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① 语出《诗经·大雅》之《抑》“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意为为国家定下重大谋略。
上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相继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其间隔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中国一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领导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其中有一位杰出代表，他为中华民族率先揭开氢弹秘密，他就是—于敏。
固本浚源 出类拔萃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他性格内向，喜欢动脑子却不喜欢动手，从小他就觉得自己走科学研究的道路比较合适。
高中时于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他非常喜欢魏征的名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他以打好基础为治学之根本，力求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成为他后来科学研究方法的发轫。
高中毕业时，因为父亲生病家庭拮据，于敏几陷入失学困境。关键时刻，同学陈克潜的父亲陈范有先生伸出援手，陈范有是启新洋灰公司协理，在他的帮助下，启新公司资助于敏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
但是于敏由衷地喜爱理论物理。两年后，他得到了政府资助的助学金—每月一袋面粉，他将面粉换成粗粮，勉强能维持生活，就谢绝了启新公司的资助，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就读。
在北大理学院，于敏因孜孜苦读而有“老夫子”之称。当时北大按学号公布成绩，于敏的学号 1234013经常名列第一，他是公认的“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数学系学生的最高分是60分，唯独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1938年读小学时的于敏
1949年夏，于敏大学毕业，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张先生生病，胡宁先生接手指导于敏。1951年，胡宁先生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兼职后，与彭桓武和钱三强商量，把于敏也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
近代物理所是现在原子能研究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里，于敏一头扎到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中。
他阅读了大量核物理研究的文献，从中感悟到：物理理论研究一定要非常重视实验。这一感悟成了他的信条。后来与于敏共事的科技人员，无不惊讶于他对相关物理实验的了如指掌。王淦昌就说过：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实验的人就是于敏。
于敏有一个特点，做什么事情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一方面密切跟踪国际上的研究进展，同时积极发现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他敏锐地抓住了“幻数”和“超导对”等问题开展研究，短短的几年内，他和研究小组就把工作带上了国际前沿。
于敏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善于抓物理本质。在分析物理问题时，他从物理量纲分析入手，估计数量级的大小，很快就抓住物理本质。他这种本领，往往令许多人吃惊，佩服之至。
有一次，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作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报告过程中，于敏就小声地对坐在旁边的何祚庥说出结果。后来报告人给出的实验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何祚庥讶异非常，对于敏肃然起敬，称赞他的粗估方法是“得到了理论研究的灵魂”。
1955年，日本学者朝永振一朗率团访华，于敏的才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对这个称号颇多感触。他认为对搞科研的人来说 “土”是个缺点，可惜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出去进修或留学。他一直鼓励年轻人有机会还是要出去广开眼界，但是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
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A·玻尔来华访问。于敏参与接待，A·玻尔很欣赏他，邀请他到哥本哈根去工作，但当时于敏的工作已经转向氢弹理论研究，就婉言谢绝了。事后，A·玻尔对人说“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对于敏在原子能所的工作，钱三强有过高度评价： “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也曾赞赏地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20世纪80年代初与邓稼先听取工作汇报
协同奋进 揭秘氢弹
氢弹和原子弹不一样，原子弹是裂变反应，氢弹是聚变反应。无论是理论还是制造技术，氢弹都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各核大国都把氢弹技术列为最高机密。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期间就提前部署氢弹理论探索。
1961年1月的一天，钱三强非常严肃地通知于敏：他已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1989年4月在科研室讨论工作
于敏意识到：自己要放弃喜爱的基础研究，为绝密级工作隐姓埋名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不能有另一种选择。后来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
于敏率领一批研究人员进入氢弹这个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去，他们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从头摸起。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二机部党组决定把氢弹理论预先研究小组调入核武器研究院，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力求尽快攻克氢弹原理。1965年1月，于敏率组内30余人携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他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
当时理论部士气锐不可挡。在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的领导下，由黄祖洽、于敏、周光召各领一彪人马，分三路进行探索。
理论部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专家们轮流讲课，学术讨论会频频召开。无论是专家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论资格，平等讨论，谁有了新想法，都可以登台一抒己见，有不同的意见随时争论。在高涨的学术民主气氛中，各式各样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纷然杂陈。
然而，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条条可能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但是大家激情不减，相信希望必定就在前方。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出差，在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带领科研队伍，群策群力，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此为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他们的任务是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于敏首先对几个典型计算结果做了深入、系统分析，他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化了对武器物理规律的认识。4年多来，他和研究小组对氢弹原理深入探索的积累，使他敏锐地抓住了关键。
他将氢弹物理全过程分为若干个阶段，对每一阶段进行分析，然后从复杂现象中抓物理本质，归纳出热核聚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厘清氢弹原理背后的高能量密度物理现象机制和辐射流体动力学、核反应和中子物理过程等。
他进而组织大家对问题进行物理分解，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发现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在1965年10～11月间，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每一位参加这段工作的科研人员永难忘怀！大家忘不了于敏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中、专心致志地分析计算结果，忘不了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课，也忘不了在工作之余大家一起漫步、谈《红楼梦》、聊《水浒》、讲《三国演义》、背古诗、拉家常······
按照于敏他们提交的设计方案，全国各相关单位大力协同，群策群力完成了实验、工程设计、生产诸项任务。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在隆冬的大漠深处进行。周光召和于敏亲临现场。这是一次完美的试验，消息传来，理论部一片沸腾！
5个多月后，1967年6月17日，戈壁大漠上空又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8个月。中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
朱光亚院士认为：“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6年8月16日于敏生日时与夫人吹蜡烛
刚健有为 宏图大略
氢弹爆炸成功，立即面临着装备部队的问题。一代武器定型后，又要提高武器综合性能、满足战术技术性能要求。于敏与邓稼先、周光召等理论部领导一起，根据国家发展方针，带领科研队伍进行着更深入复杂、更艰苦卓绝、也更不为人所知的探索。
从二代武器预研开始，于敏成为了我国核武器物理设计的主要业务领导和技术负责人。
于敏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决策。他以强大的理论功底、缜密的思维能力赢得科研人员的充分信任。二是把关。在关键问题上，把关、分解、制定方案，对一些困难的问题，进行指导并共同做具体研究。
于敏曾总结过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的三条经验：
第一，“有限目标，先进技术”，着眼先进设计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力量研制有限重点型号。
第二，谨慎地选择技术途径，发扬学术民主优良传统，保证选定的技术途径一直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每经过几次试验，就能做到技术上有所突破，就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他领导科研队伍，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实现了高比当量、小型化核武器和中子弹等一系列重大突破。
这时的中国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邓稼先和于敏却喜忧参半。二代核武器还需要发展，还有许多必须做的热试验没做。而美、苏显然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只要政治上需要，随时可以结束地下核试验。如果真如美国提议的“全面禁试”，正在爬坡的中国核武器研制就会功亏一篑。
他们商量决定要联名给中央写信。当时，邓稼先因直肠癌住进医院。于是，于敏和邓稼先口述，由胡思得执笔记录，形成一份建议书向中央提交，要求加快核试验。建议很快就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中央的批准。
这份建议书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争取到了十年的宝贵时间，在1996年全面禁试条约签订前，我们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保证了我国的核武器研制获得重大突破。
中国是在核大国的讹诈和威胁下被迫发展核武器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核武器研制人员抱着铸核盾、卫和平的宗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为改变世界政治力量格局、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相比美国上千次、苏联700多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而核武器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充分证实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勇气和信心。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于敏明确提出一系列建议，演化成为我国禁核试对策工程，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美国为了保持核霸主地位，在全面禁试前就另辟蹊径，大力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ICF）。20世纪80年代后期，于敏虽然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但他考虑最多、最为关心的莫过于ICF-核武器物理研究。他和王淦昌、王大衍共同署名写信给中央，积极促成将ICF研究列入国家高技术863发展计划。1993年，ICF研究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863计划，于敏担任第一届主题专家组顾问。他深思熟虑，提出了“目标明确、规模经济、技术先进、物理精密、道路创新”的二十字指导方针，确定了“质上相同，量上逼近”的物理分解的技术路线。在他的指导下，我国的ICF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于敏以深谋远虑与超凡视野，带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圆满完成国家任务，实现报国热忱，履行时代使命。陈能宽院士称赞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朱光亚先生称赞他“献身国防，功勋卓著”。
于敏肖像 （侯艺兵摄于北京）
宁静淡泊 有容乃大
尽管多年来承担国家任务，承受重大压力，于敏给人的印象，始终是风度翩翩的儒雅君子。他爱读诗、读史，他非常喜欢林则徐的联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之为座右铭。他特别喜爱《三国志》，尤为欣赏诸葛亮，评价 “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理想而奋斗终身，最可贵的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有一次，在核试验前的现场讨论会上，紧张与压力使得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有所触动，忽然，两人一人一句背起了《后出师表》：“……臣受命之日，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核试验前夕，指挥者和负责人的肩头如有千斤重担，两位大科学家一句接一句地往下背诵，在座诸人无不肃然恭听，感情随之波荡起伏。
在于敏家的客厅里，有一条幅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于敏曾深有感触地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肃的科学精神。”
在他的科学生涯中，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是做具体科研工作还是组织实施大型科学工程，于敏始终践行严谨求实、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
1970年，在被文革高压笼罩的青海核武器实验基地，因为一个型号实验的问题，于敏被强迫参加“学习班”。军管组的某些头头对他施加很大压力，要他对理论方案做出他们需要的政治性结论。但是于敏坚持实事求是，认为理论方案仅仅存在技术上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批判的矛头马上转向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于敏依然坚持讲真话。一次，气愤至极的他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厉声表态自己绝不会违背科学规律随声附和。于敏一向脾气温和，总是轻言慢语，同事们就没见过他发脾气，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拍桌子。
后来于敏说：“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宁愿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智者千虑，生怕一失”。一次，热试验装置已经下到井口。他突然想起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现在情况变了，应当考虑它的作用。他立即伏案粗估，并马上组织人员用多个程序进行对算，一边向国防科工委汇报请求暂停作业。此时此刻，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领导不断催问计算进展，在试验场地的邓稼先更是心急如焚，一会儿一个电话。于敏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指挥若定。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计算结果终于出来，落实了那个物理因素对大局的影响无关。热试验按时进行，取得圆满成功。在总结会上，于敏意味深长地说：“‘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那个因素至今没有造成影响，但不等于它永远不起作用。在今后的理论设计中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它滑过去。”后来，在一个新型号核武器的研制中，那个因素的作用果然不能忽略。
于敏为人谦和大度，知识渊博。年轻人爱向他请教问题，他也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二是不论学科范围，三是不论问题大小，他都耐心解答。有一次，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于敏不但认真解答，回到家后还仔细推导，第二天拿出几大页纸，清楚誊写出详尽的推导过程。
于敏的学术报告特别受欢迎。头一天就有人搬椅子占座位，当天连走道和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严密的逻辑推理，清晰的物理概念，独到的见解，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惊人的记忆力，准确流畅的语言，生动的表达方式，使于敏的讲课独具魅力，许多人都说，听于敏讲课是一种享受。
于敏天赋过人，但是，天才并不等于成功。天赋加上勤奋，才能通向成功。
一旦于敏沉浸于研究中，总是心无旁骛。理论部流传过于敏边走路边思考拿个有破洞的塑料袋买包子的故事。他的妻子贤淑能干，对他无微不至，总想让他换换脑筋休息休息，但他老是不合拍。有一次，妻子好容易说服他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到了门口，他却不愿意进那闹哄哄的地方，说好在门口等候，妻子出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直到华灯初上，他才姗姗归家。原来他找了个僻静处继续做他的学问，待到问题解决，才恍然发现自己又没跟上趟。
这样一个潜心学问的人，对名利之事看得极淡。他一直大力倡导集体协作精神。有一次，《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他坚决反对，强调核武器事业是一项集体事业，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他获得过诸多荣誉，但总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荣誉属于大家。
1994年，于敏获得“求是科技基金会”奖励，他立即拿出奖金设立于敏数理科学基金，用以资助、褒奖优秀青年科技人员。他的功高不矜、扶持后俊，在当今的科研大环境下，弥足珍贵，而他也因为虚怀若谷、渊博仁厚，被无数科研人员视为良师益友。
“谟定命，远猷辰告”。有识之士当胸怀天下、高瞻远瞩、戮力国事。一个有卓越贡献、有广阔视野、有超凡魅力、由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来的人，他的大智慧迸发出灼热的能量与光芒，对照他的科学生涯，会映射出我们这个民族慷慨奋进的生命本色。于敏，一个不为人广知的名字，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质朴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