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

●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自立自强

● “十年磨一剑”，剑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 基础研究要这样搞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

纵观全球，智能制造已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也多次提及“智能制造”，这均表明我国智能制造对于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重要。

《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0）》显示，经评估全国12000多家制造企业，有75%的企业已开始部署智能制造，但只有14%迈向了数字化阶段，只有6%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特征。智能制造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目前仍有大量制造企业因意愿不强或能力不足等原因未能入局。破解难题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各方的共同努力。

今年两会上，来自各方的代表委员们也纷纷为我国智能制造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为此，我们梳理了一些提振制造业发展的锦囊妙计。

苗圩委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表示，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证明制造业对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依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增多。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时，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加迫切。

为此，苗圩建议：一是加快健全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比如，企业公平竞争机制尚不健全，一些隐性的市场准入限制依然存在，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二是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关键还是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未得到解决。必须科学配置科技资源，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三是加快建设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要深入实施教育“强基计划”，培养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人才。要贯通“技术工人—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成长通道和发展路径。

雷军代表：

组建创新联合体 

做大做强中国智能制造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必须继续坚持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之路，聚焦基础研发能力，增强网络信息化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推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针对中国智能制造发展，雷军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营造有规划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引导龙头企业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扎实推进、稳步提升，不能“急功近利”，不搞“面子工程”，确保我国智能制造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组建创新联合体，夯实智能制造装备及关键部件的基础研发能力。实施智能工厂标准化、模块化建设，实现高效、柔性生产；三是持续培育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力争在智能制造系统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四是通过引进来、培养好、促转型等方式，加速填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建议国家支持企业加大国际智能制造人才引进，推动产学研互动融合，架设高校院所与制造企业之间的人才桥梁。

马新强代表：

高端装备制造业迎来黄金十年

在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看来，我国装备制造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中低端制造装备的产能过剩和先进制造装备的供应不足而导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及其关键零部件领域，据数据显示，在高端装备领域，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90%的柔性显示屏加工装备仍然依靠进口。

因此，马新强提出五点建议，一是组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研究院；二是立体化完善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三是支持企业依托产业集群、创新中心等，与其他企业和各类主体建立深度协作的研发体系，促进新技术与高端装备制造业交叉渗透，推动从技术融合到产品融合再到业态融合；四是充分发挥大企业的产业组织作用，围绕打通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体系，促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更紧密的新型产业合作关系；五是推动行业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邵长金代表：

加大扶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力度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长金就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交议案。他表示，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纺织、服装、化纤、钢铁等），多年来，解决了我国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分配不均的矛盾。但传统制造业面临着资源匮竭、生态环境、薪酬分配、创新研发资金短缺等多重压力。目前传统制造业正处于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亟须国家有关部门针对传统制造业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加快科技进步和转型升级的步伐，促使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快速转变，以免在改革大潮中落伍，从而影响到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规划。

因此，邵长金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新的与传统制造业相配套的科技项目立项、科技研发经费资助和税收减免政策，使传统制造业在国家政策“红利”扶持下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重现新的生机。

刘明忠委员：

加强制造业产学研用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明忠表示，当前我国制造业特别缺乏集共性技术研究、中间试验、工程化应用及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涉及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高端材料“卡脖子”技术问题日益突出，装备制造业全链条协同发展不畅，产学研用融合度较浅等问题，都严重制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存在的短板，刘明忠建议，急需建设国家大型铸锻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满足产业创新重大需求、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攻克转化一批高端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他还建议，加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沟通协作，联合成立创新联盟、“校企协作创新平台”等，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

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智能制造是数字经济的“皇冠”，是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必向“中国智造”加速转身，制造业将成为各国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的主战场，成为提升国家整体制造业水平的增长引擎。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化缘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次提及“卡脖子”问题，明确要求——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习近平总书记之前就多次提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未来如何发挥好这一显著优势，无疑是拆解“一剑封喉”，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创新体制机制  强化从0到1

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今年两会的第二场部长通道上表示，我们要坚持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

不少代表和委员也纷纷建议，完善顶层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开展以“零”溯源，率先合并科研院所，推进国家实验室等大平台的建设，借此加速原创性的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樊会涛提出，现在航空工业正在就建设航空领域的国家实验室进行论证，继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国家实验室建设，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就更应该下大力气做好航空领域国家实验室的论证及后续工作，使其成为航空领域最重要的国家创新平台，打好航空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打造航空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航空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就是航空领域技术创新的源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真正地实现更多的原始创新，要实现航空领域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海特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飚在今年两会上就完善国家科技支撑体系、支持飞行模拟器国内生产和采购等多方面也提出了建议：比如进一步加强国家统筹管理，制定激励政策；由相关部门牵头，立项支持民营和合资的模拟器制造企业发展；对于已具备飞行模拟器研发制造能力的企业给予研发资金支持，提升其研发创新能力；建立民航科技发展基金，支持国产飞行模拟器发展；制定政策并提供专项财政补贴支持国产飞行模拟器技术的前期研发。同时，支持国产大飞机制造商与国内飞行模拟器制造商之间的合作，保障国家大飞机战略的安全、数据安全及供应链安全。

积极储备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

自2018年中兴通讯的禁运事件以及2019年华为被美国纳入实体名单以来，暴露出了我国在芯片领域存在明显的技术软肋。2020年，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任正非在三天内接连去了四所国内高校，希望在芯片、半导体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建言，“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推进量子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对光子、原子等微观粒子进行主动的精确操纵，从而诞生了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有望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

潘建伟建议，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然，不能片面依赖国外，被动地从国外买设备、学技术，而应是以“可控开源”的方式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坚持与国际上的优秀团队互通有无。同时，通过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统筹量子科技领域相关高校、院所和企业的创新要素，形成发展合力，进而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制高点，构筑发展新优势。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凯盛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彭寿认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他本人在新材料科研与产业一线已经工作了近40年，深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家产业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尤其在当前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新材料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因此，彭寿建议：一是重视基础材料的科技创新，建材、钢铁等关键的基础材料应该纳入“十四五”科技攻关的基础创新项目，使我们的基础材料能在创新上更上一层楼，使我们的材料在领域上有更大的发展，对产业链形成有力支撑；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补短板、锻长板，打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三是发展绿色建材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开发功能玻璃、发电玻璃等绿色材料，在攻克这种节能、减排、脱碳等绿色材料方面来进行绿色应用，通过建材行业的绿色发展为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贡献。

构建人才和技术投资的精准模式

在今年两会的第二场部长通道上，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建议，要以科研评价为抓手，持续推进已经进行的各项改革，包括给科研人员减负、营造良好生态、建设良好作风学风，以及如何使科研人员心无旁骛，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共同形成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强大科技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表示，近几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达8848亿元。尽管产业发展速度很快，企业的投融资瓶颈却一直存在，在一些关键核心芯片、重要加工设备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卡脖子”问题。

为此邓中翰建议：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投融资的精准模式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应支持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科技人员组建研发机构的工作，给予研发工作持续开展所需的科研经费支持。组建并逐步完善研究机构，尽快推动研究和工程研发工作，推动成果在重要应用领域转化，实现产业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周玉梅，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表示，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4%。关于突破芯片“卡脖子”问题，周玉梅认为，集成电路是一个人才、技术、资金高度密集的产业，是一个高速迭代的产业，我们跟世界先进技术还有差距，需要加大人才和资金投入力度。希望有更多优秀学子报考集成电路专业，相信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下，我们在“卡脖子”问题上下大力气，一定会有更多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十四五”时期，我们在看到挑战的同时，更要看到宝贵的机遇。从政府层面整合多方资源之后形成一个合力，期待更多核心技术领域企业乘势而上，练就更多看家本领、独门绝技，努力实现企业和人才的自主创新，用科技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和束缚。 

“十年磨一剑”， 剑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出，要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5.3%提升到59.5%，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而去年，在新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科技创新仍然取得了累累硕果：成功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等突破性成果不断涌现，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在很多关键核心领域，十年可能还磨不了“一剑”。量子科技、深空探测、集成电路、能源安全……诸如此类重大科技战略的实施通常都要分“三步走”，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在这漫长的“磨剑”过程中，就需要科研人员戒骄戒躁、坐得住冷板凳。

“十年磨一剑”是科技创新的自然规律，也是科研人员的工作常态，更是新时期关键核心领域科学研究对科技管理体制和科研生态提出的新要求。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往往面临着更高的失败风险，离不开“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守，因此需要更为稳定、可持续和健康向上的科研政策、管理体制和科研生态环境。如何打造“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提前布局，发挥高端创新平台作用

关键核心技术研究，“远见”很重要。只有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才能抢占先机，牢牢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都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技术，如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医疗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大都是从数十年前就开始部署的基础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现在的基础研究成果，则可能在二三十年后才能大规模应用。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认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链条的上游环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技术瓶颈问题，是过去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布局不远、坚持不久、措施不及时而造成的。

“因此，我们的科技评价和奖励激励体系，应该更多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坚持精神，而非‘一年磨十剑’的短期打工行为。”余少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认为，新时代的基础研究要突出动力性与支撑性、前瞻性与引领性、融通性与颠覆性。在他看来，给基础研究做规划要尽量解决几个难题，比如对成功率的判断、找谁来做规划、规划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检验规划的有效性。

3月8日下午，在今年全国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指出，着眼“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将开展更加科学优化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要更加鼓励青年科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建一些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平台；在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评价标准以及支持方式上不断改革。同时，要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争取‘十四五’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8%左右。基础研究要更加强调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王志刚说。

他表示，下一步要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点，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积极发挥21个国家自创区、169个国家高新区的辐射、带动、引领作用。整个高新区内的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研发投入50%左右，创造的GDP占全国的12%。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赛莱拉干细胞研究院院长陈海佳在提案中建议，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国家大科学装置等高端创新平台作用，增强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的引领带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则从扩大国家重点实验室规模、稳住基础研究优势力量的角度，强调了稳定支持的重要性。他建议，未来5年，争取新增200到300个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其中管理运行机制问题相对较少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要以稳定与提升规模为主。

创新科研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

科技创新要走在国际前沿，需要一批攀登“科学险峰”的“登山队”。而这些队伍，不仅需要稳定的补给来“保驾护航”，更需要甩掉一些不必要的“包袱”，轻装上阵。

长期以来，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一直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桎梏，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观念根深蒂固，改革困难重重。

“现在重大问题很多，但大家不敢去碰。申请课题时，更愿意去找热点，因为热度高的领域，更容易发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研究部主任何建华感叹，为考核评价指挥棒所累，科研人员不敢或者不能去爬那更高的山峰。

他认为，宏观政策应该进行调整，营造和建立能使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敢于“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氛围。对此，他建议：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科研人员给予适当的待遇和研究经费支持，允许自主选题开展研究。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应以中长期考核评价为主，鼓励科研机构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为目标，自主部署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团队。

何建华强调，一般性论文成果仅作参考或不作参考，对于拥有各类人才数量和承担课题的数量也仅作参考，这些只是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有利条件，而非成果本身。至于什么是重大原始创新，也需要学术界逐渐形成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认为，当前，还需加快构建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的科研评价体系，推进科研管理和评价改革，尽量减少科研人员频繁汇报、考核、报销等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更加严明管理，提高科研人员财务、学术不端等违规违法成本，防止出现‘一抓就僵，一放就乱’的问题。”麦康森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王建宇建议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提高创新效率。他表示，经过一年多在杰青项目的试点，“包干制”深受科研人员欢迎，应尽快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减负”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通过收入激励等措施让科研人员愿意“十年磨一剑”。近年来，山东省就出台政策，支持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制、年薪制和项目工作制等，并且允许事业单位建立和发放突出贡献奖，加大对创新人才的绩效工资倾斜力度。

实行“揭榜挂帅”机制，“顶格支持”制造业企业

科技创新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在关键核心技术研究领域更是布满暗礁，“卡脖子”问题随处可见。去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在国家的倡导下，“揭榜挂帅”机制成为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重要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军认为，“揭榜挂帅”机制瞄准国家和行业重大战略需求，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堵点、痛点进行“张榜”，由企业牵头整合高校和科研单位组成创新联合体进行“揭榜”，是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路径创新。

去年底，山东通过“揭榜挂帅”机制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山东钢铁集团联合莱钢集团等成功揭榜“高品质大单重特厚钢板”“海洋工程用特种钢板”两个项目，目前已进入实施关键阶段。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研究员周伟江看来，“揭榜挂帅”机制的关键是“设好榜、选好帅”。“政府发榜时，需要把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周伟江说。

发榜之后，选好揭榜人，找好“帅”也至关重要。周伟江建议，成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独立专家组来评价揭榜者的能力，从而选出最合适的揭榜人，以确保真正发挥好“揭榜挂帅”新机制的优势。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这一利好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为企业“十年磨一剑”创造了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来自典型的高科技企业，在此次两会前，其所在公司最开始享受的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50%的政策；随着国家进一步减税降费，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此次两会又提出加计扣除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了100%，这无疑是国家送给高科技企业的大礼包。

“我简单地测算了一下，2020年，高德红外研发费用约4亿元，如果加计扣除由75%调整到100%，则可以多扣除研发费用1亿元，按照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15%计，公司的净利润可以多增加1500万元。”黄立说，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研发投入还将持续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认为，这一政策是国家对制造业企业的“顶格扶持”，力度前所未有，企业家们恭逢其时，更应积极奋起。

“十年磨一剑”科技创新要去功利主义，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国家有行动，政府有作为，科研人员有实践，协同攻关，方能取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项项复杂的大工程，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所能为。我们期待，社会各界少一些功利，多一些耐心，给科研人员一隅安静的处所，让他们能够潜心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要这样搞

2021年3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举行的“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也更加合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也正在形成，在铁基超导、干细胞、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等领域，以及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都要取得一批基础研究成果。

重视基础研究，经费不能省  

近年来我国对于基础研究投入有很大进步，“十三五”期间，整个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70%，但基础研究投入翻了一倍。这就说明在整个研发投入结构方面，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在加大，2019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达到了133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首次突破6%。2020年，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基础研究经费达1504亿元。

2021年3月11日，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下一步，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继续改革科技体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丁奎岭在今年的两会上就带来了“加快推动‘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为重大原始创新的‘冷板凳’加热”的建议，他把稳定增长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作“压舱石”，建议未来十年将基础研究在全社会的投入比重，从目前的6%增加至10%以上，加快实施基础研究重大专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要把财税资源这块好钢更多地用在科技创新的刀刃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此外，在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等方面也应该向基础研究科技工作者倾斜。要把该减的税减下来，该降的费降到位，该压的支出压到底，该补充、聚集资源的聚集上去，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更大突破。

做好基础研究，科研不能“虚胖”

芯片、微球、激光雷达……我国在许多方面依旧存在着卡脖子的难题，做好基础研究工作，不能只着眼于一两个方面，要在多方面都握紧抓手。

“一个好大学的基本标准是基础科学要好，‘数理化天地生’要好。”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再次呼吁加强基础研究，他提出要关注基础研究不同领域的需求，开展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试点。

未来我国如何才有更多“硬科技”成果？王贻芳认为，科研不能“虚胖”，要克服基础研究“短平快”等问题，“这跟我们基础研究支持不足、科技管理体系中缺乏稳定支持有关，大家都要竞争有限的经费与项目，必须在短周期内完成任务，使得需要长周期的研究与积累、有风险的重大疑难问题、不太出彩的基础性研究较难开展。”

王贻芳建议，对基础科学进行更稳定的支持，有关部门可选择基础较好的研究所开展稳定支持试点，“稳定支持是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聚焦重大问题、需要长期积累的研究方向和关键技术以及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数据库等。其核心是政府管理部门放权，将决定权交给科学家，交给科研单位，交给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领域的发展情况，也拥有最权威的专家，领域发展的好坏跟他们的核心利益有关，稳定支持的对象应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究单位，让法人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源，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守土有责，开展核心能力建设，完成国家赋予的长期和重大任务。”

完善基础研究，要创造优良环境

基础研究的不竭发展，来源于一线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是一条孤独且艰难的道路，想要取得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给予科研人员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十分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专家袁斌表示，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拥有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与精神“生态圈”必不可少。

袁斌指出，近些年，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与这个“生态圈”密不可分，并且这个“生态圈”仍然在不断发展，持续哺育一批又一批航天科技工作者。他们深刻领会航天精神，坚定航天强国决心，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强军首责，不做“短平快”的科研，而是有勇气做自己努力“跳”起来才可以够得着的科研，并把这些事情做到完美和极致。也正是因为不断增强航天文化自信，才能够孕育出、孵化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确保中国航天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在一些前沿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过去曾有‘要做课题组长，先要学会财务’的说法，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为科研人员减负的政策措施，应尽快将这些政策落地，为基础研究营造更加宽松自由的创新环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建议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提高创新效率。他表示，经过一年多在杰青项目的试点，“包干制”深受科研人员欢迎，应尽快在更大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