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91岁高龄时，共和国总理亲自邀请他为国家能源战略勾画未来
他是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战斗机、原子弹等尖端武器中都有着他的科研成果
传奇的科学经历 坚定的人生信仰
一位世纪老人的报国情怀 一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奋斗历史
——引自2005年9月12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
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
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
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侯祥麟
侯祥麟院士
红色信仰
“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两院院士，中国石化工业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他的名字前面有许多著名称号，无论是哪一个称号，都沉甸甸，光灿灿。但只有一个是从他青春年少一直到今天，真正影响和决定他人生道路和方向，也是唯一让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我是个共产党员。
从他人生的开始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几乎都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息息相关：出生那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上小学时，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刚刚迈进大学校门，“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开始；1937年，“七七事变”震惊全国，翌年，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侯祥麟。
1912年4月出生于汕头，祖籍广东省揭阳县，祖辈为农，家境一般。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外面兵荒马乱。那是一段战乱的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各路军阀很快就陷入混战。
不过，侯祥麟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那时他家住在一条很短的小巷里，巷子的顶头有座门通往外面。因为不是通道，大人们做了两扇门把两头关起来，小孩子就在里面踢足球、捉迷藏，经常玩得昏天黑地。侯祥麟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教育子女从小要说老实话，与人为善，努力学习。每到星期日，全家就上教堂做礼拜。那时的侯祥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上教堂纯粹是为了看圣经。圣经里讲的许多故事都非常神秘，这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侯祥麟家的屋顶是个阳台，夏天的晚上，大家就在阳台上乘凉。没有电灯，仰望着满天的星星，他就和姐姐们在夜色里争相背唐诗和《古文观止》、《兰亭序》、《吊古战场文》等，古文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后来，侯祥麟家搬到了商业街，房子比以前大了，常年在外做牧师的父亲也回来了，每天的日子都很快乐。
新家旁边有个小图书馆，里边有各种小说，侯祥麟简直如获至宝，经常去那里借书看。不管新旧，武打的、古典的、白话的、章回的，他几乎把所有的小说都看了，最喜欢看《三国》和《水浒》。那些劫富济贫、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好汉英雄，对少年时的侯祥麟影响很大。他家附近的小胡同里，常常有些从汕尾远道而来的穷苦妇女贩卖私盐，她们为了躲避盐警的抓捕，把盐装在细长的布袋里，绑在身上，外面穿上衣服，就这样还经常被盐警当场抓住，遭到毒打。看到她们跪在地上苦苦求情，侯祥麟心中很不平，常想要是《水浒》里的好汉们在就好了。
侯祥麟上小学时，正值日本人强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北平爆发了“五四运动”，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他的班主任老师是个热血青年，对日本人非常痛恨，不仅在课堂上给大家讲日本侵略中国、阴谋灭亡中国的种种事实，而且每年5月的“国耻日”都带领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老师个子很小，可是他慷慨激昂的样子让侯祥麟至今都不能忘怀，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侯祥麟年少的心灵中植入了抗日救国信念的人。
读中学时，正值国民革命军东征，打到汕头，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于是，父亲让侯祥麟去上海读书（当时，侯祥麟的二哥在上海做生意）。
1925年冬天，不满14周岁的侯祥麟，平生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心中又兴奋又不安。二哥家在百老汇路，离他家没多远有个小公园叫外滩公园。有一天，他去外滩玩，看见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还有印度警察把门，侯祥麟看了，十分气愤。
在汕头时，侯祥麟念初一，冬天到上海后，就到青年会中学插班。1927年，北伐革命军迫近上海，一时间很乱，就又转学到沪江大学附中，1928年又进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念书，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侯祥麟不仅时刻关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还看了大量的新小说、左翼作家的小说、翻译过来的俄国小说等等。
当时以侯祥麟的成绩，升入圣约翰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不喜欢这所买办气氛浓厚的学校。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想到北平念书，正好燕京大学的宣传材料寄来了，于是侯祥麟就报考了燕大的化学系。开学没几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对学生们的情绪打击很大，立即激发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们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但蒋介石只是表面答应抗日，实际上并没有出兵北上。不久，蒋介石宣布引退，出兵成为空话，等他再出山时也不再提此事，反而对后来去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施加迫害。从此以后，侯祥麟对蒋介石极端反感，再也不相信他关于抗日的任何许诺。
不久，日军占领了冀北，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了“何梅协定”，日军人在华北站稳了脚跟。形势越来越坏，亡国的危险日益迫近。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中国已经危在旦夕。8月中旬，日本人进攻上海，接着，日本人占领南京，发生了血腥屠城。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学识的增加和对国家愈加衰败的强烈苦闷，使侯祥麟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这也成为他在整个青年时代求学、就职和政治追求、社会活动等一切重大问题选择上，最强有力的“支点”。
大约读三年级时，有一天，侯祥麟在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杂志《New Masses》（新群众），是美国共产党办的刊物，其中有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他读了很兴奋。以后便经常读这本刊物，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长征开始以后，该杂志常有关于红军打仗的消息。从此，侯祥麟对红军艰苦作战和所取得的进展从心中感到非常钦佩。
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两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著作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大量书籍，《资本论》、《反杜林论》、《大众哲学》等都曾让他彻夜不眠：读到会心之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这些才是真理”！他完全被吸引住了，并坚信“只有共产党是真的抗日救国，真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
满怀报国热情的侯祥麟，经过青春时代的上下求索，终于在一片黑暗、混沌中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实现他抗日救国夙愿的希望，也找到了自己终身不渝的信仰。1938年4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长沙的一间小屋里，面对列宁的画像，侯祥麟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的一生和党的事业、党的需要、党的使命、党的托付融为一体。
侯祥麟院士
石油之缘
中学时代，一堂讲述原子能的化学课改变了侯祥麟的人生道路，当他听老师讲到原子核中蕴藏着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会产生巨大威力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撼和兴奋，没弄清楚这是物理学而非化学研究的他幻想着：“要是用这种能量对付日本鬼子就好了！”，就此“迷上了化学”，并决心把化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侯祥麟与石油的缘分，直接缘于抗日斗争。1940年，为了中国军队战时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油料，他和两位燕大同学一起，在重庆一个极为简陋的工棚里第一次开始“炼油”。从就地取材的桐油和菜籽油里，他们每天为战车炼出一两千公斤宝贵的汽油和柴油。1941年秋到云南搞煤炼油工作，1943年底又回重庆，在兵工署的炼油厂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高瞻远瞩，拟派遣一批技术干部赴海外深造，为建设新中国积极准备。1945年，侯祥麟远渡重洋，负笈美国，在匹兹堡的卡乃基理工学院(现卡乃基梅隆大学)化工系念书，在其煤炭研究室做研究。1948年11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和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联系，到其燃料研究室当副研究员，做涡流床煤的气化研究。为了教育、动员自然科学方面的留美同学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参加、组织留美学生活动。1949年6月在匹兹堡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很快在美国30多个城市建立分会，800多名会员中先后有300多人回国，且大多数成为各学科的开拓者、带头人。
1949年底，侯祥麟准备回国，由于美国的多方阻挠，到1950年5月才得到回国的机会，6月26日，侯祥麟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呈现出万象更新和蓬勃向上的生机。“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侯祥麟的心情是那样痛快和兴奋，难以用语言形容！
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能源短缺时期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一幕：走在街上，一辆辆无油可用的汽车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蹒跚而行……此刻的新中国，正面临着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而引起的全国性“油荒”，更严重的是，关系到国防安危的空军部队也因缺油无法起飞。
1960年8月16日，聂荣臻副总理在给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信里这样写道：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赖进口，煤油的技术问题还未解决，汽油只能生产部分型号，润滑油也有不少问题。这些情况使人担心，一旦进口中断，飞机就可能被迫停飞，某些战斗车辆就可能被迫停驶。
大庆油田的发现解决了原料问题，但怎么把这些黑糊糊的原油变成能让汽车跑起来、战机飞起来的燃料？侯祥麟接下的是刻不容缓的如山军令……
侯祥麟记得，余秋里那时每次见到他几乎都要问航空煤油研制情况：“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有一次，他甚至“威胁”侯祥麟：“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他实在着急啊！”侯祥麟十分理解余秋里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同样心急火燎。自他就任石油科学院副院长和石油工业部新型材料领导小组副组长以来，这样的“国家急需”项目他已经面对了很多。军队系统1958年开出的140种特需油料清单，一年之内他们就试制成功了102种。
但此时此刻，他前面是国产航油严重烧蚀火焰筒这只顽固的拦路虎，后面是刻不容缓需要航油的战斗飞机，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侯祥麟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百余名科技人员背水一战。那段日子里，侯祥麟带着科技人员几乎每天泡在现场，研究、试验、失败；再研究、再试验、再失败，不知疲倦、百折不挠，最后终于找到了火焰筒烧蚀的原因，攻克了这个难关。
科学研究不像打仗冲锋那么痛快淋漓，反反复复的失败，通宵达旦的试验，高度危险的工作环境……凭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侯祥麟和他的同事们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先后成功开发了五项关键的炼油新技术并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比原计划提前了7年，使中国本来十分落后的炼油工业技术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4大类产品产量自给率达到100％，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历史。
油炼出来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怎么“用”。到1978年底，中国原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但此后的几年却徘徊不前，而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却增长迅猛，产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好1亿吨原油”，成为中国高层领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密切关注的课题。
侯祥麟此时已经是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主抓科技工作，根据自己多年的思索以及多名专家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把大型的炼油厂和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厂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销售、统一外贸，同时加强原油深度加工”的理论。1981年12月，这份名为《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的报告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案头，胡总书记阅后批示：“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并发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同志看看，目的是为了增加知识，开阔眼界。”而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整合中国石油企业、对有限的石油资源“吃干榨净”的整体思路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
光阴荏苒，当年披荆斩棘、豪气冲天的科研带头人已成了德高望众、满头银发的行业泰斗，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侯祥麟先后担任了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职务，他与石油的“缘”一直没断……
回顾侯祥麟这代“炼油”专家的经历可以发现，每一项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大成功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心血、才华和奉献。新型喷气飞机的飞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导弹发射的成功，遨游太空的卫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离不开他们特别研制的特殊的“油”。
伟大使命
2003年5月25日，91岁的侯祥麟早早起来，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温家宝总理轻车简从，来探望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这已是他第二次登门拜访了。望着侯祥麟仍像5年前那样思路清晰、精神饱满，总理笑了。
总理登门，另有深意。2003年，国家将启动“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此举事关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发展。这是一项“盘家底”的活，难度可想而知。谁来主持？总理第一个想到了侯祥麟。
“您在科技界德高望重，具有公认的权威影响，我十分希望您能够参加这项工作。”拉着侯祥麟的手，温总理说，“但考虑到您已年逾九十高龄，我又于心不忍。”总理的话让侯祥麟如沐春风，深为感慨，思绪不由地滑向了46年前……
1957年，侯祥麟参与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那可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性工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侯祥麟带领着我国第一批石油化工科研人员，开发出包括KC即“氟油”在内的“两弹一星”所需的一系列特殊油品，开发完成了航空煤油等一百多种军需油品，成功突破了五项当时最重要的炼油新技术，使中国的炼油能力在当时接近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1946年，弹指一挥间——历史的重任再次降临。望着温总理殷切的眼神，侯祥麟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侯祥麟便出席了温总理召集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战略研究正式启动。在有关部委和石油化工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侯祥麟等30位院士、86名学者，组成7个专题组，开始搞可行性研究。历经一年多时间的艰苦调研，他们科学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课题组便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科研成果，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付出了大量心血。这次研究集中和反映了科学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意见。这种集成研究方式是一个创举，是科学民主决策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温总理的肯定让课题组全体成员群情振奋，可有谁能体会到此时的侯祥麟内心深处的痛楚？
2004年4月，侯祥麟的老伴不幸身染重疾，病情急转而下。6月25日，已处弥留之际。当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课题组的汇报。作为课题负责人，侯祥麟将要做重点发言，他怎能不去？
会上，温总理侧身倾听，把亲切的目光投向这位慈祥的老人。侯祥麟抖擞精神，字斟句酌，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客观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15分钟的发言，赢得了温总理和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然而，等到侯祥麟开完会赶到医院时，妻子已深度昏迷，不能开口。当天下午，与他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走”了，给这位92岁的老人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可没过多久，侯祥麟又紧急将课题组成员召集起来：“课题组只研究到2020年，而我国油气资源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到2040年之间，我们要考虑到2050年该怎么办？……”屋里的空气一瞬间凝固起来，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这么短时间内从失去至亲的巨痛中走出来，思考祖国的未来，这是何等的意志和勇气！
如今，每天上午9时，北京六铺炕的中石油大楼前，总会驶来一辆黑色轿车。从车上下来的老人清瘦矍铄，步伐稳健，热情地与周围的人打招呼……
从爱国的青年学子到国家的科技中坚及至今天还老骥伏枥担当重任，他的人生追求始终以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强盛为目标，他的科技研究始终以党和人民的需求为主线，他的才华与心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他用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忠诚和一个科学家最富创造性的劳动，书写了自己革命一生、奉献一生而又功勋卓著的世纪传奇。
我们衷心的祝愿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