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梁人头骨出土时的情景
资阳人头骨
人类诞生在地球，广义来说，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但是，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在某一地区形成以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还是从不同地区同时形成并各自朝着自身的方向演变的？这始终是古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分子遗传学家的探索之谜。
经过几代人的探索与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之谜仍然各持己见。但总起来说，赞同人类最早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的论点占据主导地位，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相对较少。笔者原本是多元论的探索者，然而当我目睹了东非大裂谷稀疏的草原湖泊、广布的火山沉积、时序连续(700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后，改变了人类远祖多地区起源的观点，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
亚洲尽管缺乏700万到25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而退出人类起源论坛，但是在东亚地区200万年到5000年前的人类化石地点分布却比较广泛，迄今为止已发现了30多处。从其体质形态、文化内涵看，其脉络是清楚的。这些信息表明，非洲东部大裂谷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亚洲东部大三峡是“东亚型”人类演化的摇篮。换言之，从非洲进入亚洲的不是直立人，而是300万年前的古猿。它们在实践中适应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从被猎到狩猎，从野蛮到文明，最终演化成了“东亚型”人。
现在，就亚洲东部大三峡是“东亚型”人类演化的摇篮作进一步论述。
1.地质背景
中国地形西高东低，长江由西向东注入东海。但是，长江及其大峡谷形成前的中华大地，与现今所见截然不同。资料表明，青藏高原在中新世晚期，其平均海拔高度约为1500~1000m，当时的气候是较温湿的气候环境；和青藏高原毗邻的云、贵地区，山间湖泊星罗棋布，生活着具有人科性状的滇中禄丰古猿(Lufengpithcus lufengensis)、始熊猫(Ailurarctos)、嵌齿象(Gomphotherium)和剑齿虎(Megantereon)等亚热带疏林动物群。当地质历史由上新世进入第四纪时，来自印度板块俯冲的强大应力，促使地壳上地幔物质运动进一步强化，发生了剧烈的深层和表层地质作用，结果使那里的地表再度大幅度隆起，改变了上新世时期的那种比较坦荡的地势，进而完善了我国西部的各大山系(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天山、横断山)和东部的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状地形。高原和山脉的形成，阻止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使青藏高原变为大陆性气候，同时来自太平洋的夏季风得到加强，从而造就了东部湿润的生态环境，而来自西伯利亚的冬季风，造就了戈壁荒漠和黄土高原。受青藏高原升起的影响，横断山以东的河流沿构造线快速强烈下切，早期的夷平面解体，促成了长江及其峡谷的形成。
2.“东亚型”人的体质形态
以头颅为例，眼框长方形，正中矢状脊隆起，下颌圆枕，鼻梁紧夹，先天缺失第三臼齿等(吴新智，2006)。“东亚型”人的这些性状，在以草原湖泊环境为特征的“北非型”(从乍得到埃塞俄比亚)人中，比较少见或无。
砍砸器
打制技术粗犷、随意，石器类型以“砍、砸”器型为主体；“北非型”人的生产工具规范、选材考究，以“手斧”工具为主体。
4.“东亚型”人的伴生动物
人类是大自然生物链中的一员，自诞生之日起，他们就与生态圈里的其他生物朝夕相处，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古人类遗址里，几乎都有动物伴存，其中以哺乳动物最为普遍，初步统计已超过200种。不同物种都有其自身的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例如大熊猫等。
大熊猫：大熊猫从200多万年前的大熊猫小种(Ailuropoda microta)到100多万年前的大熊猫巴氏亚种(Ailuropoda melanoleuca baconi)再到大熊猫现生种(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一完整的进化序列。
鬣狗：这种食肉动物在长江流域的地史分布广泛。从200万年前的桑氏鬣狗(Crocuta licenti)到100多万年前的中国鬣狗(Crocuta sinensis)再到1万年前的最后鬣狗(Crocuta ultima)，也是持续演变的。
貘：貘的系统发育情况与大熊猫、鬣狗是同步的，即从200万年前的山原貘(Tapirus sanyuanensis)到中国貘(Tapirus sinensis)再到4000年前的华南巨貘(Megatapirus augustus)。
大熊猫、鬣狗和貘的演化史，折射出长江流域和谐生物圈的发展脉络。
5.“东亚型”人时期的生态环境
地形是影响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古动物学家(郑绍华，1991)认为，长江中上游地段的许多地方是半封闭的森林、河流环境，即使西北季风强盛的年代，对这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而体现在动物群落之中，既有华南动物区系的成员，如毛猬（Hylomys suillus）、斑蝠（Scotomanes）、优飞鼠（Petinomys electilis）、狨鼠（Hapalomys）、笔尾树鼠（Chiropodamys）、巨猿(Gigantopithecus)、狒狒(Procynocephalus)、猕猴（Macaca）、灵猫(Megaviverra)、豹(Panthera)、黑熊（Ursus thibetanus）等，也有西南区和华北区的代表，如中华猬（Neotetracus sinensis）、肥（Blarinella quadraticauda）、印度长尾（Soriculus leucops）、小长尾（S.parva）、攀鼠（Vernaya）、大耳姬鼠（Apodemus latronum）、刺猬（Erinaceus）、小飞鼠（Pteromys）、沟牙鼯鼠（Aeretes）、鼠平（Clethrionomys）、川仓鼠（Chuanocricetus）、苯仓鼠（Amblycricetus）、模鼠（Mimomys）、象(Sinomastodon)、犀(Dicerorhinus)和转角羚（Spirocerus）等。这种混合动物群的特征表明，“东亚型”人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主要显示出和目前的亚热带森林河流环境相似，但比目前湿热。
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故受西北季风的影响较大，从而使华北温带草原动物群有利南迁。根据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及25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遗址的植物孢粉分折，其植被组合为落叶、阔叶与针叶混交，气候偏凉。这与华北此一时期比较寒冷的气候相吻合。这个时期也正值第9次自然环境大转型后期(Repenning,1987)，北方动物诸如肿骨大角鹿(Megaloceros pachyosteus)、葛氏斑鹿(Cervus grayi)、梅氏犀(Dicerorhinus mercki)等随气候的变迁南下抵达长江流域。这不是推测，而是从“南京人”遗址、“和县人”遗址发掘出来的肿骨大角鹿、葛氏斑鹿和梅氏犀等化石得出的结论。
古气候学家还认为，在14000年至11000年前后，是全球性的末次冰期，我国海域的海平面平均下降了150m。如此严寒的气候导致北方的许多哺乳动物再次南迁，例如狍子(Capreolus)、蒙古兔(Lepus tolai)、鼢鼠(Myospalax)等，至今还生活在长江西陵峡畔的神农架林区。
来自北方的这些“冷”客，为何安居神农架？这是由于神农架具有立体的生态环境。当气候变暖后，生活在低海拔的生物不得不往高海拔迁移至1500m左右，若换算成平地迁移，就是数千公里之遥。反之，当气候变冷时，高海拔的生物就会向低海拔移动。这就是生物适应环境变化的秘密。
1987年，笔者在长江巫峡南岸一个石灰岩洞穴中发掘出一件长臂猿下颌骨亚化石。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和艺术实验室测试其年代为距今280年。可见，目前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里的长臂猿，280年前曾在长江大三峡生活过。不言而喻，那个时候，长江流域气候湿热，森林茂盛。由此溯源向更古老的时期推演，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将是大型灵长类的乐园。
黄万波在200万年前的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察
6.“东亚型”人的遗骸——化石
长江流域先后发现了30多处人类化石地点：诸如204万年前的“巫山直立人”、190万年前的“建始直立人”、170万年前的“元谋直立人”、115万年前的公王岭“蓝田直立人”、100万年前的“郧县直立人”、80万年前的陈家窝“蓝田直立人”、35万年前的“南京直立人”、25万年前的“和县直立人”、20万年前的“银山智人”、19万年前的“长阳智人”、9万年前的“奉节智人”、5万年前的“官渡智人”、2万年前的“河梁智人”、8000年前“资阳智人”、5000年前的“老鹰崖智人”以至“巴人”，这些人类化石的解剖学特征是彼此镶嵌连续进化的。他们在智力发育和适应生存中，从蒙昧思维产生的粗犷、随意的石制工具，到逐渐地萌生了“现代”意识和行为产生的大三峡文化，先后经历了200多万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里既没有因严寒气候而出现人类演化“断层”，也未见到外来文化的渗透。
鉴于以上各点理由，我们对“东亚型”人的起源与演化似乎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即自200万年以来的长江流域大三峡（指湖北宜昌以西、横断山以东的广大地域），远较其他地区优越，食物来源丰富，进入这种半封闭的森林河流之镶嵌环境的古猿后裔，它们全身结构都得到了相应的改造，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可以这样说，“东亚型”人就是在这样的进化背景中诞生的，在长江与黄河并肩哺育中成长的。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东亚型”人的子孙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长江流域大三峡，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炎黄子孙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