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
掌声如潮，当看到步履稳健、精神矍铄的王振义院士，神情庄重地捧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红证书的瞬间，心中涌起一丝近乎膜拜的冲动，这种冲动不是源于老人此刻获得的荣誉，而是在感悟到老人几十年仁心挽救的众多生命所产生的共鸣后，怦然而发。
王振义，这位87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都在谱写着传奇。而这些传奇的终点和起点，都聚焦在1985年，一个5岁女孩儿的身上。王振义和他的研究团队几十年来一直在凶险莫测的白血病领域苦苦寻求，一个解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谜团的答案。而这把解开谜题的钥匙，在1985年终于找到。
给生命一次机会
这是一名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儿。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又是临床表现最为凶险的一种，缓解率低、死亡率高。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的王振义为之痛心的同时，也在为一件事情焦虑。他在彻夜难眠后提出了一个设想：给病患口服“全反式维甲酸”。当时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原本是用来治皮肤病的，但王振义团队包括研究生通过多年实验后发现，在显微镜中可见大量急性早幼粒细胞在这种药物的作用下，奇迹般地“改邪归正”，变成了正常发育的细胞。
遐想
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后，王振义征得其家人同意，用新疗法治了7天。奇迹出现了：小女孩儿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转眼25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如今依然健康地生活和工作着，奇迹一直在延续。
她是反式维甲酸治疗成功的第一个病人。王振义回忆说：“在当年陆续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遭遇绝症的打击时，王振义希望通过科学能再给这些生命一次机会，这—是一种大爱。
“最能体现爱的就是医学。”将爱留给需要的人，是王振义一生奉行的宗旨。这种对生命的爱，也让1985年的这次成功治疗，成为他随后几十年不断挽救生命、不断创造生命奇迹的起点。
医者仁心
世间能让医者最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患者在自己手中重获生机。当这种激励转化成为爱，其产生的力量是充沛天地的。王振义的这份爱，萌芽于他7岁的时候。1931年，王振义的祖母患伤寒病，最终未能治愈。此事对王振义震动颇大，他后来一直思考：“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好，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在1942年免试进入震旦大学后，王振义选择了学医，选择了用医学拯救生命的道路。
老骥伏枥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毕业时，成为了一名医学博士。从1948年到1960年期间，他任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住院、主治医师；1960年至1982年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正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任职期间，他的事业开始了第一次巨大变化。
当1960年王振义开始遭遇白血病这一难题时，遇到了事业上的困难，他痛苦地看着一个个患者在化疗后悲惨离去。对化疗效果产生的疑问，令他转而深入研究白血病的致病机理，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随后的十几年里，通过对国外相关医学研究的资料分析，王振义创新性地提出了对癌细胞“诱导分化”的大胆设想。用他的话讲：“这个设想就是用某种药物，诱导癌细胞正常分化发育，不要疯长，不要到处乱窜破坏其他组织，使之变成正常细胞。”
在1982年到1984年之间，他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从研究国内厂家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开始，王振义进行了反复实验，证实“全反式维甲酸”对“早幼粒细胞”的“诱导分化”效果完全有效。而1985年的那次成功救治，激励着王振义努力将成功经验向全国、全世界进行推广。从1987年到1996年期间，王振义任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他与课题组报告了临床大样本量成功治疗病例，引起国内外医学界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国外著名癌症研究权威专家称这一研究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1988年，王振义在美国《血液》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全反式维甲酸临床应用论文，引起国际血液界强烈震动，掀起诱导分化研究新高潮。论文迄今被同行引用多达1713次；1995年，美国《科学》杂志在报道该成果时指出，已有2000例以上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人受益；2009年美国“临床指南（NCCN）”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白血病定为规范性治疗方案。
在这个基础上，王振义率领团队发现联合应用维甲酸和氧化砷治疗白血病，可使5年生存率上升至95%。国际血液学界特将此方案誉为“上海方案”。这一方案出现后，各国都先后证实了这种疗法的效果。王振义在白血病领域的成功得到了全球医学界的肯定和尊重，荣誉与名气纷至沓来：1993年，法国荣誉骑士勋章；1994年，荣获被称为世界肿瘤研究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凯特林癌症医学奖；1997年，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1998年，法国台尔杜加世界奖；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国际同行评价王振义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不是有毒的化学物质，在人体内把癌细胞改造为正常细胞；二是初步弄清了全反式维甲酸在白血病患者体内是如何起作用的；三是把传统的中国理论与现代的分子生物学实践相结合，为治疗癌症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大爱传延
荣誉是属于过去的。原本就淡泊名利的王振义，最迫切希望的就是把经验不断地传延下去。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满足的是为后人留下一种治疗方法。”在王振义看来，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也只是一个开始，继而功课白血病和其他癌症，在21世纪也是完全可能的。
好老师
创新需要传承。王振义爱才如命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其中，在自己事业顶峰期让贤学生就是一个例子。王振义在1987年到1996年任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就是王振义教授的学生。早在1978年，陈竺作为上海瑞金医院的进修医生就得到了王振义的青睐。王振义发现了陈竺的才能，不但替其申请破格录取研究生，还力荐其赴法留学。这种扶持无私且又感人，包括陈竺每次撰写论文时，王振义都坚持把他列为论文的第一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
当陈竺学成归国后，随着其研究愈发成熟，王振义的兴奋之情愈盛。他没有考虑名利的得失和地位的动摇，而是在1996年—自己当选工程院院士的第二年，将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42岁的陈竺。
这份气度，令人震撼。在这份气度背后的是理性的眼光。王振义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而我却越来越老了，我相信‘抛物线’理论，人生有顶峰，也要走向衰落。血液事业要发展，就应该给年轻人发展的机会，给他们超越自己的机会。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王振义能为许多重危病人带来生机和希望，这源于他善于思考，善于提出探索性、创新的治疗思路，这种秉性也体现在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学生们说：“他经常和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对学生的教导从来不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他关注细节，连多媒体制作中颜色是否协调、英文论文中哪个单词用得不确切、英语口语中的语音纠正都是他关心的内容。其他诸如分子生物学的结构、显微镜下观察细胞、X片显影结果，即便是再小的环节遇到难以解释的结果，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再做一次。”
据笔者了解，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让学生们记忆犹新。那是2002年，王振义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实验停滞期。通过查询，课题组了解到郑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就打算上门求教。通常这种情况可以用电邮或是电话联系，即便是要登门造访也可以让年轻的组员进行。但当时78岁高龄的王振义却执意坚持亲自登门拜访，因为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
当时郑州大学的接待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还不敢相信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振义。他们真的很难相信一位著名的医学家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王振义的诚意打动了对方所有的专家学者，当然也令学生们领略一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王振义说到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血液学后继有人。”如今这位87岁高龄的老者，依然坚持每周四在医院查房。自创“开卷考试”，由学生向他提问遇到的医疗难题，王振义用两天时间准备相关材料，并精心制作PPT和学生互动。在他看来，这是发挥余热，更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爱，传递给更多的学生、更多从事血液研究的医学工作者。
就是这样一位长者，在获奖前和获奖后都同样低调和平淡。在了解他这几十年的医者生涯后，我们也不由感叹王老的医术与医德，可谓技艺之昆仑，德行之垂范。
一个伟大的医者之所以伟大，往往是因为他触碰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对于既有的理论框架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对该理论问题的探索，有可能或实际上真的导致了既有理论框架在某些方面的实质性改变，甚至颠覆了该理论框架本身。在一定意义上，王振义的创新不仅仅是挽救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众多白血病患者，他的观念将引领更多的医学工作者，向维护生命的权利这一目标努力。这种精神，更是伟大的。
(封面照片与本文照片由瑞金医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