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以向自然科学看齐为旨趣；同时，经济学也被认为是经世致用之学，被赋予推动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期待。

在中华民族奔涌前进的历史中，朱正圻将自己比喻为“一滴水珠”。这位出生于1929年，科研实绩丰硕的经济学者流露出的谦虚品德，如水利万物而不争。而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如同大海中的一股澎湃力量，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他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笔耕不辍，如今年逾95岁仍活跃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和创作活力。作为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经济学家，朱正圻在学界所获得的奖励和荣誉令人瞩目。然而，支撑他继续伏案工作的，并非外在的荣誉，而是源于一生对于国家与经济学的热爱。

为发展献智

朱正圻出生于上海的“国贸世家”，家族四代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对经济学的热爱和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根植于朱正圻的血脉之中。新中国成立前，朱正圻考入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在逐步精深专业知识的同时并投身爱国行动，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正圻将经济学家的天职使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结在一起，面向国家需求而做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朱正圻撰写的有关世界经济专题报告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朱正圻先后转入上海经济研究所和市外事部门，研究世界经济、地区和国别经济、对外经济关系，兼及贸易、市场、工农业和外交等方面，在《文汇报》学术版发表《西欧共同市场的出现、影响及趋势》后，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北有前辈易梦虹，南有后辈朱正圻”。

朱正圻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欧洲研究室主任后当选为上海欧洲学会首任会长，并被德中友好协会委任为中国上海地区首席代表。适逢改革开放带来国际交流的机遇，朱正圻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等国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和报告，如《中外经济体制异同比较及研究价值》《西欧经济运行机制》等。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使中国身处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亟须大量经济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朱正圻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需要市场机制。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社会市场对中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基于此，他建议邀请德国经济学家共同研讨，推动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服务跨国外包迅速发展，既带来了历史机遇，也催化着一场新的竞争。朱正圻关注到起步较早的接包方国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国也正加快发展跨国服务外包产业。他主持撰写的《现代服务跨国外包》荣获“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优秀创新成果”奖，并被编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理论卷。

严谨、务实、创新是朱正圻的学术风格，坚定的爱国信念是朱正圻的学术底色。他的爱国精神和学术成就，不仅影响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与时代共进

亲身经历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历程，使朱正圻拥有广阔的经济学历史视野。而把目光放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对于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研究，是这位经济学家的思考线索，具有鲜明的当代特点。

“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本质不同。科技金融属于产业金融的范畴，落脚点在金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而金融科技落脚点在科技，与其并列的概念是军事科技、生物科技，意指利用科技为金融服务赋能。

朱正圻认为，现代科技与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中最核心的两种资源，对其他资源和要素起着强大的吸引和凝聚作用。

2016年，他主持完成了《科技金融现代版—内涵与运转》，阐述了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强调科技的发展需要金融相助，但不能过度强调金融的重要性，突出了科技应有的地位。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起步较晚。面对国内金融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朱正圻将金融科技列为新的科研项目，开展走访调研，广泛收集资料，潜心撰写。2021年，九十三岁的朱正圻出版了近30万字新著《金融科技—涵义、运转及赋能》。

在本书中，已进入鲐背之年的朱正圻与时俱进、博学多通。他关注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赋能金融服务发展，认为“对于银行，金融科技推动了银行改革创新，拓展业务，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对于企业，金融科技是企业生存、发展、开拓提升、改革创新的动力、依据和基础。企业急切需要科技赋能，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大创新力度，使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朱正圻关注到，在科技驱动和支持下，金融服务的受众数量、层次和效果极大提高，普通人和小微企业也能享受到金融科技带来的便捷。对于金融科技的未来，他充满希望，“随着金融科技不断发挥实效，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更快地创造发展机会。科技的发展将开启共享繁荣的新时代”。

在朱正圻身上，凝聚着奋进的力量与创新的荣光。这位光荣在党七十年的经济学家，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和进取精神，以一以贯之的经世济民思想，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