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自然地理研究之路
郑度，祖籍广东大埔，1936年出生于广东揭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郑少怀，曾任聿怀中学董事长，当时在汕头基督教会中有很高的名望。
聿怀中学创办于1877年，最初是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宗教学校，是汕头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学校名为聿怀，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会希望藉此学校，让更多的汕头人“回到天家上帝的怀抱中”。
1948年，郑度入读聿怀中学。少年时的郑度学习刻苦，勤奋努力，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尤其十分钟爱数学。
“当年母校的老师们教学水平很高，也很负责任。教数学的姚一新老师，一笔就可以画一个圆圈，而且非常圆。”几十年过去了，郑度对中学时代的记忆仍然是历历在目。
1954年，郑度从聿怀中学毕业要考大学了。
“高考时我们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山大学数学系，因为我自认为数学学得较好，地理系是第二志愿。”一直对数学情有独钟的他，高考时数学成绩不是太好，最终被中山大学地理系录取了。
郑度就这样“误入”了地理学的大门，走上了自然地理的研究之路。
创建于1929年的中山大学地理学系，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地理学方面的专家，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是我国最早在理科中开设的地理学系之一。
“当时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学风非常严谨，老师们一丝不苟的教学更是让我受益终身。当年我们每周要上30多节课，学习生活还是蛮紧张的，我们同样也是挺充实的。”郑度说。
“既然学了，就要学好。”在校期间，郑度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在学好自然地理各个分支学科的专业理论的同时，还要参与实地考察调研的基本训练。他与同学们从测量校园开始，逐渐深入粤北的大山、梅江的上游等地去做调查，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展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7月，郑度正式从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1999年9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从此，郑度真正走上了自然地理科学研究之路。
1959—1965年，郑度前往新疆对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考察，随后在中国科学院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从事水分平衡的试验研究，并对石羊河流域、河西走廊及酒泉地区进行考察与调查。
1981—1983年，他前往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地理系访问进修，专门从事山地地生态学的科学研究。
1987—1992年，他负责主持国家基金委与中科院重大项目“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的野外考察工作，率队考察了藏北羌塘高原无人区等研究程度低、条件恶劣的高海拔区域。1992年起，他任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99—2003年，他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项目首席科学家。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有关高原与山地的地理研究工作，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在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究中，他建立了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新方案；基于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的理念，他积极推动了区域发展中环境伦理的研究和应用。
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荣获国家和中科院的奖励，作为主要研究者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项目于1986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于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青藏科考的峥嵘岁月
“上世纪60年代以前，整个中国科学界对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4国土的青藏高原，从地质、地理、生物、大气，乃至整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还都很不清楚。”郑度表示。
1966年3～7月，刚刚成家不久的郑度第一次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他所在的第二专题组以垂直自然分带问题为重点开展野外工作，涉及自然地理、气候、地貌、土壤、表生地球化学、地植物、植物区系、动物区系等诸多专业，由张荣祖先生(助理研究员)任组长。
1967年，国家恢复珠峰科考。8月下旬郑度和姜恕先生(植物所)两人先行前往拉萨，9月初直接奔赴卓奥友峰北侧海拔5000多米的加布拉前沿哨所，在部队的支持下，攀登到亚冰雪带考察，在巴龙（海拔5420米）的石头小屋过夜。随后他们自然地理组（还有胡朝炳、赵从福）在希夏邦马峰的南北两侧工作，又到吉隆藏布谷地考察，抵达中尼边境的热索桥。
1972年底，中国科学院响应周总理“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兰州召开珠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交流会，制订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组建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作为考察队的一员，郑度先后参加了对西藏自治区、横断山区和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郑度等完成了对西藏和横断山地区的野外考察研究工作后，决定到青藏高原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去探秘，他们就把目标转向了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地区。“该地区气候寒冷干旱，条件严酷，研究程度很低。当时科研工作已开始由计划安排转为项目申报。尽管随着年龄增长、体质下降，工作与生活条件差，但我们这批中年人仍然满怀信心积极争取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郑度表示。
当时，参加项目答辩评审会的学部委员陈述彭先生极其风趣地形容他们参与的是一个“三五牌”的项目。究其原因，这一项目是由他们这一批50岁上下被称为“老青藏”的中年人作骨干，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高原地区进行为期5年的科学考察研究。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给予重大项目的资助，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能够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到青藏高原最恶劣的区域去探索自然奥秘。”郑度如是说。
为了取得羌塘高原北部的基本科学资料，他们决定在第一年趁热打铁，组织精悍的小分队前往考察。1987年盛夏小分队从南疆的叶城出发，沿着新藏公路翻越险峻挺拔的西昆仑山向北羌塘高原进发。
这里海拔4700～4800米，地势平缓、气候干旱、植被稀疏。在剥蚀的高原面上不少地方甚至未见高等植物的踪迹，出现大面积的光裸荒漠地段。通过此次考察他们证实并确认“寒旱核心”的存在。究其原因，由于这里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所以我们称之为“寒冷干旱的核心区域”，以区别于特罗尔（C. Troll）所称的“亚洲高地的干旱核心”。
1983～1984年，郑度从西德回国后和张荣祖、杨勤业、刘燕华一起参加了横断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期间对干旱河谷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研究。1985年他与杨勤业发表了探讨青藏高原东南部山地垂直自然带的文章，阐述了垂直自然带的结构类型及其区域分异，探讨了横断山区干旱河谷这一独特地生态现象的形成背景，揭示了其地域分异特点。
对高原探秘取得的成绩，郑度总是轻描淡写。他表示，从参加或独立承担课题、协助科研业务组织到负责主持科考队的野外考察工作，自己体会最深的是地学领域的科研工作是离不开群体协作的。
“作为科学工作者，既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科研任务，又要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和团队精神。”郑度表示，“每一次进藏，老中青三代科学家、学者们都会发扬‘相互协作、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地学领域许多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加强并促进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在野外还要提倡彼此协作，发扬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好传统，应该传承下去。”
推动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发展
“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组成要素的结构、功能、物质迁移、能量转换、动态演变、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学科。”“自然地理区划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直是自然地理学的传统工作和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可为拟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郑度介绍。
郑度等在分析前人区划研究工作与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于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及其体系的探讨。自然地理区划既是区域划分的结果，也是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同时还是认识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
他认为自然区划应当以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为指导，针对不同的区划目的和采用不同的区划原则，形成不同类型的自然区划。自然区划主要分为部门自然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前者以自然地理要素为对象，如地貌区划、气候区划、植被区划等。后者则考虑多种自然地理要素的区域差异性及其综合特征对所研究区域进行自然分区的过程。
“地表自然界是由自然地理要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相互制约的、有规律结合的统一整体，是一个自然综合体。地表自然界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一性。任何地域的生态地理特征，都是地表自然界各自然地理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郑度指出，一个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变化往往影响其它要素的地域变化，从而导致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区域系统研究是地理学的传统工作。中国的自然地域系统研究一直有强调应用对象的传统，应用领域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主要为大农业服务,而现在则更多元化,向基础设施建设、灾害防治、生态恢复及国土优化开发布局方面转移。郑度的区域系统研究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他将中国生态地域划分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区域响应相联系。
在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究中，郑度建立了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他和杨勤业、吴绍洪等在老一辈地理学家综合自然区划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一个新方案。“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是一套根据生态地理特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将地表划分为不同区域，按其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反映历史上形成的对象和现象空间联系的综合系统。”郑度说。
据他介绍，该区域系统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揭示生态地理地域分异与组合的基本规律及其形成的物质、能量基础；探讨生态地理区域的发展演变、空间排序、格局和组合结构；研究并确定、阐明生态地理区域体系划分与合并的原则、途径和方法；确定生态地理区域界线及其指标以及生态地理区域单元的综合研究说明等。
为美丽中国建设献策
“20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地球表层的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21世纪，地球家园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护育地球家园做出积极的贡献。”
郑度在发表于《科学》（2013年1月）杂志的《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文中这样写道。
“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何尝不是郑度真实心声的吐露。于是，他在从事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工作的同时，时刻牵挂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建设。
“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的总和。现在，伦理的对象已经从人类圈逐渐扩展到环境和自然界。而环境伦理是指人对自然的伦理，涉及人对自然界的价值观，人类对自然应有的义务和责任。”郑度表示。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是地球自然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从全球角度来看，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然而，我们这三大支柱非常不平衡，经济很强大，但其它两个还很弱。”郑度认为。
郑度表示，环境伦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础。一方面，它从人的发展不能以耗竭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一基本前提来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维度来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曾经参加了一个山区发展的座谈会，省里、县里的干部都提GDP，因为他们三两年就调离岗位，如果太注重环保，对政绩有影响。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政府、企业、媒体都有责任来朝着建设‘美丽中国’的方向努力。”他如是说。
郑度建议，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评价自然条件，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区域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合理利用自然，真诚关爱生命，自觉保护环境，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领导决策部门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往往存在功利主义；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认识不到其某些活动可能导致环境恶化。”他强调，“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关注区域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环境效应以及不同区域间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统筹等问题。在区域发展中，不同社会群体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注意政府管理、市场运作和伦理规范三者的互相协调补充。”
“我们科学家群体对自然的认识通常应当优于政府领导及一般大众，对人类家园的忧患意识更强。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包括评审、评估研究项目等，都应当考虑环境的影响问题。科学家群体有责任做好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让决策者、社会公众认识自然、护育自然。”郑度如是说。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郑度最后说，“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体系的构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呵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