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
勇作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
9月21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特邀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科技革命在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它能够塑造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改变科学技术的结构体系，牵动全球科技中心转移，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以及国家地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升降。第一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16～17世纪，其标志就是近代科学的诞生，科技革命表现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力学等学说的产生。第二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其标志就是蒸汽机与机械革命，科技革命表现为蒸汽机、纺织机、工作母机的出现。第三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于在19世纪中后期，其标志就是内燃机与电力革命，科技革命表现为内燃机、电机、电信技术的产生。第四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其标志就是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DNA双螺旋结构等理论诞生，科技革命表现为进化论、相对论、激光、量子力学、高能粒子、DNA与基因等。第五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其标志就是电子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出现，科技革命表现为电子技术、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信息网络等。其中，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强国或成为发达国家。
白春礼强调，历史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科技革命对国家的兴衰具有重大影响。目前，世界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前夜，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拂晓，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值得科技界和全社会重视和思考。
白春礼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已经初显端倪。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表现出新技术革命与新科技革命相伴、互动，多点突破的生动景象，它将既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又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逻辑的突破和创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很有可能得益于第五次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开辟出新的空间。对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而言，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为我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将复苏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科技革命上，谁能提前判断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进行前瞻和重点部署，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当中抢占先机。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及时地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走出一条既符合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又能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道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自主实现。
白春礼指出，现在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拂晓，挑战与机遇并存。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中国是一个跟踪者，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取得优良成绩的跟踪者；第六次科技革命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变革，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科技工作者身处时代潮流，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理应将目光投向黎明，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我们希望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名字和第六次科技革命一起载入史册，在新科技革命当中，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的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
要重视构建公共安全的科技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在年会期间，作了《关于公共安全科技的思考》的发言。他认为，我们国家公共安全的概念涉及到四大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二是事故灾难，环境生态的灾难，安全生产在各个领域的事故；三是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食品安全、群体不明原因的疾病，包括和人类密切相关的动物的一些疾病，像疯牛病、禽流感；四是社会安全事件，既包括了刑事案件、恐怖袭击，也包括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和经济安全事件。面对这么多的领域，如何构建公共安全的科技体系，这是公共安全科技界一直思考的问题。
范维澄指出，目前，“政、产、学、研、用”这五个要素，是科技界与教育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如何将这五个要素密切结合起来，并且做到全过程密切结合，这就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在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方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十一五”期间，在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研究了国家信息平台关键技术，其中一部分包含了对于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发展的预测，关于森林火灾蔓延的态势分析，把可燃物的类型、气象要素、地形要素作为输入条件，经过计算机模拟，能够得到火蔓延的速度和火烧的强度，以及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样一些基本的数据，对于森警部队灭火无疑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
范维澄表示，我们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公共安全科技。对科技部来讲，科技攻关计划，现在的科技支撑计划，863、973都对公共安全科技进行了部署；在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它的管理科学部现在唯一的一个重大研究计划，就是“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在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经过了安全教育界的努力，历时将近30年，终于由二级学科变成了一级学科，目前这个学科是作为支撑国家公共安全科技领域的骨干学科；在工信部今年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新增了“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的产业类别。这些都说明，国家在构建公共安全的科技体系上，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作为政府来讲，应对突发事件，如果仅有个别的模型显然是很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全系统、全流程和全体系的综合集成。
范维澄强调，加强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是事关民生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与科教工作者，都应该树立起一种紧迫感，都应该树立起一种共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与社会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是世界各国做好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共同趋势。公共安全科技蕴含深刻而复杂的科学技术内涵，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领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所以我们希望充分借鉴历史上处置类似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掌握当前态势，预测未来灾害发展的态势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相信，当我们学会了采取应急措施，并重视建立公共安全的科技体系之后，那么这个公共安全的科技体系，就会在我们国家应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当前要迫切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中国单位国土面积的水资源量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3%，人均水资源量约21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3。”
9月21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特邀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表示，中国正常年份缺水约500亿方，海河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西北和东部沿海城市等地缺水严重，缺水的范围还在蔓延，当前要迫切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王浩指出，中国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二是水环境污染严重，三是水生态系统退化，四是极端和突发事件频繁。“水资源短缺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用水量快速增长，这是造成缺水的主因，同时也存在污染型缺水和工程型缺水的问题，北方地区水资源量衰减，加剧了缺水情势。淡水生态系统功能整体呈现出‘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态势。”王浩说。
王浩介绍，北方平原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多个地下水的超采区。原因是经济社会用水挤占了基本生态用水，另外河流水域侵占、湿地开发等也是南方水生态退化的重要原因。水环境污染，2009年全国废污水排放量达到747亿立方米，全国地表水水功能区达标率为47%，在562眼监测井中水质在四类和五类的监测井占72%，说明地下水污染的也很严重。主要原因是排污量增加与水体纳污能力降低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入河排污量超过水体自净能力，这是主因；由于水量减少和水动力学条件变化导致的水体自净能力下降也是其中因素。此外，极端和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正在加大。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旱灾高发，南方多雨地区季节性干旱也日趋严重，同时突发性的水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加大。主要原因两方面，一方面是气候变化，一方面是不当的人类活动影响。
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水资源问题应对和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全国现状供水能力超过7000亿立方米，占全球7%左右的水资源量，支撑着全球22%的人口和超过10%的经济发展速度。今年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召开了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确定了水资源问题应对策略。
王浩强调，水资源的安全保障战略有赖于四个部分的协同：水资源合理配置与安全供给、节水型社会建设、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水资源应急风险管理，这就是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他认为，今后我国水资源科学技术要面向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需求，着力构建流域“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模拟与调控的科学技术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将其定位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制定四项制度，即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涉及到水资源管理的三大领域：水资源配置、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这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的构架，包括目标体系、制度体系、考核体系，也包括保障和支撑体系。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积极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当前最迫切的工作是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佐平：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迎来新契机
“中国集成电路（IC）产业将迎来新的契机，那就是相变存储器（PCM），它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IC王国。”
9月21日，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耶鲁大学教授马佐平在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分析世界IC产业发展趋势，在所谓的“硅器时代”，他认为中国IC产业发展迅速，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在特邀报告会上，马佐平提出在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之后，人类自20世纪开始进入“硅器时代”。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哪一种器件对我们生活方式影响最大就把它归纳成某种时代，用这种衡量标准，现在是“硅器时代”。因此，对于年轻科技工作者或学生来说，他建议未来的工作领域是进入有关硅器的领域。
目前，电子是多数发达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是最迅速发展的产业。在世界各产业的销售额中，电子工业在多年以前就超过了汽车工业，集成电路也在几年前超过钢铁工业，而且它的成长率更快。
马佐平介绍，当前中国IC市场有三个特点：一是市场规模世界第一，二是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三是IC外贸逆差国内第一。目前，中国仅能自给IC需求的20%。他认为，中国IC产业的契机是相变存储器（PCM），它将彻底改变芯片设计结构，也是全新的惟一可量产的存储器。与闪存存储器相比，PCM较快速，可靠性高，体积小，且较省电。未来十年，PCM将取代闪存的一大部分。中国没有传统存储器的包袱，国际半导体大厂商，不会轻易采用新技术取代原有的技术，而相变存储器能给中国IC产业带来发展契机，使中国成为世界IC王国。
马佐平1945年11月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74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他凭借在研发“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闸介极科技方面的贡献，成为美国半导体微电子科技领域的权威。2003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目前,马佐平正领导着新一代存储设备的研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
我国炼油及石化工业面临挑战 希望天津成为全国节能的榜样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在中国科协年会专题论坛上，作了《中国炼油及石化工业未来之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2020年有可能超过65%，2030年或将超过70%。”
曹湘洪院士认为，我国的炼油工业正面临着挑战。一是原油资源短缺,这是我国炼油工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据全国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的石油地质资源量为895亿吨。到2009年，我国累计探明石油储量为302.5亿吨；未来20～25年，我国平均每年可新增探明储量1.8亿～2.0亿吨。然而，我国一些主力老油田已进入开发后期，产量递减趋势难以逆转。据测算，曾于2002年生产1.67亿吨石油的油田，到2020年，其产量将递减至5700万吨。二是提升油品质量、实现清洁生产，是我国炼油工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油品质量快速提升，然而，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三是中东、美国使用廉价原料生产乙烯，其产量迅速增长，这是我国炼油及石化工业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中东地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利用廉价乙烷、丙烷和油田轻烃生产乙烯及下游产品，产能快速增长，2010年底达2500万吨，2015年有可能超过3600万吨，这一趋势还有可能持续。美国开发页岩气，使其天然气价格下跌，乙烯成本也相应大幅下降。在其乙烯原料中，天然气液的比例已从2005年的63%增加到2010年的90%。四是从未来的角度看，炼油及石化工业要承担减排二氧化碳的责任，因此二氧化碳的减排，也是我国炼油及石化工业面临的潜在挑战。
曹湘洪认为，各种新催化材料的发现、新技术路线的探索以及新装备的研制成功等，已经并将继续使传统炼油和石化技术实现重大变革，使炼油工业能耗大幅降低成为可能。
曹湘洪指出：天津近代工业历史悠久，工业遗产丰厚，中国北方最早的机械加工厂、碱厂、盐厂、纺织厂、造船厂都诞生在这里，所以天津要从严控制重化工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高性能功能化材料生产及加工，高度重视新建项目的科学规划。要坚决杜绝不当决策所造成的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要把发展和推广节能技术、节能材料和产品、新能源技术，作为科技强市的主要内容。相信未来的天津，实现总能耗的不增、少增，是完全有可能的，希望天津成为全国节能的榜样。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
解决蓄能蓄电问题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曹楚生认为：目前，随着国民经济及工农业的急剧增长，我国水利水电发展迅猛，一些地区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已出现开发殆尽现象，再修建新的工程受到限制，并影响水利水电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新形势下解决蓄能蓄电与各种电源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燃眉之急。曹楚生建议：加速修建抽水蓄能，当条件成熟时修建其他类型的蓄能蓄电设施，优先发展具有较好调节性能的电站，上下水库通过发电抽水，可增加总的调蓄作用。对梯级水电站考虑设置、部分改用或预留可逆式蓄能机组的可能性。除加速修建蓄能电站、优化蓄能运行外，还应根据大型油气储存库站和管网设施的建设情况，增加燃气轮机和液化天然气电站以改善电网自身的调峰性能。同时还要关注必需的蓄能配套设施。曹楚生还建议：在新建、改建、扩建中，要注意扩大水库库容，并考虑增设抽水蓄能，以增加水库的调蓄能力和装机容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李德毅：
借助智能通信 融入智慧城市
李德毅院士
9月22日，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通信学会分会“智慧城市论坛”在天津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的论题是“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李德仁表示：未来的数字技术，可以实现“街景影像”的实时呈现。你只要有一个3G智能手机，就可以点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数据库可以把你想要的信息，利用全球监测网络精确到0.5米，再通过智慧传感器传输到你的手机上，这样你就能非常准确地找到你要去的城市位置，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实景的地貌街景，甚至你还可以实现一次虚拟的旅行。
在“智慧城市论坛”的现场，一个精彩的短片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眼球。只见镜头里有几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在马路上安全地行驶，这些车完全实现了智能控制，比如红灯停、绿灯行、避让其他车辆以及超车等等。在高速行驶下，这些无人驾驶的汽车，彼此之间都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终安全准确地停进指定的泊位。李德毅院士幽默地说，未来人们无须学习驾驶技术也会开车了，这样除了驾校不太高兴以外，大部分人都会非常高兴的。
两院院士吴良镛：
天津要在引领区域产业发展上做文章
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已经89岁高龄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在“天津市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天津要有区域产业发展的理念，天津市的产业布局，要从环渤海城市群发展的视角，作出战略性的选择。天津要重点发展航运融资、保税贸易等现代航运服务业，且强化天津的陆路枢纽地位。
吴良镛建议：天津要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领域加强创新，引领区域产业发展新模式；天津滨海新区要重点聚焦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推进产业链向河北乃至环渤海城市群扩散；天津要完善并积极推广海水淡化技术，加强公共安全问题研究和防范体系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
天津要建立直升机服务大网络
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行器导航制导控制专家冯培德认为：航空产业在天津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经验，未来我国通用航空市场必然会快速发展，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天津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从研发到运营一体化的直升机服务大网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
要加强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杜祥琬等7位院士共同聚集在南开大学，为该校2011级研究生举办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宣讲报告会上，杜祥琬院士对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问题表示了关注。他认为：学术道德是一门基础课，科技的繁荣需要灵魂的支撑，这个灵魂就是科学精神，还有科学道德规范，所以为人、做学问，都要把科学精神与学术道德放在首位，要重点培养研究生们的创新精神，要加强科学道德与学风的建设，传承科学精神。
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顾问杨乐院士认为，研究生学习阶段是一个成长、打基础的阶段，因而需要一种优良的学术环境。他认为，好的学术生态包含四个要素：创新生态、和谐生态、诚信生态和开放生态，而创新生态是研究生教育区别于本科阶段教育的本质特征。杨乐院士称：在校大学生中出现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认识不够，避免学术失范的主观意识不足；二是社会中的浮躁情绪与急功近利情绪，对大学生影响很大。他希望研究生们，要在学习期间打好基础，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
整合科普资源 培养科普人才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理事长陈赛娟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普人才培养与发展探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科普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科普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科普产业投入不足，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今年是《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十二五”规划》实施工作的开局之年，实施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科普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所以如何优化科普人才队伍结构，稳定专职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兼职科普人才队伍，积极发展科普志愿者队伍，大力培养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造就一批高端的科普创作与设计、科普研究与开发、科普策划与组织、科普产业经营与管理、科普传媒等方面的科普专门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陈赛娟提出，此次研讨会的联办单位，包括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期刊研究会等，要在“十二五”期间，将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要抓手，通过在公众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促进科普人才的培养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