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先生

张书诚先生

        张承志幼年丧父母，命运多舛，14岁还是文盲的他，遇到一位知识分子军官张书诚，这个人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张书诚虽然与他非亲非故，但是却认定这个年少早慧的孩子是个可造之材，于是上书上海华东局要求给这个少年上学的机会。华东局难于顾及此类小事，于是张书诚打报告要求复员回乡。张书诚此举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培养人材。这个报告被批准了，张承志从此有了上学的机会。
        高中毕业时政审外调，张承志莫名其妙地背上了有台湾亲属的“恶名”，当时有这种关系考大学是很难的。他慎重地选报了政审比较宽松的北京林学院。该校绿化系生物物理专业果然大胆地录取了这位学子。绿化系是从清华大学合并到北京林学院的，教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且是五年制本科。这位年轻人首次品尝了因祸得福的味道。
        大学毕业时，张承志本来可以分配到科学院，但又因有人从中作梗，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不但科学院去不成，其他单位也不敢接收他。无奈之下，张承志只好请求回乡种地，并因此事一病不起，住进了天坛医院。他的六位同学联名给学校写信，要求给张承志平反。经过调查，校方为其正名。北京市人事局大学科的负责人很同情这位受害者，因此给了他一个特权—由他自己挑选工作单位，他高兴地选中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二次因祸得福。
        张承志分配到自然博物馆，无奈地接受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植物分类工作。他在工作中渐渐发现各种生物标本劣变严重，又听说1962年国家科委曾向中国科学院的两个研究所和自然博物馆下达过一个防止生物标本劣变的研究课题。三个单位联合攻关，最后不了了之。张承志带着忧谗畏讥的心情，提出独自重启这一课题的请求，于1972年得到室主任的批准。
        申请课题获得批准，但申请购买试剂做实验时却被拒，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次张承志在帮助一位老先生打扫实验室时，捡拾到多瓶老人丢弃的过期试剂。这些试剂帮了他的大忙，让他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市科委领导五年后发现这一成果时大悦，当即决定将该成果报请参加市科学大会。这位命运坎坷的青年第三次因祸得福。
        张承志未花一分钱完成了国家课题，引起市科委的重视，在随后的技术性研究中得到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与助手一起相继创建了两个出口产业，填补了国内3个产业的空白，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受到市科学大会的表彰，并获得了三次市级科技成果奖。
        1980年张承志获悉文物界急切需要保藏学的理论支持，于是他把研究拓展到文物、档案界这个新领域，步入了自由探索的另一历程。
        名不见经传的张承志因成功而招来了磨难，“三个通常”不停地捉弄他的命运。“所谓‘三个通常’，是指当年我的研究成果通常不被上报；上报我的成果时通常不写我的名字；评职称时通常让我评不上。这三点恰是科研人员的三大命脉。”（《今日科苑》2010年14期）。
        为了应付这种状况，张承志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继续从事研究。“明修栈道”是指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用来创造经济效益；“暗渡陈仓”指利用技术转让费向单位换取时间的自由支配权，从事保藏学的理论研究。这样做虽能确保理论研究的安全，但却无法申报课题、无法申报成果，致使现在的成果成了无人过问的弃儿。
        张承志通过“修栈道”，先后向单位提交了6次以上技术转让费，换得足够长的自由探索时间。当其无力再“修栈道”时，只好请求提前三年退休，回家“渡陈仓”。就这样，通过对原著修正、补充，《文物保藏学原理》总算修补完成，为了完成这本专著并得以出版，他卖掉了房子。到第三版面世时，已历时38年。
        张承志的研究经历在科研史上相当奇特，他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野草，应逆境而生，应逆境而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通常”的磨难使这位古稀老人第四次因祸得福，在逆境中抢占了世界理论保藏学的制高点。
        张承志历经磨难却一直没有倒下，除了源于他有一颗乐观奋进的心，还源于他一直着力保护着的、不被体制束缚、不被专业束缚的自由敏感的科学探索精神。
        “人们将会永远记得，是一位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艰辛探索‘保藏学’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文物劣变的机理，破译了困惑人们的又一个难题”。（《科技日报》201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