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现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近年来，不断跃升的科技能力持续为实体经济创造着新增量和新空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放眼“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创新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和赋能，将进入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两者的深度融合，将全方位推动科技成果进入经济社会主战场，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现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就如何发挥科技创新关键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展开探讨。
深化创新驱动作用 把握发展战略机遇
科技强国战略明确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由此可见，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作用，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
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进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GDP增速达到9.4%左右，这背后是大量资本、资源及劳动力的投入。虽然在达到更大体量后，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速度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也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等，一些企业因为缺少“绝活”傍身，难抵外部冲击。所谓“绝活”就是关键核心技术。可尽管国家屡屡强调，政策频频出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依然有限。由此可见，要产生关键核心技术，小打小闹是不行的，深度融合才是重点。
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国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遭遇逆流，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姚景源谈到，中国只有加快实现科技治理，加强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赢得发展的新优势。令人鼓舞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国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良好的基础条件：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分析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深入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谋划科技创新工作。此外，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我们还拥有众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加之需求多元和广阔市场空间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我们已经具备了方方面面的条件，有能力也有信心去实现科技强国这个战略目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驱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在事关长远发展的前瞻性领域加快战略布局，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已在全球展开。姚景源提到，从蒸汽机革命开始，人类过去几次大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中国都错失良机，但这次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必须以更加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在更多领域实现突破和领跑。如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最重要的基础，虽然我们不得不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但只有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才能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他说道，“令人庆幸的是，在新的产业技术革命上，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我们已经在一些相当重要的领域中走到了世界前沿，完全有能力跻身新工业革命前列。”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线。姚景源在访谈中提到，要实现科技创新，一定要深化体制改革。
当前我们国家创新体制机制发展还有诸多限制因素。我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相对独立，科研协作和开放度不够，存在着机构重复建设、科研资源少而分散等问题。当下科技界与实业界的融合离“深度”还有距离。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仍有壁垒，科研人员缺少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缺乏成熟的技术交易市场，一些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也很难得到及时转化。如何平衡好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有效的互动和协调，成为一个有机的创新整体，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在科技创新上，首先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其次一定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如今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姚景源认为应通过简政放权等举措释放企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勇于创新；通过深化改革规范政府职能，完善公平的市场环境，发挥创新型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就必须让创新要素充分流淌在经济和产业各个环节，引发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其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科技创新在市场中真正体现价值。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形成优胜劣汰市场生态的同时，塑造更加公平竞争、开放包容的创新发展环境。”他以上海、深圳为例，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有韧性，市场有活力，政府在市场创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关的政策包容性远高于其它城市。“如果政府和市场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结合，我们的科创事业就能再进一步。”
重大科技项目突破往往会带动技术和产业整体升级，提升市场占用率，而市场提升又会倒逼技术进一步升级。姚景源提到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聚焦可能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重大创新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任务，依托重大项目整合全国各类创新资源，开展跨学科、多领域、大协作协同创新。“我主张在重大科技问题面前应该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我们要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来解决重大科技核心问题，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引领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更是科技创新需要秉持的价值取向。
近些年，我国在应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与市场结合的应用场景领域进步巨大。以远程医疗为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传统诊疗模式，让远程医疗得到广泛应用。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成熟，基于云视频会议打造远程会诊、视频查房、视频探视等应用逐步落地，又构建了丰富的远程医疗应用场景。“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应用科技领域我们还要继续扶持，鼓励不断创新，让科技更加贴近民众生活。”
虽然我国在应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与市场结合的应用场景领域进步巨大，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核心问题。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和总开关，许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我们小时候说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现在认真学习数理化、学习基础学科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优秀的孩子去做金融了，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脱实向虚’赚快钱的风气。”姚景源希望能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对基础研究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争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我国基础研究力度持续加大，“从0到1”的突破越来越多，这背后是国家长期且巨大的投入。2020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4426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2.4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504亿元，占R&D经费的比重为6.16%。一项重大原始创新背后离不开“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持，而国家强有力的政策与财政，正是为“冷板凳”加温的热源，它将最大限度减少科研人员为“柴米油盐”而奔波发愁，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深度融合，既是立足发展‘刚需’，也是着眼长远的大计。”姚景源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