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璀璨，繁花似锦，气氛庄严而热烈。这是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现场。
上午十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台下井然有序的观众席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首先向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材料科学家师昌绪，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代表着至高荣誉，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而且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师昌绪和王振义两位院士获此殊荣，无疑是实至名归。而两位长者在科学领域逾一甲子的不懈努力和卓越成就，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让我们走近他们，共同感受他们这几十年的梦想与追求。
师昌绪（中）2004年获中国高温合金终身成就奖
年届九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科学家师昌绪，荣获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师昌绪院士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其实，他不但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材料学大师，也是参与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机构设置的战略家。笔者在参加报道本次奖励大会的机会下，有幸与师老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原来，专业领域之外，师昌绪院士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和一个有着拳拳报国之心的爱国者。在采访中，师老那浓厚的爱国之情也深深的感动了笔者。
材料学大师
师昌绪院士是我国高温合金的奠基人。
1920年11月，师昌绪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1年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即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师老回忆说，“当时国人多提倡实业救国，主要是开矿、炼钢，所以考入矿冶系。”1945年，师昌绪大学毕业，是全校五名林森奖（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得主之一。
1948年，师昌绪赴美国留学，在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用真空冶炼铁基高温合金。后来师昌绪在欧特丹大学从事“硅在超高强度钢中的作用”的研究，并攻取了冶金学博士学位。师老说：“我的博士论文发展出来一个钢，叫300M，现在我们所有的歼击机用的都是300M。”
1999年6月庆祝中国工程院建院五周年时6位发起人合影
(左起：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张光斗、王大珩、罗沛霖)
1952年，师昌绪博士毕业后就想回国，但当时因为朝鲜战争的关系未能如愿，就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三年研究工作，继续从事高强度钢和三元足化合物相图的研究。后来这种叫300M的超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解决了起落架常因断裂韧性或冲击值不够而发生严重事故的问题。三元化合物相图，则成为后来半导体发展的基础。
1955年，回到祖国的师昌绪，服从国家安排来到沈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中央作出高温合金生产立足中国的决定。高温合金是当时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镍、铬是高温合金及合金钢常用的金属元素，针对当时中国受国际封锁，国内镍、铬缺乏的现实，他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建议。从1957年起，他带领金属所攻关组常驻在抚顺钢厂，参加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联合攻关项目，开发出一种铁基高温合金808（GH135），代替了用量很大的镍基合金GH33。后来师昌绪带队铸造出九小孔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并投入了批量生产，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两个新台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这一关键材料技术的国家。该项具有独创性的成果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师老说：“材料必须要先行，我们现在是先要什么材料然后再去研制，这个来不及的，也不会太稳定，所以必须先研究材料，然后形成一个体系，设计者再去采用。”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研究所原所长李依依说：“师老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比如国家特别需要温度提高100度的高温合金，他就赶紧到处去查资料，组织一个团队，最后攻关拿下。”
师昌绪还在金属凝固理论方面发展了低偏析合金技术，通过有效控制微量元素降低合金凝固偏析。在此基础上，金属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他的指导下正研发应用于各类飞机发动机和大型燃气轮机定向、单晶等系列高温合金和复杂型腔铸造技术。他还根据我国资源情况开发出多种节约镍铬的合金钢，解决了当时我国工业所需。
师昌绪院士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多次担任国际材料领域学术会议主席或顾问；曾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1998年，国际材料学会联合会授予他“实用材料创新奖”，该奖项授予国际公认的原始创新与首次发现者，并且这个发现要造福于人类。由于师院士在材料领域的成就，美国矿物、金属与材料学会（TMS）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
战略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腐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材料腐蚀是金属装备主要破坏形式之一，每年都为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982年，师昌绪院士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在沈阳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腐蚀专业的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以下简称腐蚀所）并兼任所长。在领导建立了全国自然环境腐蚀站网，为我国材料研究与工程应用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数据。
1984年，师昌绪院士被调到北京，升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86年，师昌绪院士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由此，他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位颇具远见的“战略科学家”的生涯。回忆往事，师老笑称：“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腐蚀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
在争取回国的斗争中，师昌绪的照片上了《波士顿环球报》
2008年5月1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从此，宁波到上海的路程缩短了120公里，江浙沪两小时经济圈得以成型。按设计要求，这座地处强腐蚀海洋环境中的大桥的寿命将不少于100年。这座大桥水下钢桩的防腐技术，就来自师昌绪院士的腐蚀所，更离不开师老早年对重视金属腐蚀研究的奔走呼吁以及其后长达几十年的不懈坚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秘书长袁海波谈起师昌绪院士时说：“当时基金委对腐蚀数据的积累，有不同的认识，觉得不是基础科学的研究，不应该管。但是师老从战略的高度，认定这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基础工作，必须得抓。后来的三峡大坝建设，证明了我们抓下来，才有了这些土壤里的腐蚀数据作为支撑，三峡大坝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师昌绪院士在自然基金委任副主任期间，还提出了优先资助某些领域的概念，特别是数学和理论物理方面，并争取财政专款成立了“天元数学基金”。他还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对国家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议，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了方向。他推动了我国材料疲劳与断裂、非晶纳米晶等学科的发展；他提出我国应大力发展镁合金，倡导并参与我国高强碳纤维的研发应用。
此外，师昌绪院士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制订及科技机构的设置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铁矿石要进口，通信要市场化。他多次主持全国材料领域发展规划；他十分重视学会和出版工作，创建了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创办或主编了《材料科学技术学报》（英文）、《自然科学进展》（中英文）、《金属学报》（中英文）等5个高水平刊物。
师昌绪院士倡导并参与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建立，是工程院建立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他说：“科学家当时地位很高，小孩一说长大要当什么，都说要当科学家。但是当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依靠工程技术人员，而工程技术人员地位很低，所以才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
赤诚爱国者
师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师昌绪出生于河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河南，进入豫西淅川国立第一中学。该校学生中多数是平津冀等省市的流亡学生，他是其中一名活跃分子，积极参加、领导军训和下乡宣传抗日活动。师老回及当年逃亡路上，“人人争相逃命，草木皆兵。天空偶尔飞过一只老鹰，都会被误认为是日军飞机”。 那时，师昌绪就觉得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才不再受人欺侮。
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师昌绪刻苦学习，并取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在他博士毕业的时候，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在朝鲜战场上失利的美国认为中国力量不可忽视，明令禁止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当时师昌绪回国心切，可是，他是当时35位被美国控制的学者之一。
师昌绪与张兴钤、李恒德等人组织有志回国的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达了要求回国的强烈愿望。在当时美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有人被突击搜查，有人被长期审讯，有人甚至被关押起来。这期间，师昌绪便与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开始了同美国当局的坚决斗争。为了营造声势，博得美国人民的同情，师昌绪等人又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不应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并购买了滚筒油印机，印制信函向美国人民散发。
1988年9月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国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签署双边协议
当时，这35位中国留学生的去留成为美国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而师昌绪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波士顿环球报》在报道中引用了师昌绪的大幅照片，并在其下注明：“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助理，盼望和美国人交换回到红色中国去。”而此时，美国政府也打算以这些留学生的归国自由换回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1954年5月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包括师昌绪在内的15位留美学生联名要求回国的信函以及随函附上的美国司法部扣留中国留学生的命令原件文本，就成为最重要的依据。
师老说：“报纸上登我要回国，我的教授看到以后找我，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回国啊？待在我们麻省理工学院你是嫌位置低啊还是钱少啊？我说什么都不是。在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我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新中国刚建立，需要我。这是第一。第二，我半开玩笑说，中国人最讲究孝道，我家有年老的父母，而且我还没有娶妻。”
1955年，35岁的师昌绪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支撑他的信念只有一条。师老说：“我们这代人爱国情结根深蒂固，我的所有力量都来源于爱国，我的人生观就是使祖国强大，这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动力。人生观定了以后，它就永远不会变。只要有这个动力，什么事你都敢干，不要考虑自己。”
九旬偷度，笑韶光一映。今年91岁的师老，已经培养了8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退休30年了，但他还坚持工作，每天九点准时到单位。最近，师老还完成了自己的自传，在自传中他这样写到：“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本文照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