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
三、管理学校的三条原则
（一）因材施教的原则
在学校里一定要因材施教。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根据学生个体的差异对材施教；另一方面，每个学校由于性质不一样，层次不一样，专业不一样，所以要按照学校自己的定位去培养人才。例如，对于一流大学而言，要培养的是精英人才，那就要按照精英人才的要求安排教学和实验。对于职业学院，定位是培养应用型的科技人才，毕业的学生不是去从事基础理论创新，那就要按着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去培养。这样一来，教学的安排，教材的安排，课时的安排，实习实验的安排，德育的安排等等，都要根据学校的性质来决定。不要都用一流大学的方式，而是要根据学生的情况用自己的方式，这才是因材施教。
（二）有教无类的原则
有教无类，这是孔夫子的思想，就是学生即使差一点，甚至有一些瑕疵，老师仍然要教育他。不要歧视学生，不歧视落后的学生，不歧视失败的学生，不歧视有瑕疵的学生，要宽厚。这一点，一些老师，一些干部没有做到。要考虑学校不是惩罚人的地方，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把不同的人都能够培养成人才。不要去埋怨学生，有差错的时候也不要歧视，一定要关爱他们。
（三）奖惩分明的原则
奖惩分明，就是要以奖为主、惩罚为辅。一定要搞清楚奖惩的关系，不要以惩为第一，应该以奖为第一。例如，处长对科室里面做得好的要及时奖励、激励。做得不好，首先要扶一扶。在惩罚的时候，还要留点余地，还要宽厚一点，对事要严肃处理，对人的处理要宽厚一点。提倡善良，就是说在惩罚的时候，还希望他改正错误，给他关爱，留有余地，可重可轻的时候要从轻处理。应该实行疑罪从无的方法。事情未搞清楚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处理人家。前些年，只要认为你犯了错误或犯了罪，你就一定是犯了错或犯了罪，所以在政治运动中搞了很多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都是把怀疑变成了人家的罪行、人家的错误。要激励同志们做好事，奖励优秀的同志。激励为主，表扬为主。
四、管理学校的三个方法
（一）从严治校的方法
在家里培养孩子，需要严格才能使子女成才。在系统比较乱的情况下就要用严格的办法。在暨南大学，为使校风、教风、学风好转，笔者提出了“三从严”的原则：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坚持了多年，取得了成功。
大学里面，核心是两件事：老师是教课，学生是听课。老师的教学工作是用上课质量来检查的，学生的学习质量是靠考试来检查的。所以领导要抓两个重要方面：教和学。学生方面把考试抓住，当然平常也抓，平常有很多程序，核心是抓考试。中国在作弊方面自古以来管得很严格，我从小学到大学就没见过作弊，哪怕两个人考试时座位很近，都不敢去看人家的考卷。西方也是这样，一个大学生作弊后，一辈子都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在西方诚信很重要。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毛病呢？很大的问题就是诚信差了，就是不严格造成的。一个社会失去了诚信，在管理上的代价就太大，当领导就很苦，说一不是一，说二不是二，很麻烦。
为了根绝考试作弊，笔者就想出大考场的办法，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大考场，全校学生在一个考场里。我们学校最大的房间是体育馆，在体育馆里考试，这件事《人民日报》都报道了。在大考场中，每一个行列不是一个专业，排梅花形的座位，每位考生见不着周围同卷子的人。考试桌子设计得很特别，私存夹带完全没有可能。进考场的时候，学生无关考试的东西要存放。进到大考场以后，学生要靠自己的智商和能力来完成考试，在那种情况下作不了弊。自从设立大考场以来，便没有学生作弊。学生无法做弊，考试质量就很好。学生要考试好就得平时学习好，所以整个学习过程都能够管住。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办法。
另外还有考题问题，学生巴结老师送礼，有的老师就会漏题，为此，就搞试题库。全校每门课程都搞试题库。一个试题库不是一个老师做，是几个老师分开做，而且一套题是几个老师的试题混在一起的，最后收集起来一门课程起码有十几套考题。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到考前两天才选考题。我们把试卷编成号码1、2、3、4……他随机抽号码，但不知考题的内容。每个专业都抽好后，由另外的人去印刷，参与印刷的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不带手机，跟外界不联系，就在学校里面或者郊区去做这个事情。在两天之内把考卷全部都印好封存。包括硕士生、博士生的考试全部都这样做，所以暨大考试非常严格、公平。题目漏出去，作弊，这是最大的对人才选拔的不公正，选不出优秀人才。
关于阅卷工作，我们也想了办法。教师集体阅卷，阅卷后试卷不能由老师带出阅卷室。阅卷要管好，整个流程都注意，每一步都科学管理。
考试严格以后，省里对我们比较相信，就把几次干部考试放在我们学校举行。有两位副厅长作弊，当场被我们抓住了，副厅长的官都丢了。不诚信的人就绝对不能做领导，作假的人肯定做不了好领导。今天我们社会有很多贪污腐败，产品质量很差，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不严格、不注重质量，祸害太大了。
在学校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严格，大家首先就要不作弊，要讲诚信。在学校的时候，如果允许学生作弊及格，那么他到社会上就更作弊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领导，在管理学校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符合质量。符合质量就不要怕得罪人。我觉得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人格。一辈子多做善事，多做好事，一定不要做坏事。全中国高校都应该严格管理，严格以后，我们培养的人才质量就高了。这些学生到社会后就会体会到严格带来的价值，严格带来质量，严格带着他们最后走向成功，严格带来的是民族的诚信和兴旺。
（二）依法治校的方法
我们国家最近一直在强调法治，因为中国过去是人治的国家，现在是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德国呆了两年多，发现德国管得比较好，社会治安比较好，经济搞得也比较好。经济上通货膨胀率低，基本是在1%左右，物价稳定。每年每个人的工资增长是超过通货膨胀率的。人们很热爱自己的工作，都愿意好好地干活，找到工作就很好。他们说的好日子就是可以旅游，可以去玩。穷人也有自己的车，就是差一点的车。有钱人是开奔驰，开好车，这是差别。社会管理得比较好，很大的原因是法治，就没人敢犯罪。大家都不犯错误，都循规守法，不偷税漏税，该交多少税就交多少税。而且办事不求人，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要办什么事情都按照制度，找张三办、李四办都一样。不像我们学校的一些部门，要先研究研究，你得求我，你得巴结我，你得送礼，才能办事。人家的高校使用法治这样的方法，我们差得比较远。现在老百姓办个事很困难，该办的事情，一些部门常常都不给你办。所以我们应大力提倡，老百姓要办的事情，只要是制度上允许办的事情，人家来找你办，你就要立即去办，不能有拖拉，不要刁难人家，哪怕这个人平常跟你关系不好。因此，学校方方面面都应首先建立健全制度，包括学校整体的管理制度，教学的管理制度，科研的管理制度，后勤的管理制度，住房制度，教师管理的制度，卫生、保卫制度，等等。
笔者在学校一任职，就开始搞制度建设。每个部门都建制度，甚至每个小方面都有制度。最后搞了300多个制度，编成两本文件集：《行政管理卷》和《教学科研卷》，还有党务方面的制度。然后发到学校各个单位，每一个科室都有，任何人办事都看这个制度，照着程序做。就不要临时考虑是找张三还是找李四。属于哪个部门负责，都要告诉老百姓。电话要公开，大家好办事。中国传统求人的制度要改变，传统的拉关系习惯要改变，绝不能谁有权力，就拿在手里面，就得求他。所以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管理制度，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要按制度来办事。
制度不要经常变，尽量少修改，一次就搞好一点。制定制度首先是科室先搞个草案，然后征求多方面意见，最后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定稿。制度要符合国家大法，符合宪法，然后符合我们的教育法。一个学校搞个几百项制度，包括干部的选拔等等都搞成制度的话，我想最后就不会因为领导的改变而改变。过去，老百姓希望有优秀的校长、优秀的书记来领导，学校才有好日子过。现在，张三校长换了没关系，李四来当还是按照这个制度，这个学校就会健康发展。我们国家如果制度化、法制化了，就会科学地向前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人治走向法治，希望我们的制度建设加快一点。希望每个高校建立制度，每方面都搞制度，小制度，大制度，从整体到局部都搞，包括干部选拔。比如说，选举制的干部怎么选，任命制的干部怎么任命，考评怎么考？选举制的干部考评和任命制的干部的考评，这应该是不同的。过去，都是一锅儿煮。任命制的干部要对上负责。校长任命处长，处长自然要对校长负责，考评处长的分数应该以直接领导他的分管副校长和校长的评分为主。而现在往往就是任命制的干部是让群众来投票决定他的去留，那么这个干部就不敢管群众了。他如果管严了一点，许多人投他的反对票。优秀的干部往往很严格，下面有的人就给他打不及格。我们应以任务完成的好坏来评价一个人。选举制的干部应该以群众的分数为基准，因为你是选的，你要对群众负责，这个不能由学校领导来决定，应该以群众的分数来决定。现在的情况是考评干部都一样，任命制干部、选举制干部、业务干部、党的干部都一样的考核。不应该一样。还有教师的考核等等，要有不同的办法，不要一个办法对付所有的教职员工。
制度设计非常重要。去暨南大学的时候，笔者希望把它办成名校！因为这个学校有百年历史，今年是建校102年，是中国最早的七个大学之一，肩负重要的办学任务，理所当然它应该办成名校。但是，笔者去的时候，这所学校办得比较差，4000教职员中，连笔者在内仅有8位博士生导师，老师里面只有8个人有博士学位，被三大索引SCI、EI、ISTP收录的学术论文一年仅有几篇，1992年只有4篇文章，北京大学当时是好几百篇。这4篇中，我一个人要占3篇。
为了提升学校学术水平，笔者想了三个主意。第一，让原有教师人人都搞科研，提出“不搞科研的教师是残疾的老师”这个口号，施加压力，逼迫老师们都要搞科研。第二，大力引进人才，招名牌学校的教授以及博士进来。第三，制定制度，制定了学校的分配制度，以激励老师们搞科研。
当时的暨大很穷，校机关到了1995年的时候连一个季度50元奖金都发不出来。所以笔者就想办法要挣钱。首先，亲自负责全校财务工作，宣布院系部处不搞创收，挣钱是校长的事，校长有责任搞来钱。院长应该做院长的工作，处长应该做处长的工作，系主任应该做系主任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个改变就是分配改变，原来是各系发奖金，现在学校统一发奖金。搞了个新的分配制度—暨南大学量化考核制度。
改革以后，在暨南大学，每人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国家工资和校内工资。国家部分我们改不了，教授拿多少钱，处长拿多少钱，那是固定的。学校部分在改革后是这样分配的，比如说老师，你给学校做多少贡献，学校就给你多少奖金。我们不能说你多少就多少，而是把工作进行量化。比如说科研有多少论文、多少科研项目以及成果的推广等等，我们就把每件事情都量化。国家的项目、地方的项目，不同的项目分级；还有就是你拿100万的项目，还是10万的项目，当然不一样；而且学科也不一样，搞理工的项目经费要多一些，搞文科的搞个大钱不容易，文科的分数跟理科有区别，项目也有区别。发表论文，在世界、在中国不同的杂志发表，哪些是著名杂志，那一类杂志多少分，把这个划分好，不同专业都不同，划得很细。教学，你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人教育的课都有不同分数。甚至没有学历、学位证书的，上短期培训班的课，都有分数。学生数多了也有加分，重读班也有分数。你教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分数；礼拜天上课比平时上课加一点分，在外地上课要加一点分，晚上上课要加一点分，中午上课也加一点分，分得很清、很细。教学实验、作业都有分数。还有当班主任、做学生工作的都有分数。还有社会任职的分数，你给学校带来了名气，在外面任个什么职务，对学校知名度有提高，也给你分数。
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分数加到一块，一年里，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填个表格，就是你的校内工资。我们开始设1分1元钱，大家很高兴，以后又提升分值，最后升到1分1.6元。大家看到好处，有的人一年可以拿到几十万元。笔者任校长十年来，全校教职员工人均年收入由1995年的8000元上升到2005年的88900元，收入增长了10倍。总之是鼓励大家多做事。这下子，我校的科研论文大大增加，特别是三大索引SCI、EI、ISTP的论文逐年增加，现在已经达到四五百篇，在全国名校里面排得上号了。
学校要鼓励大家改革制度，就要制订激励的制度、严格管理的制度、出成果的制度。所以笔者就先抓住这个关键的分配制度。以前人人都不愿意多上课，特别难的课都不愿意上，愿意上简单课。现在是人人都在抢着上课。过去系主任求张三上什么课，还要拜托拜托才能上课。现在没这个现象了，大家愿意上课，而且都愿意做科研。现在暨大大部分老师都搞科研，做不了科研的老师则赶紧读书，读硕士、读博士。经过训练他就能做科研，能够既有科研本事又有教学本事，那名牌学校就办出来了。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有三个功能：培养人才，出科学成果，为社会服务。你的制度方方面面都可以搞，每件小事都可以搞，但是要抓关键，对学生就抓考试，对于老师就是抓教学。前面我已讲过老师原来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备课，笔者想办法对此情况进行改变。考虑到老教授的示范性功能，所以我在1993年就制订制度，要求教授上本科基础课。学生进校以后，一年级是培养他品质最好的时间，学风最好是要在一年级培养。那时，他爱学习，他要上进，他要打好基础，为此安排教授级老师上课最好。好几年后，我才看到教育部在全国要求执行这样的制度。
然后，要防止老师上课不认真备课。上课跟演戏一样，剧本有了，就是表演，是在课堂上的表演。老师在课堂上表演的时候，只有学生能监督他。但是，学生因为老师要考试，要管着他，因而监督作用也有限。所以笔者就提出三重评估制度便把教师教学管住了。西方的学校是每一学期期末都要学生给老师评分。暨大90年代初就搞了，结果老师不服，说因为教学生很严，学生便给打低分。对此，笔者提出再请专家评估。全校请了40位专家，大多是教课教得好的退休老师，返聘回来，每周规定他们每人听课8小时。他们在全校任何时候随机听课，不通知任何人，就变成一个随机的抽样检查，这里用了数学中的运筹学方法。全部听完所有的课程是不可能的，那样量太大。40位专家对老师给一个评价，主要针对这个老师的备课情况、教材情况、讲课情况、跟学生的互动情况等等。这个专家不一定是本行专家，也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是60多个专业，而且一个专业的课程那么多，应该说每个人不可能懂很多课程，但是基本道理懂得，所以这40个专家不要求他听本专业的课，就是全校广泛地听，听了以后给一个评分。结果老师还是不服，说专家不懂他的课，给的评分不正确。笔者后来想了想，再搞公平一点，让领导听课，从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至校长、书记，每人都规定听课任务。比如说校长、书记，一学期很忙，听四节课；副校长听8节课，系主任再多听一点，教研室主任多听一点，这些人听过的课程，都打分。他们也是随机的，不通知任何人，这样会发现很多问题。
笔者听课的时候，一般是8点的课程，到7点59分才悄悄进入教室，而且坐在最后一排。很多时候上课老师就没发现笔者，听完课以后老师才发现。这个办法很灵，见到了很多真实情况。校长去听课，不干扰老师，老师未发现也不会紧张，他很紧张反倒不好。
这样一来，我们就设立了三重评估制度：领导的评估，专家的评估和学生的评估。开始时大家还是不服，我们便连续做了两年统计，结果是三个评估分数近80%是一致的，还不错。教师所得评估的分数如果不及格，我们就亮黄牌，告诉他上课太差了，请他赶快改进。如果连续两年亮黄牌，就不能授课，下岗了，那就到人才交流中心去等着，或者你调走，或者去进修，或者改做非教师的工作。对优秀的上课教师，则每年在全校隆重表彰10位优秀授课教师，既给荣誉又给奖金。于是，学校的授课质量大大提高，教风迅速好转。
做事就要找到每一样事情的关键，对于教师来说上课就是关键，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就是关键。在学校里面，不应该有作假作弊的事情发生，应该形成一个诚信的校园，讲质量的校园。但这些管理光靠人是做不好的，你几个人忙不过来，所以制度是关键。这些制度不是专对老王的，也不是专对老张的，是对着所有人的。这个制度管着质量，要订得细一点，不要订得太粗，每个部门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认真做。每所高校应根据自己办学多年存在的教学问题、后勤问题和干部问题等，认真治理，要讨论好，要依法治校，笔者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中国的落后，落后在法治上。绝对不能搞成今天张三当校长，张三一套；明天李四当校长，李四一套。形成了一个好的制度以后，这个学校就能够健康地往前发展。
（三）实事求是的方法
我们在工作中要讲究真实，千万不要搞假的东西。一个学校如果不实事求是、搞假的东西，工作是做不好的，出发点就不对。所以，笔者在暨大期间，一直强调干部、教师给我的报告、汇报工作要说真话，要说真的数字，不能搞虚假。
如果你的工作，你的数据是假的，你做的决定就不可能正确。如果不是真的财务情况，你管财也管不好。在财务方面，笔者主张开源节流。开源为主，节流为辅。千万不要以节流为主，应该是开源为主，创造财富为主，节约为辅，不要浪费，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能做假账。绝对不能做假账，不能去骗领导骗群众，去逃税。只搞一本账，不搞小金库。实际上，现在很多单位都搞了一些假的东西，对上面一套，对下面一套。数据真实，不搞虚假，才有了真实的前提，才能够做出好的决定。应该要求所有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再不要去吃这个假的亏了，不要去吹牛。我们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我们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
可是，在今天仍然看到有些地方还有这种作假现象，并且是个严重的现象。有些人看到领导需要什么数字就给什么数字，领导喜欢什么就说什么；领导希望说大，他就说大，领导希望说小，他就说小。这样子会害党、害国家、害民族、害学校、害自己。笔者18岁入党，已有50年的党龄了，50年来，看到很多人就是喜欢作假，所以便悟出了这个道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以真实的事情为基准，才能有科学的管理。
但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很难的。因为有时候领导不喜欢你说真话，有时你周围的人不喜欢你说真话，但是你应该坚持，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基础，这是原则，这是方法，这至关重要。不实事求是，既造成人们不团结，又造成社会落后、经济落后。传统的“逢人只说三分话”，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真话的写照。要建成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每个人真心待人，真实地把你的思想表露给别人。这样的话，关系也好处，工作也好做，管理也好做。实事求是，对我们做学问的人尤其重要，尤其是在培养人才方面，来不得半点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