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9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发起的第四届（2007～2008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选拔暨颁奖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总负责人俞可平教授对本届项目情况、评选标准、投票方式和全国选拔委员会进行了介绍。入围项目代表经过现场陈述、答辩和选拔委员会投票后，10个项目最终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得主；1个项目摘走“最具责任感地方政府奖”，其余9个项目获得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奖。
颁奖典礼由俞可平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席颁奖大会，宣布本届创新奖的获奖项目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
俞可平教授介绍本届活动摘要如下：
本届评选活动从2007年3月底开始接受各级地方政府的申报，至今历时9个多月，期间共有337个地方政府申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年10月，在申报结束后，组委会组织了15名来自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名专家组成全国专家委员会，依据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等六个标准，通过权重计分等一整套严格的评估程序，评选出20个入围项目。随后这些入围项目名单在重要媒体以及“中国政府创新网”进行了为期14天的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公示结束后，组委会派出20个调研组分赴各地对入围项目进行了独立评估。今天，选拔委员会将在20个候选项目中遴选产生9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奖”项目、1个“最具责任感地方政府奖”项目和10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项目。“最具责任感地方政府奖”由《中国新闻周刊》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组委会共同评选产生，获奖单位将获得3万元奖金。每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项目将获得5万元奖金。
本届入围的20个项目分别属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大类，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进政务公开等方面改革创新的实践成果。与前三届相比，本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申报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申报项目数量比上届增加了15.4%。这反映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继续扩大，更多的地方政府关注并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第二，公共服务类申报项目占总数的44%左右，继续超过政治改革类和行政改革类项目。这反映出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问题，重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第三，一些重点领域的创新项目无论在申报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非常突出。它们包括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政务公开、政府公共服务、政府绩效评估、城乡医疗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人大制度建设等。这些领域的创新活动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目前的改革重点。第四，申报项目中有二分之一强是近两年来启动的，约占总数的55%。这说明地方政府创新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仍然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强劲的动力。第五，申报项目在区域分布上依然不均匀，东部地区的申报项目远远多于中西部地区。本届申请项目分别来自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吉林、宁夏、青海、西藏等5个省区没有申报项目。
俞可平指出，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进行科学的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政府部门及相关成员进行适当奖惩，是促使政府不断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激励机制。由相对独立的权威学术机构，依据一套科学的评估标准和严格的评估程序，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评估和奖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评估活动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有助于消除评估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腐败和不公正；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政府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和行为，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推动学术界对政府行政改革进行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
据悉，从2000年以来，总共有1182个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参与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前三届评选产生了30个优胜奖项目，第四届还将评选产生10个优胜奖项目。作为中国第一个由学术机构对政府创新行为进行评估的奖项，“中国政府创新奖”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评估标准和严格的评估程序，评奖活动和工作机制日趋成熟。“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在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影响日渐增大，至今已有除西藏以外所有大陆省份共500多个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申报过“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作为一个民间奖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人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期许，努力引导和鼓励着各级地方政府为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从前三届情况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推动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许多获奖项目引起了有关各级领导部门和决策部门的重视，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例如，第一届优胜奖项目“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立法听证、一站式服务、政府采购、“公推公选”乡镇领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第二届获奖项目“民主恳谈”、户籍制度改革、公用事业民营化、社会保障阳光操作、社会应急联动系统；第三届获奖项目街道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外来工维权等都在全国范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广。此外，许多获奖项目已经成为国内外政治学者研究的重点案例，不少获奖项目被编入案例教材，进入大学和党校的课堂。“中国地方政府奖”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前三届每届都有获奖项目代表被推荐参加联合国“全球政府创新论坛”。这充分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鼓励导向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并且对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举办近8年来，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树立良好的声誉，发挥日益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得益于严格的评选标准、科学的评选程序和清廉的评选作风。同时，申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必须具备六个条件，即申请项目的组织性、自愿性、公益性、创造性、效益性、时效性，以此保证只有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效益并得到民众认可的政府创新项目才有资格申请。组委会设立了六个评选标准，即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以此确保获奖项目的先进性和持续性。第三是科学的评选程序，即课题组初选→专家复选→实地评估→现场陈述→委员终选。各个环节既相互独立，又环环相扣，以此确保评选结果的公正性。评奖过程的主要环节，都有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并对初选结果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以此确保评选过程的透明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惠丰，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高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教授，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信息司司长、政治学博士李章泽，中国新闻社常务副社长、《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社长刘北宪，中共四川省平昌县委书记、第三届“中国政府创新奖”获奖单位代表刘谦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吕日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长江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振耀，湖南省妇联副主席、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单位代表肖百灵，中国社会科学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主任徐伟新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徐永光，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俞可平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区委书记、“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单位代表郑云峰同志，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同志作为选拔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获奖地方政府陈述词摘要（按出场先后顺序）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主席周华忠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人大：
公共预算制度改革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从2003年10月始，对于实事工程项目采取了工程立项由镇人大代表“点菜”，实施过程由代表监督，建设结果由代表评估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四年中，共向群众征集实事工程信息800余条，经过筛选后，形成“菜单”的项目共有82个，最后经代表确定的实事工程为42项，财政投入资金2.2亿元。实事工程的支出占年度财政预算的30%。几年来，实事工程的如期完成，使25万惠南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深圳市南山区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叶民辉
深圳市南山区委区人大政府：和谐社区建设“双向互动”制度创新
南山区委人大政府就基层民主建设在机制上存在着工作抓手缺乏、操作环节缺失、反应不灵、运转低效等问题，自2001年以来，通过深入调研、反复思考，从机制和操作层面着手，提出了以社区为平台，实现“两个创新”的工作思路。一是实现党对社会领导方式的创新，将体制内政治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二是实现人大代表履职机制的创新，将体制外民间政治参与纳入到体制内来表达诉求，实现利益，释放压力。
山东省乳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万友
山东省乳山市委：
全面推进党内民主
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十六大对推进党内民主提出的新要求，在市镇村换届的契机下，乳山市委改革创新，推动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民主的探索与实践。在市一级，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在镇一级，直选镇党代表、镇党委领导班子；在村一级，“两推直选”农村党支部书记。此项改革坚持注重综合联动；贯穿民主形式；坚持与时俱进、适度超前；建立明确制度，将改革创新触及权力运行和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乳山市通过改革，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同时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又快又好的发展。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主任张廷才
四川省雅安市人大常委会：
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2006年1月到5月，雅安市人大常委会选择了四个乡镇开展创新人大代表选举的试点。这项改革首先是改登记选民为选民自愿主动登记。候选人自愿报名，解决公民的被选举权被虚置的问题；通过公平有序的竞争，促进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落实选民知情权，避免选民投票的盲目性，增强候选人的选民意识和角色行为；选举期间，全体选民进入秘密写票间写票和开放现场投票时间，增强选民对人大代表的认同感；而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和选民的全程监督保证了选举成为公民行使权利的重要平台。
四川省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算监督处处长郭志强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执行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人大对预算监督乏力的现状，四川省人大预算工委以监督部门预算执行为突破口，开展了“在线监督”，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与省财政厅联网进行预算监督，使省级部门预算执行每时每刻都处在人大监督之下。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对预算执行进行实时、动态监督，为运用网络技术向社会公开预算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电子政务和透明政府建设。
浙江西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蔡建武
江西省民政厅：
农村村落社区建设
2003年4月份开始，江西省民政厅组织实施了农村村落社区建设。在农村自然村落成立以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知识分子、老复员军人为主体，热心为村民服务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卫生环境监督、民间纠纷调解、文体活动联络、公益事业服务和科技信息传递等工作站，组织和动员村民依法民主办理社区公共事务。有效地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大面积推广志愿者活动，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创新了农村党建工作，巩固了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农村合作协会会长陈林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
农村合作协会
瑞安农村合作协会致力于促进农民专业、供销、信用合作的发展、规范与改革，加强三类合作组织的联合与整合，组建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从根本上保障供销社、信用社的回归三农与回归合作制。合作协会鼓励专业合作纵向延伸，按照农产品类别成立挂靠农协、覆盖全市的各种专业委员会，以较低成本实现较大范围内的组织化；鼓励社区合作中心下移，汲取乡土资源，发展综合业务；为基层合作社嫁接金融、流通、科技等功能；在乡镇层级大力培育中心合作社，增强其辐射和带动作用。
新疆呼图壁县人民政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自1995年开始，新疆呼图壁县创新性地推出了社保证可用于质押贷款这一“呼图壁模式”。这一模式的运用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社保良性发展，保证了参保农民全方位受益，增强了地方政府与农民的信心，达到共赢。呼图壁县农村社保证质押贷款项目创新解决了社保机构养老金保值增值难问题，不仅有县委、政府对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拥护。这一模式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已成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创新的重要取向，同时对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区长彭朱刚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海曙区政府采取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活动，创造性地实施了“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有机结合的运作机制，吸引社会组织的参与，增加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渠道，形成了多方位的公共服务参与格局；利用“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义工银行制度，使区域内的物质、治疗、服务等资源得以最大化整合利用；在全国率先推出“走进去、走出来”的服务模式，通过多元化的服务主体走进家门，并引导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家门获得服务。海曙区这一创新方式已在宁波全市推广，并在10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和借鉴。
黑龙江省伊春市市长、林管局局长许兆君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
林业产权制度改革
为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林区发展的问题，伊春市在全国首先提出了进行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的构想。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以森林价值分类经营为指导，按照远封近分的原则，将远山区封起来，以生态建设为主，继续由国家管理；把近山区的部分国有商品林，流转给林业职工，赋予其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处置权，可以继承、转让，期限一定50年。试点总面积8万公顷。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已经使伊春实施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长寿社区始终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出发，把服务百姓作为社区工作的第一需要，把扶持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作为工作创新的要求，把促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作为工作的切入点，走出了一条“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扶持搭台、社会各方参与、民间组织唱戏、社区居民得益”的民间组织管理新路径。这一改革是以项目化导向，创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以社会化运作，孵化了一批社区服务组织；以规范化管理，建立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党组织；以信息化服务，建立民间组织服务网络。目前，上海推广这一做法，中心城区中59个街镇已经建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胡昌年
四川成都市人民政府：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一窗式”并联审批改革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启动，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机制设计理论，按照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科学的工作运行机制；从行政审批典型实例入手，分析问题，查找症结；将审批流程中的各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梳理、整合；从审批部门和行政相对人双向视角改进审批流程；同时与现行的主要审批模式进行比较，完善改革思路；并对新审批模式的改革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一窗式”审批达到了最大限度的行政资源整合，体现了新的政府服务理念。
广东省深圳市监察局：
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深圳市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于2005年1月1日正式运行，覆盖了深圳全市31个部门239项行政审批项目。2005年9月进行二期挖潜改造，2006年3月正式运行。监控范围扩大至38个部门197项非行政许可的其他审批事项以及16个部门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该系统是运用信息技术将核心电子监察平台与视频监控系统结合，对行政审批进行全过程监控的系统。同时按主题监察分为综合、期限、收费、异常、投诉、留言等12项监察；并建立以声音、图像、短信、邮件、自动报警等方式于一体的对审批事项同步跟踪、动态反馈、随时监督纠错的有效机制。
广西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龙虎
广西玉林市人民政府：
“一站式”电子政务新模式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7年5月14日正式受理并顺利办结了第一个网上审批——玉林市中医院新建门诊住院综合楼项目核准的批复。该项核准的手续从受理到发证整个程序，仅用了6个小时。玉林市遵循一套硬件和一套软件打造一个政务大平台的“三个一”理念，首创了集约、实用、简易、经济、高效的“一站式”电子政务模式。这种低成本高效率建设模式，对于部分沿海海洋地区、石山地区、草原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资金不足不能建专网的城市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陈蓓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改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
为了整合行政资源，打造一个统一、规范、高效的街道公共服务平台，在对办理程序、质量标准等进行确认后，交由网络技术部门嵌入网络系统，固化为程序。实现了统一承办事项、统一业务流程、统一办理时限、统一服务标准。试点街道提出“领导围着部室转、部室围绕大厅转、大厅围绕群众和驻区单位转”。而服务大厅在“区-街-居-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网络环境下运行，以大厅为中心实现了三通，申办、查询等事项不出门也可通过网上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缩短了办理时间，使基层公共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浙江省庆元县委组织部：
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日益关注民主与社会和谐，特别是涉及农税费取消和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县委通过下基层广泛调研，深切感受到新时期农村群众对“要发展、要技术、要服务”的需求非常强烈。为此，县委组织部对各县乡镇的“七站八所”进行机构和职能归并，建立“宽职能、少机构”的大科室制，新机构按照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和服务导向的功能需求来设置；从乡镇机关选派农村指导员和企业助理到农村和企业，开展“住村助企联心”工作。同时上下延伸，促进了县乡职能转变，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山东省莱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锐
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政府：
为民服务代理制
为民服务代理制，就是政府在市、镇、村（居）三级设立代理服务机构，在群众提出办事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后，各级服务代理机构在规定时限内为群众提供无偿全程代理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变群众跑为干部跑，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变多次办为一次办，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变暗里办为明里办，规范了干部从政行为。这一经验已经在青岛市和全省得到推广，并为全省和全国的各级政府取信于民、服务于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咸安区的前身是县级咸宁市。农村税费改革后，原乡镇管理体制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伴随着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咸安区在全国率先拉开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帷幕。改革以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合并内设机构、严格编制管理、整合事业站所、置换人员身份、创建新的服务“三农”机制为主要内容。打破了人浮于事的旧体制，建立了精干高效的新体制；打破了“以钱养人”的旧机制，建立了“以钱养事”的新机制，达到了减轻财政负担、减轻农民负担，提高执政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目的。
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柳玉祥
江苏省公安厅：
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在深入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江苏省公安厅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交通安全管理、刑事案件立破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六项执法告知服务制度。交通执法告知模式——先查询、后告知、再处理。刑事办案部门告知模式——立案告知、破案结果告知、未破重大案件进展告知。网监部门全程监管告知模式——网吧巡查现场告知、跟踪处理。执法告知服务已成为江苏公安机关的基本执法制度、基层一线民警执法活动的必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