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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宝荣委员谈医改和医德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迟宝荣(左)与本刊记者合影



        全国政协委员、长期关注中国医改进程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迟宝荣教授,今年两会期间,就“十一五”医疗制度改革,怎样从医疗管理体制内部突破解决提高基层医务工作者素质的难题,以及医德建设等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迟宝荣说,“十一五”的医改,虽然是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她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推进。新农合建立之初,农民交10元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补贴10元,每个参会农民每年最高可以报销2000元医疗费。从2005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都提高到20元,报销的上限提高到5000元。这样像胃切除、肠梗阻等农村的多发病,农民基本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手术费用。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惠及广大农民,深受农民拥护,参保人数已从30%增加到现在的90%,让8亿多农民受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建立了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目录的建立,为实现药品的零售价,减少药品中间环节奠定了基础,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惠。
        三是乡镇医院、社区医院最近几年硬件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四是公共卫生项目越做越大。如新生儿15种疫苗全部免费;慢性病管理,国家投入了4个亿等。
        五是公立医院的改革,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关于从医疗管理体制内部突破,解决提高基层医务工作者素质问题,迟宝荣认为,职业医生考试面临双重管理带来的问题。现在执业医师考试的这个考卷,全国就一张,协和毕业生和农村赤脚医生,面对同一张考卷。考生不在一个起点上,所以100多万来自乡镇医院的考生,很多人不可能通过这个考试。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体制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乡村医生,无法通过执业医师考试进而获得医师资格,所以人们总结乡村医生的生存现状,用了一个历史名词—“内部粮票”:在这个村行医的医生,到另一个村无法行医。还有医学的学制。医学的学制最多,有人戏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两年叫专升本,三年叫专科,四年五年是本科,六年是外语班,七年是硕士班,八年九年是博士班。目前的体制,暂时没有办法培养、训练合格的乡村医生与全科医生,而这恰恰是基础迫切需要的。迟宝荣谈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教育部正在寻求建立卓越医师、全科医师、乡村医师的分层培养机制。
        迟宝荣教授特别关注医德建设的问题,她说,作为教育部本科教育的评估专家,我走过全国很多医学院校。评估的时候要考试,有两道公开题。其中一道是“你认为合格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不同学校学生的答案也不同。我很看重学生答题的第一句话。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第一句话全都是提到医生应该专业。这很好理解,所谓疑难杂症,最后都会到协和医院寻找治疗方案,所以,协和的学生认为技术、专业是医生的第一标准。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则齐刷刷地认为,医生的第一标准是责任。而有的学校,学生认为不拿红包、不拿回扣,是医生的第一标准。但是,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几乎所有学生都这么答。
        去年吉林发大水,我们到灾区防疫。看到许多乡村医生,翻山越岭,把消毒药品送到各家各户,告诉农民,水怎么消毒。几千人的灾区,没有一个腹泻患者,这非常了不起。他们的技术水平有限,大部分人尚不具备医生资质,但踏踏实实为农民做事。
        医院也是社会的缩影。有个别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医生,但那些是极少数。设备的尖端化,通过投资能迅速实现。技术水平的提升,则要靠持之以恒的积累和磨练。医德的培养,更是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迟宝荣解释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随着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随着建立健全规范的医德评价体系,我对医德建设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