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库尔特·兰贝克
2007年9月11日，“2007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能源与环境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科学大师们在“能源与环境”的主题下，就全球气温变暖、节能减排、世界能源与环境保护现状及前沿理论等发表了演讲。在论坛期间，记者采访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库尔特·兰贝克先生。
记者：您觉得这次论坛怎么样？
库尔特·兰贝克：我非常高兴能够接受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是科学家，大部分时间是处理科学数据，我所研究的是地球运动的过程，所以站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里来谈能源和环境问题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库尔特·兰贝克：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主要原因，很自然也很合理，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而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能再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所以从战略上防止错误的再次发生。眼下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持续的制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驱动力就是要有足够的能源、水力来支持人类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减排方面有什么不同？
库尔特·兰贝克：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如何才能够取得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又不摧毁我们的环境。中国和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增长核心动力都是能源，对于中国来讲，如果要实行工业化，把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澳大利亚的水平，那需要很多的能源，对于澳大利亚来讲，能源的出口、资源的出口是经济的支柱。但是这种能源财富也带来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工业发展中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
库尔特·兰贝克：眼下的工业活动所释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环境变化这样的后果。工业造成环境的污染，不仅在一些地方，在全球范围内都如此。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水的污染，缺乏洁净水。要解决水污染问题，就需要我们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人口的增长，也受到了环境变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比如说有新的传染病出现，人口的增长本身也是一个因素。这都给能源造成了压力，也引发了恶性循环，而且这个循环会失控。
记者：减排是否意味着必须降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
库尔特·兰贝克：现在有很多集团都在呼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他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能指望各国不再发展经济，不给人民带来好处；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讲，也不能够为了给全球的环保做贡献，就减缓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澳大利亚在签署《京都议定书》最基本的考虑，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放弃自己的发展和努力，除非全球都联合起来进行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不会使单个国家处于不利的境地，所以全球的努力很重要，当然区域的努力也很有帮助。
记者：您所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是否可以避免？
库尔特·兰贝克：有些人说恶性循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乐观的人又提出积极的理论，就是在刚才我们还听到关于太阳能的巨大潜力，在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的确同意这是很大的潜力。
对我来说，我们是不是能把恶性循环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良性循环中，同样可以促进世界的发展，而不是像以前发展那样，农业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给人民带来好处，同时也损害了环境。在良性循环中可以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改善环境，并且稳定人口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把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
记者：地球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可以给今天什么样的启发？
库尔特·兰贝克：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它在地球整个历史中都是持续发生的。人类一直在试图回应气候变化，我们从古代文明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文明是被历史淹没的，这就是表象。在地质史上不是太遥远的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很多重大的变化，比如说黄河水位变化，比如在1400年以前，黄河水流很细，这是作为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回应。现在又有一种新的变化，自然的节奏受到人为的影响，从而加快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速度之快，速度之大，超过自我平衡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高地可以搬家了，而且这些问题不受政治边界的约束。我们修建一些堤坝，但是修建堤坝的前提是自然的力量是静止的，有一些做法是不行的。
记者：气温升高，海平面升高，这些变化的幅度有多大？今后的趋势如何？
库尔特·兰贝克：我们有一些数字表明不仅是大气温度变化，而且在地表气体温度也产生了变化。还有就是海平面的水平，这些变化看起来很小，如果看预测，即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做出的预测，这些预测就表明今后变化的步伐更快，这是政策委员会做出的报告中的一部分。现在做了一个比较，如果人口不增长，或者在世纪末人口增长达到顶峰的状况，把各种情况都列出来，海洋、海平面的升高，气温的升高等等。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什么水平是我们能接受的呢？这还没有定论，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可能性、这些模式都表明全球气温是在增高，即使我们现在能够稳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同的模式都表明同样一种趋势。地区之间恶化速度的不同只是由于采用模式的不一样。
最初条件下小的变化在长期发展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地区的蝴蝶效应都很不一样，北京的蝴蝶效应可能由于芝加哥的变化引起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地球系统的变化会决定于在最初条件下小的变化，在长期以后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记者：现在采取什么技术来预测气候变化？
库尔特·兰贝克：在测量天气变化中所用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没有做出足够的不同情况下的计算机运行模式。
在做模型的时候不能够假设我们有足够的模型数据可以用。在模型计算机处理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种区域的气候变化预测对我们的意义就在于它帮助我们设计我们的回应措施。在澳大利亚以前曾经有独立的机构做出单一的气侯预测模型。这个地方就需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合作，比如说在中国所有做模型的人要进行合作。上周我参加欢迎胡锦涛主席访澳的国宴，我知道我们两国都有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合作。
记者：气候变化对地球上水资源会产生影响吗？
库尔特·兰贝克：水可能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是如此，对降雨量的改变和降雨强度的改变都会很明显。自然的力量通常是不平衡的，它会对气候变化模式的缓慢变化做出反应，这种平衡被打破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水的问题是应对气候时的主要问题，我们预测这种变化会发生，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变化，我们要做出反应。一般来讲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库，使我们无法提出非常可行的行动建议。我们的回应肯定代价会很高，如果现在不回应，今后再回应代价会更高。因为水涉及各个方面，包括能源领域各个方面。
记者：澳大利亚最近几年的气候情况怎么样？
库尔特·兰贝克：可以举澳大利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非常干旱的时期，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的，在过去几十年降水还是很充沛的。我们发现每年之间降水量的变化非常大，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相对还是平衡的。在7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就显示为总体的降水量减少，带来的麻烦就是现在的水存储和分配系统是以降水量非常充沛的那一年作为依据的。由于我们预测这样的干旱时期，澳大利亚大城市都实行限量的水供应，大家不仅不能享受城市的生活，而且还影响就业、生产和人民的总体生活。
记者：您估计，这种干旱会持续多长时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库尔特·兰贝克：由于没有非常有效的长期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干旱时期的开始，还是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干旱只是异常。因此我们也不能做出决定，这是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在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说预测澳大利亚南部会非常干旱，这个地方是人口和农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即使我们肯定未来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影响自然灾害的强度和频率，这对我们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来讲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能力。这个问题的规模如此之大，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在今后十年为了能够满足悉尼市的水供应，我们所投入的水能源要增加6倍。
除非我们能够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否则这种可能性就非常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恶性循环转到良性循环，我们要有好的规划，要有好的措施，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但是有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也不能够等到信息是非常确实的才做出回应，那样永远等不到回应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危害在如此紧迫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行事。
记者：在减排方面，澳大利亚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
库尔特·兰贝克：现在由于时间的限制我讲一些大的要点，就是中澳之间的联系。最近两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如果是对气侯排放不加控制，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利益。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来说，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要采取行动，来防止无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损害。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单边行动会使一个国家处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这对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政府不应该匆忙做出决断，我们应该逐渐地采取措施，我认为这是比较现实的。我们虽然很遗憾，但是的确现实情况如此，所以澳大利亚没有匆忙确定减排的量。尽管这么说，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已经开始一些合作，这是在2002年之后，有学术上，还有一些联合项目，这些项目会为我们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转型做出贡献。
记者：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减排上具体有什么合作项目？
库尔特·兰贝克：这些项目包括要建立一个中澳水中心和清洁煤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在过去几周在APEC会议期间也得到很多进展。我们共同研究的问题包括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提高发电的效率以及对碳的捕获和存储，最重要是需要沟通，不仅仅是两国科学家之间，包括政策制订者之间的沟通，如果沟通能够更顺畅，就使双边讨论和合作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能源和环境问题，我们可以向政府提供最好的科学建议。
我们已经了解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重视。最近几年获得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学术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是最关键的，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科学院会使我们的政府继续合作，也盼望着和中国政府继续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