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
在医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从研究出成果,到成果最终服务病人，这之间的过程就像一道巨大的鸿沟，被人们称为“死亡之谷”。但是转化医学的出现，却让人们看到了跨越这条鸿沟的希望。作为一种新型的医学研究方式，转化医学一方面可以大大缩短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应用的时间，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应用技术、方法或产品；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技术交叉融合，又有助于拓展新路径，产生新型手段。因此，转化医学现在已成为医学界最炙手可热的概念。
近期，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主任、临床与转化医学中心细胞发育与重新编程实验室负责人刘善荣教授就转化医学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专访。
记者：近年来，有关转化医学的报道总是能引起各界的关注，作为医学界的“新宠”，它是什么时候被提出的呢？
刘善荣：转化医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美国的《科学》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上，该文的作者Choi博士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概念。但“转化医学”作为一个名词则是1996年，Geraghty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提出的。直到2003年，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的院长Zerhouni博士在《科学》上发表文章The NIH Roadmap后才真正引起科研工作者和学界对转化医学研究的高度重视。
记者：对于转化医学的解释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说这个概念是新的，但内容却是旧的，原因是什么呢？而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准确地定义转化医学？
刘善荣：其实转化医学的研究一直都有人在做，只是没有用这个概念描述过。转化医学是科研工作者反思科学研究在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中所发挥的作用时产生的，它更多的是对科研工作思路上的一种导向，其核心是促进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从而为临床医学服务，为疾病防治和完善政府公共卫生政策服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对转化医学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但不能说这些解释不正确或者片面，只是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研工作者对这一概念和这一工作的不同理解而已，都有其各自的道理。
现在有关转化医学的概念说得比较多的就是一种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的连续过程，可以很形象生动的简称为“B—to—B或者B2B”模式。
记者：您曾经与别人合作命名了一种新的异位癌栓，这也是一项转化医学研究。这次合作的情况是怎样的？带给您哪些启示？
刘善荣：这次合作挺偶然的，而且前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院长吴孟超院士带领着医务人员已经在肝胆外科开展了几十年的高水平转化医学研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临床转化医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其中就有肝外六科主任程树群教授。
程教授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大夫，也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工作者，开刀之余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肝癌临床问题的研究。在长期的临床观察中，他发现一些肝癌病人肝血管中的癌栓与肝实质中的病灶相距较远，甚至不在一个肝叶内。而这种病人往往发病凶险、生存期短，手术效果也不理想。但对于这种癌栓的生物学特点、发病规律以及早期的诊断方法等问题，学界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第二军医大学的领导就把我们两个团队联合在一起，开展了这次特殊的癌栓相关研究，现在针对这一癌栓的生物学特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这次合作中无论是临床团队还是基础团队，都对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愿意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全面深入合作。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两个团队并不熟悉，这项工作得以开展主要得益于第二军医大学这支高水平管理团队的搭桥和支持。而转化医学的出现也为临床团队和基础团队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记者：当前转化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局面？有人认为我国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并没有几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您认为呢？
刘善荣：目前国内从上到下、从领导到医务人员对转化医学研究都非常重视，而且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比较熟悉转化医学的概念，各界对转化医学的关注也都非常高。但正是在这种高关注度的情况下才更应该注意，不要一窝蜂，要客观冷静，只有冷静才有可能客观分析，把事情做好。
说我国开展转化医学研究时间不长不太合适，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只不过是做多做少的问题。另外，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尽管国外的模式有可借鉴之处，但不能一味照搬，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利用适合中国目前实际情况的方式方法，有效运作和推动我们的转化医学发展。科研工作者本身也要冷静，冷静的看待自己科研工作的意义。它可能目前没有转化的迹象，但5年或者10年以后就有可能；它也有可能没有直接转化的意义，但可能派生其他转化项目。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尽管转化医学考虑的是如何加快转化和应用，但重要理论的基础研究是转化医学的源头活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记者：就目前来说转化医学在我国的发展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阻碍？您认为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刘善荣：要想做好转化医学研究，确实有一些困难和阻碍。现阶段最为尖锐和突出的矛盾就是人才的培养和评价体系的完善。转化医学是临床实践和基础科研的高度集成，这两方面都需要极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但在医疗资源整体不足的今天，能够同时胜任这两项工作的人员少之又少。这就需要由两个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即临床医疗团队和基础科研团队共同来负责一个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两方面的优势，这也是转化医学研究的必然。
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的评价体系中，这种合作科研的模式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一般来说当课题研究出成果时，按照我国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必须在整个团队中分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但对于转化医学研究来说，不论是临床团队还是基础科研团队，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同等的，很难分得这么清楚。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来评选，不仅会严重打击转化医学研究者们的积极性，造成人员流失，还会破坏临床医疗团队和基础科研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很难稳定地维持下去。要想解决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就应该鼓励合作，并认可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合作者的同等地位。
记者：有很多患者渴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早点实现临床应用，但这个过程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面对患者的渴望，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人员又该怎么做呢？
刘善荣：面对患者的渴望，我们要更冷静、更谨慎，之所以不让成果那么快地应用于实际，并不代表我们漠视患者的痛苦，而恰恰是我们对患者生命的尊重。众所周知，科研有其规律性和严谨性，有了发现后，必须对它的原理进行深刻的研究，对临床应用的可能性、安全性进行广泛、反复的讨论和验证。这些都需要临床医疗人员和基础科研人员长时间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转化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的问题。患者不是我们的实验品，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研究，都必须把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否则就是违反伦理道德的。所以转化医学的成果最终应用于临床之前，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安全验证，并在高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临床验证，最终才能用于临床医疗。
记者：近些年您一直负责转化医学的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您比较关注哪方面的转化医学工作？近期会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吗？
刘善荣：一直以来我都在从事肿瘤发生与治疗的转化研究，所以肿瘤的诊断治疗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是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方向。世界各国对癌症的高度关注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即便如此，肿瘤的检测和治疗依然是困扰世界医学界的难题，癌症至今仍然是无法治愈的疾病之一。但是，肿瘤的早期诊断会对后续的治疗产生诸多积极意义却是得到公认的事实，所以我打算发挥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上的技术力量，结合我院在癌症临床治疗上的优势，开发出多种可用于癌症早期诊断的试剂，从源头上提高癌症病人的生存率。
此外，我们也会积极与临床科室合作，用基础科研的方法探讨癌症治疗中的诸多问题，积极探索用分子手段治疗癌症的方法。目前我们已经与我院的多个科室达成了合作意向，成立了联合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
记者：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自主创新。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转化医学如何在竞争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呢？
刘善荣：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更是一个科研人员工作的本分。在转化医学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首先要做到研究的规范化。我国人口众多，各种病患的数量也十分巨大，这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优势。但目前围绕临床问题开展的研究，在实验设计、标本收集和效果评估上还不够规范，而这些在转化医学研究中又非常基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地基一定要打牢、要规范，这样才会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
其次，我们还要营造一个有利于转化医学创新的环境，从用人标准、评估周期到评估标准，都要给科研人员更多安静的空间思考问题，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下开展创新研究。
最后, 对于科研人员本身来说，要更加自觉地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既要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又要始终保持对科研工作的浓厚兴趣和激情。我个人觉得这对开展创新性研究来说也很重要。
转化医学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临床应用，科研设计是否具有临床意义、有无临床应用的可能性。这种关注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了实验设计和实验的过程。转化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使科研工作者以及临床医生投入更多时间来思考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应用前景，使他们更愿意聚焦一些棘手的临床难题。现在各界的推动和关注对转化医学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概念可能会被新的概念淡化，但它对科研工作的重要导向作用是不会被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