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中迅速积累起智力资产，一切有形的资产仍然有可能被剥夺，我们仍然可能一无所有。
然而，发达国家在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知识和科技：
支撑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文/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 吴忠泽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对于知识和高素质人才的关注开始从企业层面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1998》报告，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到30%，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知识应用和开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知识资产是以R&D、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软件、品牌与声誉为主要内容，它已成为衡量国家财富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和企业及社会创造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先导性知识，就能够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多大的主动权。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当今全球化的格局加剧而不是削弱了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竞争态势。尽管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但这种流动实际上都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流动的过程总是由很多游戏规则支配着。从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到今天的WTO，真正的变化并不是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而是将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直接挂钩。也就是说，无论贸易过程如何完成，也无论投资如何发生，各国都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由于这一变化，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生产规模，而是赢利能力；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国际著名的竞争力大师德鲁克就此认为，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人们最关注的将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他甚至希望在未来100年里，如同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写的《资本论》一样，有人能够写出一本客观真实反映当代经济发展现象和规律的《知识论》。
事实上，东南亚和拉美等国曾经发生过的经济危机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中迅速积累起智力资产，一切有形的资产仍然有可能被剥夺，我们仍然可能一无所有。然而，发达国家在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目前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以及95%的研究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和技术的许可费占到98%。在这一方面，美国更是捷足先登，领先于世界。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的40%到了美国，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美科技人员总数的20%左右。2007年，美国14.2万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外籍学生中有3.2万个是中国人，占23%，仅次于印度人，排在第二。在集中了美国90%半导体产业的硅谷，绝大部分技术人员来自印度和中国，硅谷的20万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名中国人。2005年，美国每10万移民中大约每月有350人创建新企业。1995～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有39%是移民创建的，硅谷新创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创建的。美国学者包立德说，“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他们认为是攻击了美国核心力量的象征，但以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作为创造性教育和研究体系的象征，才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推动力。这一思想鲜明地反映了美国政府以及知识界、产业界对于知识和人才价值的普遍认识。美国今天的强大，归根结底就在于其拥有的丰厚知识资产和高素质人力资源，使其不仅具有资源转化能力，更具有控制资源流向的能力。
面对2008年以来历史罕见的金融风暴，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中，争先恐后地加强科技研发，培育新兴产业。有的大型跨国公司提出了基于IT设施与物理设施相统一的“智慧地球”战略，目的在于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特别是美国在推出应对措施中包含着明确的长远谋划。奥巴马政府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具有浓厚的科技色彩，即使是一些基建项目也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通过加大对教育、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基础设施投入提升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意图尤其明显。奥巴马总统在全美科学家年会上明确提出，新政府将着力提高美国竞争力，科学让位于意识形态的日子已成为过去。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健康和环境而言，科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不能成为缩减科学投入的借口。
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欧盟也不例外。他们继续致力于增加研发、创新和教育投资，2009年各重大研发计划预算均有较大增长，如欧盟竞争力与创新计划预算比上年增长22%。此外，欧盟明确提出加快转向低碳经济，计划启动“绿色汽车”、“低能耗建筑”、“未来工厂”三大行动，大力发展低碳绿色技术。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欧盟在“绿色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加快更加开放、统一的“欧洲研究区”建设，创建一个商品和服务统一的研究市场，实现科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全面提升欧盟科技竞争力；推动知识的扩散和技术的应用，如制定宽带战略，加快高速网络的升级和扩展，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快速扩散。
日本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努力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迅速破灭，同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360：1提高到90：1，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日本由此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在经济增长迟缓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资始终有增无减，并且提出由过去的“技术立国”转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知识产权立国”。 2001年，日本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还提出50年内培养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诺贝尔奖计划”，至今已有7名科学家获此殊荣，反映了日本原始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近三十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2008年我国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总额列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也已达到3200多美元，钢铁、水泥、服装、电视机、手机等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高居全球第一位。这些数字都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转换能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规模，还应当包括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等。对于我国来说，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与实际的收益并不相称。比如纺织行业，我国已占到全球纺织品贸易的70%，但大部分企业主要是依靠数量扩张和低价格竞争，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只有0.62%，在全球价值链上只占有不到20%的份额。在IT产业领域，我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最终的利润仅为1美元，一些手机的利润仅为2元人民币。美国每年约进口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每个鼠标在美国市场售价约为40美元，中国企业从中仅得3美元，而且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有人做过计算，我国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不到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核心软件，就可以把利润率提高到40%。几年前我国一位著名计算机生产企业的老总说过，我们卖一台PC机，只能赚一捆大葱的钱，此言道出了我国高科技企业因缺乏核心技术所面临的窘境。总之，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大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大而不强。
这种垂直型的国际产业分工关系直接反映在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上。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2.9%，日本和加拿大的3.1%，法国的2.8%，德国的2.1%，韩国的5.8%。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贡献后，所获得的收益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另外，从1983年到2005年，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为37%，这个数字比1983年还下降了19.5%。廉价劳动力不应当是中国的“本色”，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也不应当是我们的荣耀。如果国民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得到提高，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就不可能在国际上赢得真正的尊重。因此，抓紧研究进一步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政策措施，对于增强以知识为核心的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外部市场需求的下降，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在投资和消费上，我国一直保持很高的投资率，但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却没有同步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扩张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在内贸和外贸上，我国2008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5万多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弊端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无遗；在产业结构上，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0%左右，就业比重仅占3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此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还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加剧态势。即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也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繁杂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依靠科技支撑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方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更加迫切地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进行创造性实践，以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温家宝总理也反复强调：“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战胜国际金融危机最终要靠科技的突破，这才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这充分表明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不仅着眼于保持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且也致力于长期的结构调整，是把调结构、上水平的目标寓于扩内需、保增长的策略之中。唯其如此，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才能不仅仅是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是结构更加优化，质量和效率更高，国际竞争力更强。
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知识性投资优先于生产性投资，这是在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结构调整不可能仅仅依靠生产性投资和一般的规模扩张得到完成，必须有赖于知识的力量。尽管这个过程不能立竿见影，甚至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和超常的代价，但我们显然没有其他的捷径。在过去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各方面对于结构调整的动力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在今天，外部市场的急剧变化为我们下决心进行结构调整提供了“倒逼机制”。在此过程中，以科技、教育等为核心的知识性投资不是可有可无，也不应当是处于配角位置，而是要优先于生产性投资。如果没有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相应扩展，大量的生产性投资有可能加剧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无效的投资，并将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深重的隐患。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当今之中国来说，这句至理名言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中国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责编/任晏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