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昌
生命体主要是由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构成的。对这些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从分子水平了解生命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也能够为药物设计和分子工程等相关生物技术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蛋白质晶体学已经成为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的一个最重要研究领域。60年代中期，我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回国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长期从事蛋白质晶体学及相关生物技术研究。虽然那时的科研环境非常艰苦，但是大家还是为国家利益而艰苦奋斗，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密切合作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我最难忘的是60年代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完成的一个重要蛋白质研究项目，那就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随后本人参加的由几个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组还测定了亚州第一个蛋白质（猪胰岛素）的晶体结构。这些研究为我国深入开展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继续从事一些重要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研究，并培养了多名硕士和博士生，而且荣幸地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称号。这当中，本人还参加了两个国家重大科技发展计划的相关研究，即1986年开始的国家“863计划”，并被聘任为生命科学领域蛋白质工程专家组成员；1992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本人荣幸地参加了该工程的一期工程——“921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并负责一项重要的空间生物技术项目—空间蛋白质晶体生长研究，最后由于成绩突出而获得“中国科学院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通过参加这两个重大的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研究，本人亲身体会到我国科技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很难获得创新水平高的、真正具有引导力的研究成果。下面就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与大家进行交流和探讨。
原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2004年在海南省举行的科协年会上作了报告，而且在他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援引我的讲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空间蛋白质研究和日本差不多在一条起跑线上，为什么现在却远远落后了？原因就在于我们虽然投了不少钱，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我为自己的言论能够引起领导的注意感到荣幸，但遗憾的是关于会议的报道有不准确的地方，其中的“空间蛋白质研究”应改成“蛋白质晶体学研究”，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和日本还没有开展空间蛋白质研究。我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关于我们从事的空间蛋白质晶体生长研究的报告，也明确为我国科研落后问题做出了上述举例说明，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难以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而且这与我国的相关科研体制密切相关。那么，如何能够快速地提高我国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呢？
首先，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可以得知，提高我国科研水平的关键应该是：要让各类科研人员能够充分发挥智慧和积极性，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科研人员才能够在顺应科学发展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优势较自由地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而且能够较稳定地开展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为此，必须吸取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对计划型的科研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科学的科研体制应该能够避免由少数人操控科研计划和实施过程。
新华网2008年３月曾报道，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志珍院士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要改变科研领域中的官本位现象。她举例说，科研项目的立项和大小往往与项目负责人的行政职务相关联；科研成果与科研贡献脱节，有些科研单位的领导人对项目并无实质性贡献，只是在申请经费和组织实施方面做了工作，但项目成果署名却要排名第一。这样的学者被外国科学家称为政治科学家。这样的做法无形中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公平竞争是推进科研工作的重要动力。要真正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除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外，应该充分体现选择研究课题的自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和学术探讨的民主性。如果有少数人享受特权，就会严重破坏自主、公平和民主的科研环境。先进的科研体制应该能够排除人为的和由特权引起的不公平竞争，应该利用公平竞争驱动科技创新。我和一些老同事都十分赞同一些老科学家曾经提出的建议，那就是我国的院士体制应该进行科学的改革，以便于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科研激励机制的改革。很多科研单位的相关机制往往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成果。目前国内的一些绩效评估标准和奖励办法也促使研究人员只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因此难以开展深入的探索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合作研究，获得的科研成果往往只是为国外开展的相关系统研究或相关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依据或数据。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需要交叉学科的密切合作研究，否则很难进行系统的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科研条件先进化。应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科学地组合研究人员，不能搞形式主义的学科交叉研究单位。同时也要重视开展研究方法和技术的研究，这样才能借助方法技术的创新取得突破性的科研进展。
另外，应该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要重视提高各类人员的道德素质水平。这也是一个国家富强起来和稳定发展下去的关键因素。我们应该继承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按“八荣八耻”的精神提高各类研究人员的道德素质水平，并要特别注意培养和提高年轻人员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办事能力。这方面也应该从儿童抓起，也是教育和宣传部门应该重点做好的一件大事，不应该让追求名利成为年轻人的奋斗目标。
我国科技界人士和相关领导应该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认真总结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创新改革相关科研体制和机制，真正做到科学监管和认真服务，以此充分调动各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我国的科技研究才能获得快速发展，才能够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也才能距离国内科研人员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日子越来越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应该贯彻求真务实的精神，为推动我国科技界及相关行业的科学改革和发展多作贡献。在此，本人也衷心祝愿我国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回国研究人员能够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毕汝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回国后长期从事蛋白质晶体学及相关生物技术研究。曾任蛋白质晶体学研究室负责人，“863计划”生命科学领域蛋白质工程专家组成员。参与测定了我国第一个蛋白质（猪胰岛素）的三维结构。参加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研究，并作为相关空间生物技术研究项目负责人，先后在我国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上多次成功完成了空间蛋白质结晶实验。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2008年荣获“中科院研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