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院士
2007年12月21日，应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邀请，周光召做了“物理学家的一生：谈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巴丁”的报告，以自己做科学家的体会，介绍了物理学家巴丁的科学生涯。周光召认为，爱因斯坦那样的孤独科学天才，在中国不容易成长，北大学生中有这种学生的可能性不大。而巴丁从小是学业好，老师、上级喜欢的孩子，北大、清华学生学巴丁比较容易。周光召讲述了巴丁出生的时代、成长的社会背景，和他进入科学研究的曲折经历。巴丁很早就爱好物理，但是在学校他为了就业学过电工。第一个工作在石油公司。有了自己的积蓄再到普林斯顿大学念物理研究生。既有好老师，也有好同学，如鱼得水。他到军队、大学和公司所属实验室都工作过。他的第一项大成就，是应用的要求促使他和合作者发明的晶体管。他的第二项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自由探索的科学问题，提出超导的理论。他与人合作很好，对自己的学生非常支持。演讲结束后，记者和学生纷纷提问，以下是记者、学生和周光召讨论的笔记。
希望你们交更多的朋友
学生：请问周老，中国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周光召：诺贝尔奖，中国将来肯定会有人得，这是必然的，至于何时获得如何获得，就是偶然的。首先最关键的是创造社会环境和好的条件，现在中国正在创造这样的社会环境和重要条件。这些条件是什么，当然经费要更多。但是，得诺贝尔奖的人也并不都是有好的经济条件和很好的环境。巴丁和爱因斯坦的情况就不同，巴丁是个好学生，一贯很规矩，他的环境和条件就好些；爱因斯坦就不同，他大学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老师给他写推荐信，他只好到专利局谋了个小差事。但他后来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研究，最后做出成果，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教育制度会抑制部分人的创造性。因为只背书考试不能让有强烈兴趣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成长，而且，不同的人所需要的成长环境也不一样，对爱因斯坦更有利的条件对巴丁来说就不见得有利。
第三，教育方式要改革，杜威的方式对美国学生的成长很有帮助，中国正在开始这方面的实验。如何改进制度，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学校的一个长远的问题。
第四，中国社会有些传统的东西需要改变，比如我们过分尊重学术上的权威，比如非常尊重院士，院士的头衔更多地是对过去成就的承认，而不代表对未来的发展是最好的。
过分强调对权威的尊重使很多人在导师面前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北大生命科学院有饶毅这样的院长，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现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气氛，尊重知识并不等于尊重某些权威，现在有一些很有创造性的人因权威而压抑了。
而且中国还有一些不好的传统，学术交叉缺乏，过去，各学科老死不相往来，我希望你们要交更多的朋友，互相交流，将来一定会成长起来，在科学上做出成就。
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想
学生：你年轻时，才气比别人高，和别人说话时，是否有时也会盛气凌人？请问，您如何克服自己的盛气凌人，又如何对待对方盛气凌人？
周光召：我在学业上不是最好的学生，因为战乱，我经常转学，在中学，比我优秀的同学相当多，后来他们没有出来是有其他原因。我没有自我骄傲的资本，我们关系都很好。
中学未毕业，不好找工作，没办法，就考大学，第一志愿未报清华，第二志愿是清华。第一志愿未录取，因为成绩不好，清华录取是先修班，等于读高三，所以才有机会到清华。在清华，第一次物理考试只考了2分，因为物理高三才学。那时学物理是因为人家说物理有前途，物理很红。我只有自己拼命努力，没有骄傲的本钱。
那时很多同学对我帮助很大，我自愿做图书馆管理员，可以先占一个位置，每天最后一个走。
后来到了三四年成绩才有起色。那时候也考试，但上研究生是按分配。为何选我去做，有很多人都想做，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大概因为那些同学跟我是很好的关系，那时物理系有些共产党员很好的。
有没有别人对我盛气凌人？这我只有一次经历，是到俄罗斯的时候。那时俄罗斯瞧不起中国。我在一个会上提了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居高临下。我当时感到有些不舒服。后来，我花了三个月，把我的想法整理出来，证明我提的是对的。后来就没有人对我那样了，那个教授也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所以，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想，无论你做得不对还是不对，别人怎么对待你，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怕始终盛气凌人，那就交不到朋友。即使别人对你盛气凌人，也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理想
记者：您刚才提到，心理素质对科研的重要性，请问怎样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
周光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闹情绪最浪费时间，一闹情绪就不可能很好地想问题。这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稳定，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理想，这一辈子要做什么，确定了就能战胜今后的各种挑战。
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命运也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最初的时候是想做科研，但后来被安排到科研组织岗位上。
学科学的人要有人文素养
记者：请您谈一下您在清华上学时的一些生活情况，还请您谈一下创造力的问题，您说过音乐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请问如何激发创造力？而且请您在思维方式方面做一些指导。
周光召：今天的清华与过去不同，都不认识了。那时我们生活非常简单，当时是靠奖学金。当时的奖学金是两袋面粉，是美军留下的。学生自办食堂，推选一些代表管理，把面粉中的一部分变卖，去买杂粮和菜，做得好可以省下一些钱供我们零用。这是解放前。
解放后，奖学金是两百斤小米。那时没有那么多诱惑，音乐还是有的，有位老师讲音乐课，我记得去过几次，他把唱片放给几个学生听，同时进行讲解。我最初的音乐启蒙就是这样获得的。音乐可以调剂一个人的生活，可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学科学的人要有人文素养。我们也上社会学课程。当时清华文学院也很有名，有一批有名的文人，比如朱自清，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社会学大师，比如潘光旦。
关于思维方式，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做研究，或者做学问，最典型的是，想解决一个问题，老也想不出来，突然一个刺激，突然就想通了，很难形容那时的感觉，因为那时的想法是你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有时，一个问题很难想清楚，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换一个角度，也许就解决了。
做领导压力更大，千百人都依赖你的决定
学生：巴丁后来学问做好以后，有没有谋求做一个系主任或者组织方面的领导岗位？
周光召：据我了解，巴丁没有谋求做院长，但美国有些机构请他去做顾问，是短时间的。我去访问时，他是美国的一个普通教授。美国的院长都是去弄钱，不是做学问的。
做了组织工作后，要发挥组织的积极性，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否则组织工作做不好。
我真正喜欢做研究，后来被安排到做组织领导工作，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愿。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但是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如果完全自己研究，也许更有兴趣。自己做研究压力大，做领导压力更大，千百人依赖你的决定。
中断基础研究5年，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补上
学生：现在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差。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创新精神？
周光召：我十年前已经离开科学院，总体讲，基础研究有两种，一种是像爱因斯坦，在科学前沿自由探索，不考虑社会需求，他的探索是纯学术的；另一种像巴丁，他的研究是根据社会需要提出来的。对于中国来讲，基础和应用研究都有进步。
基础研究不是短时间就能出成果，爱因斯坦从有相对论想法到做出成果，花了10年时间，重大的结果都不是容易的。中国有急于求成的现象，基础研究要沉下心来，不受诱惑，甘于清贫，才可能做出来。中国现在一般性的论文也不少，在国际论文排名榜上排第二，但质量不高。
至于应用研究，是由团队来做。嫦娥一号工程就有一批基干力量，所以做出了这样的成绩。
基础研究不能中断，否则就与世界脱离。中断基础研究5年，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补上。
周光召小传：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三年。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长。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捷克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蒙古科学院、法语区工程师科学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韩国翰林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四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
因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于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因在量子场论的研究中有重大突破，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993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
1994年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
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
他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