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如白雪，脸上总挂着和蔼又灿烂的笑容。他以“中国馆之父”闻名于世。但45岁之前，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作品，没有一个奖。他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首届国家“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何镜堂。
从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科技馆到惊艳世界的“东方之冠”中国馆，何镜堂用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数百座建筑精品，生动记录了前进中的中国。
何镜堂与学生讨论建筑设计方案
1938年，何镜堂出生于东莞。读书时期，何镜堂既喜欢数理化，又喜爱画画，他的老师提议其去学建筑，“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和半个工程师的结合体”。1956年，何镜堂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华南工学院，师从岭南建筑一代宗师夏昌世，从此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
45岁“一战成名”源自深厚积淀
如此丰硕的建筑成果，但45岁前，何镜堂没有一件建筑作品，未发表过一篇文章。
刚毕业那会儿，何镜堂27岁，意气风发，却碰上“文革”，几经辗转插队落户到湖北的偏远山区，之后又被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那几年，能看的书不多，他倒是花很多时间研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颇有收获。“每栋建筑的主要矛盾就是它要表达什么精神。”
“文革”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大量基建项目重新开始，建筑界又活跃起来。国家施行“研究生归队”的政策，何镜堂得以回到母校华南理工大学工作。当时，深圳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准备盖些楼作为开会、招商、展览之用。当时深圳科学馆举行设计竞赛，邀请华工设计院参加。校领导找到何镜堂，告诉他：“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要做一个外形突出且科技化的建筑，让人家一看就忘不了。”
接到任务时，45岁的何镜堂心想“机会来了！”他马上思考模型，决定采用“母题重复”法。这是建筑学中常见的空间组织方法，就是用一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母题，用各种创意加以复制。他将“切西瓜”的动作放到建筑里，设计成八角形。八角平面可以灵活切割，内部空间大，而且各个角度都能吸收到光，采光很好。建筑外观的上中下均是八角形，很有现代感。模型做出来后的第二天，何镜堂就赶到深圳提交方案，当天下午便接到通知：中标了。
落成后的深圳科学馆包含500间会堂、200座学术报告厅等，“当时看着它，觉得自己重生了”。市民看到这座建筑，很快记住了它，称其“八角楼”。该馆和深圳博物馆、深圳体育馆等成为深圳八大重点文化项目。
60岁那年，何镜堂平生第一次正式过生日。弟子们为他定制的生日蛋糕很是别致，造型酷似深圳科学馆。对何镜堂来说，深圳科学馆的确意义重大，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成名的作品，也是扭转他建筑生涯的关键作品。
勤勉，是何镜堂对待工作的态度。他还在读研究生时，为了撰写一篇关于医疗建筑的论文，他到北京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原版图书。因为图书馆规定只能借三天，于是何镜堂狠狠心买了一沓透明纸，在西单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将整本书原样抄录，共61面，每页55行，16.7万多个单词。没有尺子，图形、统计图和建筑平面都是何镜堂用蘸水笔徒手绘制，精细到让人叹为观止，主持人撒贝宁就曾在翻阅了这本手抄书后惊呼：“这是艺术品！”
文化勾勒建筑精魄
“建筑是一种文化形态，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体现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甚至体现城市今后发展的方向。”在何镜堂的所有作品中，有一座建筑显得尤为沉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在网络上，拜访这座纪念馆、祭奠历史，被网友列为“去南京必做的七件事”之一。
原纪念馆建于1985年，20年后，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扩建纪念馆。何镜堂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在设计竞赛中脱颖而出。他设计了一些空间意境，比如“折断的军刀”。从水西门大街向西行，远远就能看见一把中间断裂的灰色尖刀，这便是纪念馆的外形，断裂处即入口。通过这个设计，何镜堂将纪念馆前后延伸了700多米。
步入纪念馆，脚踩碎石沙地，会听到沙沙声，就像遇难者的呐喊。施工初期，工人在馆内挖出了19具遇难者遗骸。当时，何镜堂从其他地方赶来，走到此处，一抬头，一缕阳光正从屋顶的天窗射进来，照着遗骸，“象征着冤魂重见天日”。何镜堂留下“天窗”，并做了聚光槽，将其命名为“苍天有眼”。
南京大屠杀，6个星期内，30多万军民惨遭杀戮，以秒计算，每12秒钟就有一人遇难。何镜堂在馆内尾厅设计了一个三角形空间，模拟一滴水从高空落入黑色水面的图像，并用声电设计，每隔12秒发出“嘀嗒”声，墙上印着遇难同胞遗像的灯亮起又熄灭，标志着一条生命的逝去。
这座建筑犹如一把插入历史心脏的钢刀，时刻提醒着世人战争带来的创伤。
“和平离不开历史之鉴。这个馆，就像一本小说一样，从战争到杀戮到抗争到反思到和平，我们把它贯穿起来，融进每一个场所。”何镜堂和团队把纪念馆主题设定为“从战争到和平”。下沉广场的设计营造了肃穆的场所精神，伫立于广场一侧，300位抗战英烈的名字镌刻于抛光黑色大理石之上，走出馆外，是和平公园，斜坡上一片绿色的草坪，还有一座雕塑——母亲抱着孩子，显示宁静祥和，以及对和平的期望。
用作品来记录时代、表现时代，与时代共鸣，在何镜堂看来，这是建筑师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中国的建筑文化源远流长，创作思维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如此，在何镜堂看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特色，构成了多元的建筑文化。努力建造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谐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延续城市文脉、体现城市精神，是何镜堂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他的众多建筑作品都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以及现在的何镜堂工作室，这三座建筑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历史进程，也对何镜堂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三座建筑分别象征了我出生年代的中国，国家走向富强的中国，还有现在的美好生活。”
何镜堂工作室位于华南理工大学校内一片上世纪30年代国立中山大学时期教授的居住区，这片建筑占地3000多平方米，荒废已久。何镜堂和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改造，保留原来的布局肌理和建筑式样，引入岭南园林的“通透”“幽静”“隐约”的意境，丰富的植被和多层次的建筑空间互相融合。老建筑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同时，延续了历史文脉。
与岭南派建筑的山水意境迥异，何镜堂的另一件作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被称为“东方之冠”惊艳全球，融合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古意新解，极富时代气息。
当时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何镜堂，如果没有参与竞标，应该是以评委的身份出现。“新闻发布会发出向全球征集方案的当天，我就决定参加，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
他选用“中国器”去诠释大国的气度。这个建筑物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如鼎如冠，从上至下用由深至浅的四种红色营造空间感，“中国建筑是棋盘式布局，用木架结构一层层搭起来，搭建部分我参考了中国传统的梁架结构，形状则参考了鼎、罐，还用中国红作为‘外衣’。”
如果设计是寻找建筑的灵魂，那么完成每一个建造环节，则需要踏踏实实“接地气”。“比如中国馆的‘红色外衣’，什么是中国红？红旗的红还是故宫的红？”不仅如此，“要把‘红衣服’穿到16万平方米的建筑身上，颜色稍不对劲，老百姓接受不了的。”那段时间，何镜堂很苦恼，没头绪时甚至拿中华牌香烟包装上的红来比较。他请来中央美术学院专门研究色彩的专家，花了9个月，才比对出最大气、柔和的色调。
也正因为鲜明的中国特点，让“中国馆”从全世界344个方案中脱颖而出，何镜堂也因此多了一个称号——“中国馆之父”。
传统和现代怎样结合？
“新的技术、新的思维、必然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和思想，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把握时代脉搏，吸收地域优秀传统，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建筑应该表达的声音。”何镜堂曾多次表示自己特别欣赏、佩服贝聿铭，谈到这位和自己同时代出生的建筑大师，何镜堂曾评价：贝聿铭像一个优雅的摆渡者，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融汇的像太极一样美丽。
经过数十年的创作、研究，何镜堂总结出“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提出建筑要树立“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建筑的三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地域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品味，时代则体现建筑精神和发展。
“铜钱楼”“福禄寿”酒店、“桶装方便面楼”……近年来，一些中国建筑设计中的弊端一次次引发公众诟病。在何镜堂看来，这些问题的症结是文化。“营造中国特色城市建筑风貌应当树立高度文化自信。”何镜堂认为，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要妥善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考虑风貌特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思考风貌的延续，并高度重视城市风貌营造过程中地域、文化和时代和谐统一的问题。“我们的建筑体系能保留到现在，发展至今天，得益于生生不息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历史。”何镜堂说。
既要传承中国特色，也要兼具国际视野。新的时代需要新型人才，何镜堂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功实践“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以团队合作推进创造力的落实，既创作出大量优秀设计成果，又培养了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高素质的建筑英才。何镜堂和他的工作团队也因此成为国内最团结、最成熟、最活跃的设计集体之一，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创作平台和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设计品牌。
从南国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馆所；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控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中逝者的默哀；从数以百万计平方米城市高层建筑的现代化，到200多座大学校园的人文气息……何镜堂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中国。他所塑造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建筑作品也将成为中国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