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东教授
培育创新力，将是未来中国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能力。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如何制定公司的创新战略，创新投入如何与商业战略相匹配，如何提升创新的效率，这是许多全球性公司面临的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清华大学创新研究中心高旭东教授。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一直长期致力于企业自主创新战略理论的研究，那么您对于“创新”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您认为对于企业来讲，“自主创新”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与外延？
高旭东：广义而言，创新就是做新的事情，或者把已有的事情更有效地做好。现在要防止一种不好的倾向：做什么都与创新连上。
“自主技术创新”，我认为有其特定含义，那就是：以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这是因为，国家之所以提出需要大力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原因就在于原有的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我国企业再不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就会在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您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理论和对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提升的理论。能否为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您提出的这一系列理论的核心所在？它对于当前有什么样的现实指导意义？
高旭东：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经济国际化、市场开放的负面影响。不能只看到正面影响，还要看到负面影响。从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看，市场开放意味着本土企业不得不与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展开更多的面对面的竞争。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为了不让本土企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可能选择不再转让技术。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很多领域，对技术转让已经非常谨慎，本土企业靠引进技术来发展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即使同意转让技术，由于掌握技术转让的主动权，跨国公司也可以做出各种安排，使他们在与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在轿车合资中，即使有一些技术转让，本土企业也很难在主流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二是企业技术能力、竞争力的培养，基本不能再走传统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了。高度开放的条件下，难以引进技术，即使引进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吸收。关键是创新。要敢于创新，敢于自主开发技术、产品。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培养，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必须舍得在资金、人才上进行大的投入。因为是后来者，更要敢于投入。当然，自主创新不是封闭，不是不需要外部力量、外部知识，但是必须以我为主，掌握主动权。现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主动权不在中方，很难实现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基本上是一句空话。
记者：科技发展是推进行业发展的一个要素。但是新技术投入市场的早期要做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这也是企业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针对我国制造业中存在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高旭东：我们的研究表明，关键是意识。投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要障碍。中兴、华为成立之初就搞创新，资源非常有限。关键不是起点低，也不是资源少，而是不愿意、不敢在自主创新上起步。真正的大企业家永远是少数，他们更多的不是抱怨环境不好，而是考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要创新”。实际上，没有创新的意识和追求，即使有了资源也不会搞创新，而是简单地扩大规模、搞多元化。
记者：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体，那么您认为政府和高校在这一战略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企业提供哪些方面的扶持和帮助？
高旭东：创新的主体不是自封的。现在大部分企业还不是创新的主体，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要成为创新的主体必须自己努力。要向华为、中兴、大唐、振华港机等优秀企业学习，敢于创新，敢于投入，真正愿意吸引优秀人才，并提供优厚的待遇。中兴为什么创新能力强？在6万名员工中，1.5万人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文凭。这样的企业不可能不是创新的主体。
政府要为企业创造好的环境，更要有好的政策。特别是要优先帮助本土企业。本土企业才是任何一个大国经济的基础，要意识到过度开放的负面影响。著名创新学者、MIT教授CUSUMANO的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CUSUMANO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本土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实际上，日本技术追赶的经验是：重要技术主要是以技术许可的方式引进，严格限制设备和产品进口，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比如，在发电设备制造业，通产省（MITI）规定，对于每一代新的发电设备，只能进口一台，其余设备必须从日本的本土企业定购，这些本土企业可以以技术许可的方式引进技术。根据这一政策，日本电器机械行业的四大领先企业HITACHI、TOSHIBA、MITSUBISHI和FUJI ELECTRIC分别与GE、WESTINGHOUSE和SISMENS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HITACHI、TOSHIBA和MITSUBISHI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日本政府的“只进口一台，其余国产”的政策，在支持本土企业方面是一个通行的政策，实践证明也非常有效。
今天我们开放了，但是开放本身不是目的。日本的经验反映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找到在开放条件下让本土企业发展起来的政策和方法，因此开放就一定要有度。
记者：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新兴媒体上看到您对于近期企业的一些热点问题的精彩点评与解读，可以想见，高教授是十分关注现实的学者，那么您平时对于这些热点问题的关注是一贯性的吗，是出于研究需要还是个人兴趣？
高旭东：这是学科特点决定的。从事管理学研究，需要对现实的管理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才能真正做出新的理论贡献。当然，如果新的理论能够对管理实践有所帮助，我认为是件好事。
记者：您对这次金融危机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如何看待？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企业应该如何修炼“内功”才能扬长避短，做大做强？
高旭东：最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要是使我们对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不能过于依赖对外贸易，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尽快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必须真正重视实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