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院士天地

陆元九:报国之心永青春

陆元九在实验室

陆元九在指导科研人员

2022年1月9日,是陆元九院士的102岁生日。因为生于元月九日,所以父亲为他取名“元九”。“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个富有新春萌发气息的名字,跟随了他一个世纪之久,而他也名副其实地作为开拓者之一,为我国相关领域开启了“春之声”。

陆元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领域开拓者之一;1920年1月9日生于安徽滁州,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6年至1968年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1968年之后,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委、顾问,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一个世纪以来,陆元九见证、参与了中国由弱变强的相关科技之路。他在航天领域提出了多项重要概念,创造性地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1982年12月,陆元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6月29日荣获“七一勋章”。

虽然年华易逝,岁月终老,但陆元九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却从未曾老去,可谓老骥伏枥、青春常驻。


志存高远求学路


陆元九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家庭给了陆元九良好的熏陶,他5岁入小学,11岁入安徽省立第八中学读初中。

在常人印象中,院士常与“学霸”挂钩,然而陆元九在学习上却“开窍”得不那么早。他自我评价小时候比较贪玩,学习成绩平平,属于那种智力中上等,平常学习不爱用功,成绩马马虎虎的学生。直到初三,他遇到了对自己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的几何老师,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老师对认真严谨的强调,对勤于思考的鼓励,对学习主动性的培养,让陆元久受益终身。从那以后,陆元九转变了学习方法,进步很快。这些经历让他知道怎样自己获取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初中毕业后,陆元九考取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时值陆元九读初中,他积极上街参加学生抵制宣传活动。1937年,他刚刚报名参加高考,就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随后是上海沦陷,这让他原本想去上海读书的志愿落空。这时,从南京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向陆元九发来了通知书。在炮火中,他逆江而上,由武汉经宜昌到达重庆。

在重庆,他和同学们在山顶上搭建的平房里上课。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有时还在防空洞中学习。作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大学4年中,他不仅学习了发动机专业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为日后深造打下了基础。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

1945年,公费出国留学考试的好消息传来,他为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终于如愿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出国留学之路漫漫,他从重庆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光等船就等了两个月。到美国后,陆元九被分配进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具体到专业选择,他觉得既然到了美国,就要学习一些新东西。他说:“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发展迅速,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开始应用。仪器学专业课程是德雷伯教授开设的,专业要求很高,很少有人报名。我当时心气很高,就喜欢尝试挑战,后来我就成了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

陆元九生性聪慧,加上学习刻苦,基础扎实,就读期间成绩相当突出。两年内,他一直是这门学科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十分喜爱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从1945年到1949年间,陆元九埋头学习,并担任助教,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0年,陆元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辗转万里回祖国


1949年,大洋彼岸的陆元九迎来了两桩喜事:一是获得博士学位,二是与留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获得博士学位后,29岁的他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已获博士学位的陆元九想为新生的共和国出一份力,于是开始为回国作准备。但是,回国之路谈何容易。当时,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留,放他回国更是无从谈起。

为摆脱回国限制,1950年他主动退出了科研小组,降低了密级。1954年,为了彻底扫清回国的障碍,他又主动离开所在的实验室,到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所进行民用科技研究。在福特,他参与研制了世界上第一辆气垫车。

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减轻他对家人和家乡的思念。谈及归国,陆元九说,他有中国人的执著的信念,“我是个中国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历经艰辛,他与家人终于在1956年踏上了回国之路。

陆元九一家人乘坐的船先开到日本,又绕道菲律宾马尼拉。当停靠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可以下船活动,唯独中国人不能,而被集中到一间船舱里被看管。船从马尼拉开到香港,快靠岸时,几名同船回国的留学生凌晨就被叫起来,下到一条小船上才准许靠岸。在港英当局警察的押解下,陆元九一家穿过九龙,步行通过罗湖桥进入内地。“回家了,终于回到家了。一边是尚属英国人管辖的香港,一边是新中国的深圳,中间是罗湖桥,关口上的那道铁门分隔着这两个世界。当我们一行人走过九龙关口,铁门哗啦一声关上的时候,我当时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这回国的路看似平常,可竟走了11年!”


创新之心永青春


上世纪50年代,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九带着这一先进技术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投入了建设祖国的热潮中。

陆元九回国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他被分配到自动化所,参与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对我国的自动化研究起了开拓性作用。这期间,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1958年,为响应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他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

1964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

“文革”后,陆元九重新回到科研一线,继续中断了12年的研究工作,并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

担任所长期间,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他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撑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他深入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精神,1965年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在长春诞生。随后,在他的努力下,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这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2年,他力主统筹规划,明确各研究单位的发展方向,防止低水平重复。他明确提出,应用于运载火箭的惯性器件应突破铍材应用、动压马达等技术关键;应用于战术导弹的惯性器件要解决快速启动、末段导引等技术;应用于卫星的惯性器件则要突破长寿命技术。

他还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多渠道聘请专家,组织召开国际会议,开展技术交流,引进人才,促进了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陆元九“个性倔,本质特征就是‘要求严’”。这种严格来自于对航天产品的负责,“我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求严格,可以进步快一点。”

1984年,陆元九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在他的影响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已成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000年以后,耄耋之年的陆元九依旧活跃在航天一线。2005年,他发表文章《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受到航天科技集团领导高度关注,随即部署落实相关工作。

陆元九的一生,推动了我国惯性导航事业的跨域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发来贺信,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2020年,在自己的百岁寿诞之际,陆元九与前来家中慰问的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生促膝而谈,再三强调要抓好基层工作,对待工作一定要严格、认真。殷殷之情,令人感动。

虽逾百岁高龄,陆元九却初心不改,心系航天,他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自觉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当年那个大步穿过罗湖桥回到祖国的青年,其身影在我们心中愈显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