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院院长杨品红教授
中国淡水渔业的处境还真是有些尴尬，一方面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养殖产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的65%，在中国更是有高达70%的占有率，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贡献实属不小；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污染水体、影响环境的标签，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占全球95%的淡水珍珠被禁养，各种网围、高产网箱被拆除销毁，就连曾为满足人类动物蛋白需求、大幅提高大水面产量而开展的投肥养鱼也被取缔叫停，发展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近些年，部分地方对淡水养殖业发展打压得非常严重，采取了不少限制措施。有些人士甚至建议“直接禁止淡水养殖发展得了。”此言一出，与淡水养殖打了近30年交道的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院院长杨品红教授坐不住了，连呼：“这种言论太过片面，且不负责任。”
“早有调查统计表明，污染水的最大元凶是工业，其次是城市生活污水、农业、畜禽养殖，然后才轮到淡水养殖，把矛头都指向淡水渔业，有失公平。”杨品红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鱼类是人类获取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也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重要手段之一。单纯的禁止淡水养殖业发展，完全是治标不治本，也不符合生物资源多样性的自然规律。”
在我国，食用淡水鱼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内陆的人的饮食习惯。杨品红所在的湖南省，拥有充沛的水量、广阔的河网，水资源和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水面积全国排名第四，仅环洞庭湖区域的水产就占到了湖南省水产总量的60%，是全国重要的水产大省之一，古代就曾有“湖广熟，天下足”一说。对于爱吃淡水鱼的中国人来说，这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一边系着百姓的生活需求，一边牵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期盼，淡水养殖和水体污染这对“死对头”也曾一度是困扰湖南省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专项整治活动没少开展，但水却没有清澈多少。在杨品红眼里，这对矛盾本不应该存在，“用对了方式，养对了鱼，不但不污染水，反而还能净化水。现在这种局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构建起良好的水产生态系统所致。”
话虽如此，在各行各业都吹绿色环保风的今天，当务之急还是要赶紧摘掉“污染”这顶帽子，否则淡水渔业的发展必然会举步维艰。为了摘掉“污染”的帽子，杨品红及其团队经过多年的探索，初步掌握了“人－鱼－生态”和谐共处的良方。
那么，杨品红究竟使用了怎样的灵丹妙药，不仅改善了淡水养殖对水质的污染，还实现了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为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创造了巨大价值？他只说了四个字—能效渔业。
所谓能效渔业，就是指以现代生态学理论为依据，以水域环境生态现有能量为基础，根据水域中能量特色及原生态系统中特定食物网结构和功能特点而设计的一种能量生物生态控制技术，也可以叫做能量食物网（链）操控技术，主要通过人工调控水体中的氮、磷含量，改善氮、磷比例关系，使其通过水产生物的食物链转化为人类和陆生动物的食物或饲料，从而达到保护水生态系统、充分利用水域渔产潜力与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多重目的。
2012年，杨品红辞去全国“淡水鱼第一股”—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和首席科学家职务后，出任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院院长，并率领团队从渔业资源的物种多样性和种质资源收集入手，开展了渔业发展新模式探索，把自己在2004年首次提出的“能效渔业”理念，再度推广应用并深化。他认为，能效渔业注重的是以保护水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水域中的现有能量为目标而进行的渔业活动，它是动态的，“能效”突出的是实施过程和方法，最终达到了低碳的效果，尽管与时下热门的低碳渔业、生态渔业、碳汇渔业等概念有相似之处，“但能效渔业更全面、更可行、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特色。”
据杨品红介绍，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淡水养殖能量配比非常不平衡，假设能量投入是100，最后产出80，流失20算配比正常。但现实的情况是，投入100的能量，却只产出30～40，另外的60～70都被浪费了。如果实施能效渔业，则能有效避免这样的浪费。杨品红解释称：“能效渔业的实质其实是按需投入，假设一亩水面要产100公斤鱼，我们就计算在水体自身所含有的能量以外，要实现这样的产出目标，还需要补充多少能量。然后根据所得数据对缺少的能量进行相应补充。”能效渔业综合考虑了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在配比恰当的情况下，不仅能实现最大效益，降低养殖成本，还能保证鱼类健康成长。
在2012年11月8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湖泊论坛上，杨品红作了题为《内陆湖泊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前景》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与会专家对能效渔业理念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为我国未来淡水渔业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一条新路。杨品红说：“养殖要发展，环境要保护，就要‘以水为根，以鱼为本’，用好水好种孕育好鱼，依靠能效渔业构建起科学的水产生物水生态系统，为我国淡水渔业成功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杨品红等陪同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视察种苗生产状况
近20年来，我国不少内陆水域、浅海滩涂和低洼宜渔荒地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水产品产量占到世界水产品总量的2/3左右，连续十余年处于世界首位，品种也由单一变得丰富起来，养殖区域从沿海、长江流域等传统养殖区扩展到了全国各地。然而，养殖模式落后、投入大、能耗高、效益提升乏力以及养殖的自身污染等问题导致水产养殖一度遭到诟病，不少传统养殖方式被取缔，新型养殖方式却仍有待探索。
杨品红称，当前我国淡水养殖方式有池塘养殖、水库养殖和湖泊养殖等，这些传统方式由于适应了我国“小农式”的种植和养殖传统，历经数百年仍无根本变化，不仅与规模化养殖和机械化作业的需求不相适应，也无力应对动物流行病、水体污染、渔业资源衰退等带来的新挑战，这是目前我国淡水渔业发展遭遇的最大瓶颈。
地处湖南洞庭流域的大通湖区，是湖南最大的内陆养殖湖泊，素有“中国淡水鱼都”之称，与连通长江水体的东、西、南洞庭不同，它的主要功能是养殖。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洋水产大举占领我国市场等多重挑战，这里肩负着做大做强我国现代淡水渔业的重任。但是，如何兼顾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环境，探索一条可持续的淡水渔业发展之路，是洞庭湖及湖区人民都在思考的重要问题。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也为了进一步考察能效渔业的效果，杨品红率领团队与当地渔民合作，以湖区自然资源调查和湖泊自然生产潜力估算模型为基础，从湖泊水生植被和人工水环境的重建入手，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大闸蟹原生态放养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研究，希望由此探索出适合国内淡水渔业发展的新型养殖模式。
大闸蟹是我国特有品种，也是国人喜爱的水产品之一。据杨品红透露，目前市场上的大闸蟹，90%来自人工养殖，原生态大闸蟹的数量非常少。而现阶段我国湖泊河蟹仍以封闭式围网养殖和池塘养殖为主，过于强调人工干预，忽视了环境的承载力。近年来，大闸蟹的食品质量和养殖引致的水环境污染等问题频出，产量、质量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尽管有部分地区尝试放养，但由于缺乏科学研究，诸多技术环节存在空白，大水面中河蟹放养的产量也十分不稳定。为此，以能效渔业为基础，杨品红及其团队开展了此次研究，希望借助生态养殖，提升放养大闸蟹的质量和产量。
据杨品红介绍，为了保证大通湖大闸蟹的种群质量，他们选用正宗长江大闸蟹蟹种进行苗种培育，对大闸蟹进行了蟹种优质高产生态培育模式研究。随后，又对大通湖河蟹自然生产潜力进行估算，确定了蟹种放养数量，此举为大通湖河蟹原生态养殖提供了依据。紧接着，在对湖泊水生植被和人工环境进行重建后，项目组才真正开始原生态放养大闸蟹蟹种。放养期间，他们对大闸蟹进行了细菌性病的鉴定、药敏试验及防护研究，以确保大通湖大闸蟹的绿色健康及稳定增产。
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后，项目组又开始分析回捕时间对回捕率的影响以及河蟹的软壳率对暂养成活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大闸蟹的最佳起捕时间，并建立了绿色食品大通湖大闸蟹放养规范和全国唯一一家大闸蟹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为大闸蟹质量与产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在对大通湖大闸蟹进行品质分析和质量评估的基础上，项目组还建立了大通湖大闸蟹产品质量标准，为之后的品牌建设与绿色营销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在此次大闸蟹原生态放养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中，杨品红及其团队创造了多个首次—首次建立一整套大闸蟹湖泊原生态放养产业化模式，有效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首次建立湖泊原生态放养自然生产潜力估算模型及放养估算模式；首次根据软壳蟹的暂养成活率、硬壳率对回捕率的影响确定了起捕时间……
由于有效控制了水体质量，使大闸蟹回捕率提高了5～10个百分点，再加上独特的人文地理和质量特色，这一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专家组的评审，同时还得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院士的高度肯定，他说：“大闸蟹原生态放养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化模式和技术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首个大闸蟹原生态放养技术标准的出台，为我国大闸蟹湖泊原生态高产、高效放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在国内同类研究中，相关成果处于领先水平。”
然而，“领先的水平”可不是在一夜之间达到的，为了给淡水渔业“穿上”能效渔业这件绿装，杨品红及其团队可是从2010年起，就长期“泡”在大通湖里。据他介绍，目前，除大通湖区外，湖南几大主要湖泊都在实践能效渔业，一般情况下每年3万吨的投入，最后能换来5万吨的产出，而且湖区水质也长期保持在三类水左右，冬季人工不投入时，水质甚至能达到一类水的标准。
杨品红陪同全国水产推广总站孙喜模副站长视察洞庭青鲫生产状况
自1985年毕业投身淡水渔业研究以来，杨品红一直在探索新型且生态环保的淡水养殖发展模式。28年间，他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科研与开发项目达45项，通过鉴定的项目就有23项，更有57个子项目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或国际空白。近10年来，他相继完成了“大水面无公害养殖技术与示范”、“超大型无核珍珠养殖与示范”、“洞庭青鲫选育及产业化开发”等10余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先后获国家发明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省部级及市级奖励13项、国家发明授权专利20项；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16篇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这些成果均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累计推广面积达1800万亩，创造了约130亿元的收益。他本人也凭借在淡水养殖研究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与称号。
然而，相比这些荣誉和奖励，他更关心我国淡水渔业的生态发展。他说：“荣誉都是过去式，思考如何解决当前困扰整个淡水渔业发展的难题，可比谈论荣誉更有意义。”在杨品红看来，淡水养殖对水质造成的污染，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养殖户不科学的投入和养殖模式有问题造成的。“整个行业太分散，没有形成规模，也就没法规范管理。一些养殖户为了追求产量、利益，过量使用饲料，本来养一斤鱼用两斤饲料就行，非要投三斤，多余的饲料肯定会污染水质。尽管政府对此采取了干预手段，但引导性的措施不多。”
杨品红认为，要想实现淡水渔业的创新发展，就要针对以上问题，逐个击破。首先，从政策层面对水产养殖实行准生证、准入证制度，规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能力，才能从事淡水养殖，务必使整个行业形成规模化。其次，出台适用于现代渔业发展的管理规范和养殖标准，指导养殖户科学合理的养殖。第三，淡水渔业在中国仍属于弱势产业，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其健康快速地发展。最后，重视和加强科研，把科研资金用到刀刃上，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积极推进产学研的发展，全方位、多元化推动中国淡水渔业的生态转型。
未来，杨品红及其团队的研究，仍将以低碳循环能效渔业为主题，以大通湖为研究对象，以碳、氮、磷为主线，研究大通湖的能量与物质循环，把大通湖打造成全国最大的能效渔业示范区，并希望在政府的扶持和支持下，进一步扩大能效渔业的养殖区域，推动其又快又好地发展。他说：“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浪潮下，能效渔业必定会成为未来渔业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