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河民 原名蔡川燕，1922年6月出生于我国台湾省高雄县。194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现为东京医科大学)，1946年6月奔赴解放区参加医疗工作，1950年担任中央卫生部防疫总队大队长。1951～1955年在前苏联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攻读研究生。1955年回国后，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先后担任科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顾问、研究员并兼任国家肝炎研究中心负责人。2006年离休。他研制的乙型脑炎活疫苗被列为1989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并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肝炎疫苗和诊断试剂的研究上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53岁的曹操在亲率大军征服乌桓凯旋后，作《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几句诗可以说是对李河民的真实写照，他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默默奉献、不懈追求。长期的研究工作，使李河民在乙脑疫苗、肝炎疫苗、麻疹活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流行性出血热疫苗等方面均有建树，是我国病毒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见证人。
近日，就我国在疫苗界相关的热点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病毒学专家、疫苗专家李河民教授。
记者：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从“一穷二白”到目前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可以说是取得了实质上的飞跃，您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努力。回顾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您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总体上的认识？
李河民：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在规模上从小到大、在组织上从分散到集中、在品种上从仿制到自主创新、在质量上逐步走上标准化的过程，无疑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医药事业中伟大成就的组成部分。
中国已是疫苗生产大国，但是我国疫苗生产在质量和新制品的独立研究开发方面仍然不尽人意。只有加大对于新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尽可能研制生产出高质量的疫苗，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控制传染病贡献自已的力量，才能更好地体现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使我国由疫苗生产大国变为疫苗生产强国。
科学的质量标准是产品的灵魂，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也是标准的竞争。在我国，生物制品的标准水平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中国是生物制品大国，希望在“十一五”规划时期有所改善，促进我国产品出口，为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作贡献。
记者：世界上新疫苗研发竞争很激烈，我国应从何处着手进行疫苗研制？
李河民：生物科学有很多未知数，但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所以疫苗的研发和改进也要与时俱进。生物制品事业包括疫苗开发，是应用学科，在病原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特别是流行规律、发病机理、免疫机制等基础研究方面要引起重视。这就要求高水平的检测技术和方法。
从生物制品的发展史来看，病原的培养和其有效成分的鉴定技术往往是研制疫苗的关键，因此病原的确定和诊断是首要的问题，它是疫苗研制的侦察兵。研制疫苗需要准确检测保护性抗原和抗体，例如疫苗种子的免疫原性、制备工艺的好坏、产品质量的检测都需要有相应的标准化试剂方能准确完成。
近30年来，我国在诊断试剂的研制和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外来华发展诊断试剂事业的厂家也迅速增加。试剂制备比较容易，但是提供标准化的优质产品就比较难了。我国对诊断试剂的需求量大，影响的因素又太多，加上规模生产难以达到要求，与国际名牌产品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试剂质量影响诊断结果，更影响科研结论。因此，针对目前的情况，国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调动相关方面的积极性，在创造试剂名牌产品方面加大投入。
记者：目前的情况下如何把我国生物制品研制事业从仿制转变为创新？
李河民：我相信我国在相对较短时间能够实现向创新方向转移，但必须正视目前存在的困难和缺陷，并下决心克服。疫苗质量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必须加强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以便在研制和生产过程中更好地用理论指导实践。
开发一种新制品必须同时产生新标准。对原材料、种子、工艺、成品使用策略等标准化，制订规程和标准，以便检测。研发过程不仅能发展技术，也可完善或发展理论。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体制问题造成我国各研发单位条块分割严重。虽然企业对于研发新产品积极性很高，但是各个企业或研究单位在研发同一款产品时也存在产权和技术壁垒，因此，各单位包括检定所很难单独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统一标准。我建议在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下，可先由检定所征求意见并通过实验提出合理化方案，然后根据研发进展公开讨论，最终产生最新标准，最后由检定所进行复核。而按照现行办法很难凝聚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去开创新局面。此外，各研发单位分别研发必然产生不同工艺的制品，这就需要对实验室检验和人群使用结果等方面做出准确评价，这项工作更加不能放任自流，应由检定所统一承担。
记者：就当前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总体水平而言，您认为如何发挥技术创新优势？
李河民：“自主创新是科研的灵魂”。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社会整体活动的结果，鼓励技术发展是必须的。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要注重使每个人的创造性思路得以发挥，又要注意不要过分偏于强调科研带头人的个人作用，否则会带来负面影响，抑制多数人的积极性。
我国疫苗研制的总体缺陷还是基础不扎实，急于求成。研发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否则必然带来盲目性甚至产生极不安全的后果。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技术创新。不做好应用性研究就急功近利搞试生产，势必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损失。
从历史来看，集中优势攻关是短期内解决重大课题的好办法，例如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甲型和乙型肝炎等疫苗的研制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过去的经验，现在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记者：您是生物制品研究方面的泰斗，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您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似乎都有一种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您认为，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当好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于这个领域的后辈学者有哪些建议和期望？
李河民：我本人只做了一点工作，团队的力量才是重要的。
科研带头人应具有高尚风格，善于与同事团结合作，具备面对挫折和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能力，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要加强对于科技信息的搜集、分析和整理，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的科技信息。生物制品质量问题与技术发展关系密切，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不断做好改进的准备。
尽管离休多年，李河民依然心心念念地惦记着检定所，惦记着他从事了一辈子的卫生防疫事业。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点进步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职时没有能够使中国成为疫苗生产和研制方面的强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这一愿望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