护理及康复的一体化设计服务。
闻玉梅说，“健康老龄化”是老龄化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没有健康，老龄化社会将是国家发展的沉重负担，是老年群体享受生活乐趣的最大障碍，也是广大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根源。现如今国家大部分应对“健康老龄化”的投入都在“养老”方面。闻玉梅觉得，“医老”才是“健康老龄化”的基础。
如今年过80的闻玉梅，依然初心不改，几十年里，她从未放下手中那把科研的“利剑”。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医生所具备的仁爱之心，看到了科学家永不言弃的毅力和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