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暨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刘人怀教授
2009年01月01日
一、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一)自然科学的创新
社会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历史。首先是自然科学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对社会的关系甚大。从15世纪起,产生了现在的自然科学。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中华民族创建了世界最优秀的历史文化,但自然科学却没在我们中国产生。这是我们的制度、管理出了毛病,造成自然科学没在中国产生。除南欧外,欧洲的其他地区历史比较短,在10世纪以前都还是蛮荒时期,10世纪以后才比较好一些。我们中国在宋朝、明朝时经济总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全世界经济总量一半以上在中国,可惜我们错过了机会。第一只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宋朝就有火箭了,但是我们只把它作为娱乐的工具,没有把它作为科学技术。因为我们传统的管理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下贱的工作,以前的技术人员被称作匠人,这些匠人只能够做下贱的工作,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们虽然早有科学技术,但不受重视,因而不可能产生自然科学。为什么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就是他们先搞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开始,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研究,核心部分是数学微积分、高等数学的诞生。伟大的文艺复兴名家达·芬奇有一句名言:“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力学是数学的天堂。”直至500年后的今天,这句名言依然意义深远。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力学7门科学。这些学科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对人类关系不太大,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理论的出现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使社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库仑提出电的库仑定理,最后导致今天的电子时代。所以自然科学一个理论的产生,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这对人类的发展关系很大。世界上近100年来的历史,是人类几百万年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理论有出色表现,特别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我们今天可以在天空飞行,特别是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飞船载人登上了月球,更显示了自然科学理论的伟大作用。我们中国晚了几十年,现正在赶上来,“神七”载入飞船的发射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大家都遗憾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科学薄弱,加之长期以来又不受重视。
(二)技术和工程科学的创新
我们对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创新要抓紧。人类改变世界就是通过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来实现的。技术中首先就是生产工具方面要有创新。我们中国1万年前是石器时代,是把石头打磨成劳动工具;然后进入铜器时代,进行青铜的冶炼、制造。不知道大家去过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看过那些铜器展品没有?非常精致,我们中国的铜器制造在世界同一个时代是最强的。铜器时代过了是铁器时代,铁比铜更坚硬。后来是蒸汽时代、电器时代,然后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发展就更快了。以前是几千年一个时段,现在是10来年就是一个时段,一个技术创新可以带来很快的时代进步。1946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台计算机,把人类社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代表了全世界地球村时代的来临。中国出现互联网才10年多的时间。过去大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感觉很遥远,现在大家随时可以跟全世界的人通话,信息交流非常方便了。所以技术创新使生产力和人类生活很快进步。
科学理论和技术的集成便是工程科学。工程科学的创新更是推动社会迅速向前迈进的动力。著名的登月工程、三峡工程等等就是典型的杰作。 (三)创新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三个方面就是创新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比如说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过了是奴隶社会,接着是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制度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成都人,亲眼看到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祖国。那时国家非常落后,尽管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我们也拿它没办法。我的祖父是1903年清朝政府派到日本振武学堂留学的学生,同盟会会员,他去的时候把辫子剪掉,回国的时候没法回来,要装一条假辫子。那个时候是中国非常落后的时代,后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再后来中国共产党又把蒋介石推翻,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几十年来社会进步非常快,特别是1978年3月18日,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小平同志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著名论断也是制度的创新。老同志都知道,那时说这两句话是相当不容易的。过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中国经济实现大幅度跨越,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我们年轻时相比,现在食品丰富,居住条件改善,交通便利,各方面都有巨大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中的创新带来的。小平同志带着我们中华民族进入了盛世时代,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GDP是世界第四。
(四)文化上的创新
第四方面,文化上的创新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文化非常灿烂,以至于现在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还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2001年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发表宣言:“21世纪,地球上人类的进步要依赖孔子的思想。”但是我们自己在30年前搞过头了,把孔子打倒、搞臭,所以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先进的文化一定要传承,要发扬光大。孔子非常有远见,他的许多思想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值得中华民族坚持,外国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现在开始重视了,已在世界上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把孔子的思想推向世界。
世界上的文化也是一样的。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声势大,影响远,其中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他的思想导致了三权分立制度在欧洲建立,如法国、英国等,使欧洲成为世界的科技、经济强大地区,使美国成为强国,形成了西方文明。
所以我们不要把创新仅仅看成科技创新,其他方面也很重要,缺一不可,每个方面都要创新才行。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要具备什么条件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大问题。
二、创新的一点感想
首先,一个人希望进行创新就必须要有“三个心”:责任心、耐心和好奇心。其次,还要具备三个条件:宽厚的知识积累、勤奋和善于抓住机遇。 (一)要有“三个心”
1.责任心
因为创新是大脑的智慧活动,要实现创新需要许多精力和时间,甚至要经受许多艰难和曲折,所以搞创新的人首先要有责任心,做事要负责任,做事要自始至终坚持,做事要一丝不苟,做事要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着想。没有责任心的人,他不可能做出创新的事来为大家服务。
2.耐心
没有耐心的人,今天想到个问题,提出新的设想,明天可能就把它丢掉了,那是做不下去的。一定要坚持,要有恒心。创新的概念在提出的时候往往是大家都不支持,甚至受到挖苦、打击,很多困难使人做不下去,因为你的创新大家都没认识到。如果你提出来一个所谓新的东西大家都支持,那基本算不上创新。很多人都不认识的时候,你提出来,有的人会说你这个人骄傲、异想天开,很多帽子会来的,甚至领导也不一定喜欢。如果你不是领导,超过了领导、超过了同事,许多时候都会把你压下去。所以,一个人要进行创新,一定要有忍耐的精神,没有忍耐的精神你是做不出创新的。
我自己一辈子用耐心来要求自己,一辈子的很多事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靠耐心、靠忍耐。忍字当先,没有忍耐,今天回想起来,许多事是做不成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的中国人才学会访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马上就回答是“忍耐”。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创新的氛围历来较差,做事就更要忍耐。
3.好奇心
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要有创新思想的人,好奇心很重要,必须要对事物好奇,要有兴趣。一个人对生活没有兴趣,根本就不可能提出各种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只要有兴趣,你才能在这种兴趣中找到一些新的思想。
(二)要具备三个条件
1.宽厚的知识积累
创新,是要在前人基础之上得到一个飞跃,智慧的飞跃。创新,是人家没有做过的没有想过的事情。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知识积累了,积累了很多优秀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什么知识,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提出来,而别人早就提过了,早就有人做过了,这不是创新。牛顿说过他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前人的东西已经非常丰富,所以你想要创新,就得有丰富的知识,不仅要有本专业的知识,还要有其他专业的知识。
2.勤奋
这个条件大家很明白。所有的科学家、成才的人都说他的成才的基本点是勤奋,不勤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不出成就的。关于勤奋,有很多名言,比如唐代文学家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英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东西方的科学家、成功人士都会讲勤奋,这个是基础。
3.善于抓住机遇
这个条件也是很多人讲的,机遇就是你提出创新的机会。机遇往往是突然来临的,是没有先兆的,突然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机遇总是喜爱那些提前准备好的人。有些人老是羡慕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些人都是抓住了机遇。很多人都遇到过机遇,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抓住机遇。因为机遇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具备条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有头脑的人。”我们绝不能等到机遇来了才临时抱佛脚,那是不能成功的,要创新必须要善于抓住机遇。
下面就讲讲自己的体会,生活上的、管理上的、科学上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提供给大家参考。
(三)创新的一些故事
1.大学校长的管理创新
今天在场的有很多是大学老师、大学同学,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学的管理是非常难的。在中国目前的大学校长圈里,流行着一句话:“大学的校长不是人当的。”一般人会说:“当大学校长多光荣啊,社会地位多高啊,多受尊敬啊!在国外的大学校长还要厉害,可以去竞选市长、省长甚至国家总统。”实际上,中国大学校长的确不好当。我在高校里面当了20年的校领导职务,亲身体验到做好校领导之苦,越是有心把学校办出水平,日子会过得越苦。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学这个舞台,可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想通了这一点,我才有勇气承担校长职务。积20年办学之经验,要把工作搞好,要把学校办出水平,就必须在管理上要有创新思想。
我原来在上海工业大学任副校长,作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校长的助手,后来上级把我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任副校长,接着又任校长,前后长达20年之久。新中国成立以前,暨南大学在上海真如办学。当时这个学校在全国排行大概在第五到第九名之间,是中国著名的大学。那时,上海有4所国立著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这个学校在中国是非常有特色的大学,今年(2008年)已有102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是清朝光绪皇帝亲自签字批准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对海外办学的大学。从清朝开始办学就招海外学生,一直到现在都是华侨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又是多灾多难的大学。老一辈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海外关系对个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一解放,这个学校就关闭了。后来,一些中央的领导意识到华侨仍然很重要,同时侨胞们也要求复办,于是就在广州复办。因为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中国的华侨有一半是广东人。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的第一任校长是陶铸同志,这说明中央很重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学校又不能办,又关门,直到1978年再恢复。这个学校在102年的时间长河里面停办3次,每次老师都换了,只剩个校名了。
办学尽管这样曲折,但是学校仍然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有13位国家领导人、10多位院士,还有外国领导人,以及国内外许多的杰出人士。总之,对国家的贡献很大。
华侨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从辛亥革命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一次中国的巨大前进的跨越,往往都是华侨华人出了大力。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华侨同胞,我们的辛亥革命无法成功。30年的改革开放又是靠华侨华人、靠港澳台同胞出了力,取得了巨大成功。这30年来中国引进的外资,70%是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完成的,不是靠高鼻子洋人。许多西方人是不喜欢中国上去的,他们不会发善心希望中国上去。我们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爱国、爱故乡。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他就是改了名字,拿了外国的身份证,仍然爱这个祖国、爱这个故乡。祖国经过30年努力,成功了,成了世界第四经济大国。
上世纪90年代初,上级调我到暨南大学任职,来到了广州。可是,进了这个学校就让人伤心。学校办得太差了,已没有好名声。离开上海的时候,同事们都问我是不是调到山东济南去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学校,学校的知名度很低。广东和上海不一样,上海的高校办得比较好,而广东的高等学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办得很不好,都被取了很难听的绰号,这在全国都很罕见。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戴校徽,大家不愿在外面说自己是暨南大学的老师、暨南大学的学生,嫌丢人。我在上海工作得好好的,去了个名声不好的学校当领导,你说心里咋能高兴?我一向服从组织安排,只得耐着性子继续呆下去。于是,我就团结大家、依赖大家,想办法要把这个学校办成质量好的学校,以“侨校+名校”为发展战略目标,以“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依法治校,实事求是”(简称为“严、法、实”三字经)为方法,开始一次一次的改革。大概做了20多项改革,许多是全国高校第一次进行,共制订了327个管理制度。 这个学校的新生进校学习的程度很不一样。它的办学宗旨是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是全国大陆两所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学校之一,是个特殊学校。学生来源是全世界的华侨华人的子弟、香港澳门台湾的学生和大陆的学生。全世界高中毕业不是同一个水平的,不可能像跳高一样规定一个同样高度,不能统一高考。美国的学生跟德国的学生不一样,跟非洲的学生不一样,跟毛里求斯这些国家的学生又不一样。学风也不好,我1993年秋天分工管教学,检查时发现早上8:00上课,到8:30还有很多学生没到教室,老师也不管。因为一些老师喜欢“揾钱”,就是到外面赚钱,对本职工作不负责,教风不好。我听了几节课碰到几件怪事。一个老师到了教室,上了讲台就问:“同学们,你们是本科生还是大专生?”他走上讲台还不知道听课对象。有一个老师还问:“你们上节课上到哪儿了?”他连上一节课上到哪儿都忘记了。我又检查了第4节课的下课情况,严重到无法想象的程度,本来是12:00结束,一位教师在11:10就下课了。
要想办法把学校办好,首先就要使学风变好。为改变学生平时不努力学习,仅靠一次次补考来过关的现象,对学生就采取了第一项改革措施:取消补考、实行重修。1993年,这个学校就没有补考了。这在全国是第一次,以后就在全国推广了。学生成绩不及格,不需记入档案,非常宽容,允许重修三次。学生如果不想要低分成绩,愿意要高分,也可以重修。因为重修不仅要多花时间,还要多花钱,所以不仅学生重视,而且家长也会帮学校管好学生。这样一来,许多学生就努力读书了。
第二项改革就是从1993年开始实行标准学分制。这个制度规定本科学生拿到160学分就可以本科毕业,并允许提前毕业。70%是必修课,30%是选修课。一年两个学期,每学期20周,一学期20学分。优秀生可以读快一点,差的学生读慢点,还允许学生休学。总之,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情况读3年、4年、5年,甚至6年、7年都行。我觉得大学生就像产品一样,对社会来说符合质量条件出去就行了。有的人可以慢点,有的人快点。实行这个新制度之前,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有的专业周学时竞高达40,以致学生学习疲于奔命,既学不好,又使学生非常厌烦学习。所以就把学分降下来,搞少而精,跟国际一致。学生在校学习一年40周,每学期16周上课,2周复习,2周考试,学生有备考时间。一门课可以同时有几个老师主讲,学生既可以挑上课老师,也可以挑上课时间,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读书。传统的中国大学是保姆式大学的培养人才方式,这不是优秀的制度,优秀的制度应该是使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和爱好来上课。这样,我们实施了中国第一个弹性的学分制。加上取消补考的措施,学生从学期开始到结束都努力用功,而且关怀学生,在考试前给学生2周时间复习功课,以使学生在考试前有充分时间准备。这样一来,学生的学风好转了,学生的学习质量也提高了。
我们的考试制度非常严格,在全国应该是最严的学校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的学校,包括在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作弊的现象。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考试作弊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对培养中华民族的接班人很不利。大家作弊的结果就是不讲信用,作假。为什么现在假药、假烟、假酒、假产品这么多,其原因就在于有些人从在学校读书起就开始不知羞耻,作假作弊。而且有的老师也跟着作弊,学生给老师送个礼就把分数改过来,这样搞下去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诚信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基本素质。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考试制度,以消除作弊现象。期末考试时,实行大考场制度,全校学生都在体育馆里面考试。800多人考试,大考场,学校统一监考,这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都报道了。大考场中,考生看不到周围同学的相同内容的试卷。考试桌子也做了专门设计,桌子没法私放东西。进考场的时候,学生所有东西都要存放。进到大考场以后,学生要靠自己的智商和能力来完成考试,在那种情况下作不了弊。自从设立大考场以来,便没有学生作弊。学生无法作弊,考试质量就很好,而且公正、公平。学生要考试好就得平时学习好。平时学习不好就不行,所以整个学习过程都能够管住。我们学校每年要把一些优秀学生送到国外去读书,交中国的学费到国外留学一年,学生如果作弊拿好成绩选拔出国留学,显然有失公平。由于我们的考试管理严格,有一次,我们省就把干部的考核放在我们学校举行,请我们监考,当场抓出了两个作弊的副厅长,后来听说省里免掉了他们的职务。
还有阅卷制度改革,首先考试题出法就改了,用试题库。出题是一群老师出的,每人出一道题,然后组成试题库。对试题库每套试卷题编好号码,考试前两天由主管校长随机选号抽题,此时谁也无法知道考题内容。然后请几个人去印卷子,这几个印卷的人跟外界不能来往。改试卷是集体阅卷,每位老师改一道题,不能拿回家由一个老师来改。所以严格而公平的考试制度会使学生的学风变好。
为改善教风和提升教学质量,从1993年开始,我们便要求教授上本科基础课。同时,对老师的课堂教学管理使用了三重评估制度。我在外国呆过几年,看到国外大学的学生在期末课程结束后要根据教师的授课质量给老师打分,以评估教师的授课质量。我就把这个制度借用过来,让学生给老师打分。对上课的内容、教材、教法等项目,由学生打分。开始时老师不服,说因为教学生很严,学生便给打低分。后来我就搞了三重评估,第一个就是学生评老师;第二个就是校、院、系领导评老师,并具体规定了领导每人一学期听多少课;第三就是专家评老师,全校请了40位专家,大多是教课教得好的刚退休老师,返聘回来,每周规定他们每人听课8小时。他们在全校任何时候随机听课,不通知任何人,就变成一个随机的抽样检查,这是用数学办法,运筹学的概念。像我去听课,临上课前一两分钟才进入教室,坐在教室后座,不让讲课老师发现,以免老师紧张,又可看到真实情况。听一节课下来就给老师打分了,看他讲得好不好。领导、专家、学生三方面考察,综合评定等级。然后每年全校表扬10位最佳授课老师,大照片挂在学校公告栏里面,树立榜样让大家向他们学习。同时,升工资,给激励。对于每年考核不合格的老师就亮黄牌,警告;再不及格,就下岗。下岗后,必须重新学习才能再上岗或者改做其他工作。通过这样的办法管理老师,老师的教风很快就好了。
与此同时,我们在全校推行新的分配制度—暨南大学量化考核制度。中国高校现在普遍实行两种分配制度,其中一个典型是北大、清华的九级岗制度,另一个就是暨南大学的量化考核制度。当年《光明日报》同一天报道了这三个学校的两种分配模式。清华、北大模式是把老师分成一至九等,发放岗位工资。这种制度实施可能比较麻烦。我们是按照公平和激励原则,不用奖金概念,不鼓励院系部处创收,而是由学校直接筹款来增加教职工收入。我们将全校教职工每人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规定的,称为国家工资;一部分是学校发的,称为校内工资。校内工资采取量化考核办法,把每一个老师的工作细分成很多项,再按项计分。比如说上课,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人教育的课有不同分数。甚至上短期培训班的没有学历、学位证书的都有分数。学生数量多了也有加分,重读班也有分数,搞得比较公平。你教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分数。礼拜天上课比平时上课要加一点分,在外地上课要加一点分,在境外上课也多加一点分,晚上上课要加一点分,中午上课也加一点分,分得很清、很细。指导教学实验、批改作业都有分数,当班主任也有分数。还有社会任职的分数,在外面学术界任个什么职务,对学校知名度有提高,也给分数。然后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也有分数。在国际杂志、中国杂志,不同级别杂志发表的文章各有不同分数。做的科研成果被转化为产品,有分数。拿到科研项目也加分。在外面获得奖励、做了贡献也有分数。学年结束时,评为优秀的,也要对原始分数乘以大于1的系数。多少分,就多少钱,也不封顶。这样下来,大家都愿意干活了。很快,学校科研高速发展,教学质量稳步上升,教职工收入大大增加。当我2006年初从校长岗位退下的时候,以校本部教职工为例,2005年全年人均收入为8.89万元,是1995年平均收入8000元的11倍。在全国高校校长开会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学校工资是全国高校第一了。周边学校领导私下跟我说:“我们的压力太大了,请校长手下留情。”发给教职工的工资总额在全校总支出中仅占30%,增发的余地还很大。
这个分配制度的变化还促进了工作变化,办学水平提高了。我刚到学校工作时,暨南大学居然没有一个省部级的重点学科。现在不仅有1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而且还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由7个增加到54个,研究生由615人增加到6567人,境外学生由1982人增加至10270人,整体上去了,由一般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大学,成了中国的名校。以中国网大排行榜为例,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2005年排在第42位。走到海外,你们碰到在中国读过书的,你问他在哪读书?很多回答是读暨大的。2000年,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到葡萄牙访问,桑帕约总统给我们安排一个翻译,那个翻译走到我面前说:“刘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她是我们学校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在葡萄牙工作。世界各国有很多我们暨南大学的学生。据统计,2005年,暨南大学有2.2万多学生,其中境外生占一半,有8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在这里留学,境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学生占全国大学同类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现代化大学的显著特色是老师们既能教好书,又能做好科学研究。但是,我刚去时的暨南大学的老师却不是这样,几乎无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科研水平较差,一年里全校仅有几篇SCI和EI论文。于是从1996年开始,我提出用“教学、科研”双中心目标取代了过去单一的“教学中心”目标,并用“不做科研的老师是残疾老师”的讲话来转变大家的观念。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力引进博士,引进优秀人才,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加强研究生质量管理,对老师的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考核等,从而使学校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论文和成果推广快速增长。科研经费从1995年的400万元上升到2005年的1.3亿元,增长35倍。三大索引(SCI、EI、ISTP)收录的学术论文从1995年的9篇上升到2005年的297篇,增长32倍。
一所大学,如果经费太少,那是很难办好的。1995年,全校经费短缺,实验设备费仅50万元,基建费仅300多万元,而且全校从上到下忙于搞创收,严重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发展。为此,从1996年开始,实行财务集中管理的措施,把各院系和部处资金集中起来实行一级财务管理,各院系部处不再搞创收,由学校直接发放校内工资,让教职工集中精力安心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方法在全国亦具有开创性质。学校实行开源节流原则,以开源为主、节约为辅。学校通过多种方法筹措资金,一方面请求中央和省政府加大投入,其次是调整结构,增加收入,同时又强调勤俭节约,不准浪费。对各单位的账户进行了清理,并加大了监管力度,不准做假账,不准做两本账,禁止搞“小金库”,实行“收支两条线”,既有助于廉政建设,保护干部,预防腐败,又使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幅增加。同时,又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国家及相关部门的财务制度,不准乱收费。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学校财务状况越来越好,保证了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和高速的发展。2005年,全校总收入达到13亿元,为1995年2.26亿元的5.8倍。同时,2005年,学校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16.3亿元,为1995年3.26亿元的5倍。学校的校园面积达到174.43万平方米,为1995年112.32万平方米的1.5倍。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校舍面积共83.81万平方米,为1995年46.39万平方米的1.81倍。图书藏量增至270万册,为1995年135万册的2倍。教学科研设备增至2.7亿元,为1995年4980千万元的5倍多。我卸任时,在校本部,还给后任校长留下积余的近3000万元现金。
暨南大学历史上很有特色,出了很多知名人物。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暨南大学,同学们甚至连暨南大学的“暨南”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我做了校长以后,派人到中国历史档案馆去查,查出学校申办时光绪皇帝的批准签名,查出哪天成立的,最后我们便办了校史馆。校史馆可以鼓励学校师生们热爱自己的学校,珍惜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不忘记历史。大家的反映很好,知道了自己的历史,更爱自己的母校。当时全国一个校史馆都没有。1998年,在暨南大学举行全国100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第一次聚会,大家看了我校的校史馆后说:“很有特色。”现在,很多大学都建了校史馆。
1998年,我们接受珠海市委和市政府的热情邀请,经上级领导口头批准同意,在珠海唐家湾创建了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既是在珠海特区创办的第一间高等学校,又掀开了新中国异地办学新的一页。建立的时候,有人就说:“刘校长你要犯政治错误了,中国哪能允许异地办学。”我觉得中国大学太少,办大学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又不是贪污腐败,应该大胆地去办学,即使犯了罪,坐了牢,未来也会平反的。暨大珠海学院在唐家湾办了两年后,又迁到珠海前山。可以说,办学的酸甜苦辣均尝尽,靠勇气坚持,靠办学质量坚持,靠珠海市委、市政府黄龙云书记等领导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坚持至今。我们始终坚持珠海学院与广州校本部是同水平招生、同水平办学、一样的毕业文凭。前不久,教育部周济部长来校视察,赞扬说:“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是暨南大学校本部的延伸。”做这些创新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冒风险做的,你只有认定目标,坚持下去才能成功。创新肯定跟周围不一样,但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进步。
我们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有名的大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大学都是关门办学,很不开放,主要招自己的学生,外国的学生愿者上钩,到中国来几个算几个。这么办国际化大学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地球是一个村,人家先进的东西要学习,你有先进的要输出,才能够提高。大学是为社会培养现代化人才,要培养有世界观念的人才,所以要主动送你的学生出去,要欢迎人家的学生到你这儿来。
我第一次出国,到了国外一看,感觉我们太落后了。1981年初出国的时候是从中国科技大学出去的,全国8个人第一批,由西德直接挑选的洪堡学者,作为世界优秀青年科学家出去。出发前,受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先生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到了西德,发现西方的管理在变化,大学办得不错。应该把人家好的东西学回来,提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说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伟大的国家。当时我就在反思,怎么才能把中国的大学办好,为中国培养优秀人才,我们中国才有希望。从1995年底任暨南大学校长后,便开始在校内狠抓办学质量,并实行开放式办学,走国际化之路,花很大力气在世界五大洲建立姊妹学校,全是有名的大学。经过10年来的努力,我校在世界五大洲共建立姊妹学校46个。比如说我到埃及以后,想和他们的名校建立合作关系,非洲和中东地区最好的大学肯定是埃及的开罗大学,我就去拜访开罗大学校长。他不知道暨南大学在何方,我跟他讲了以后,开始他不愿意,我讲了半小时就把他讲同意了,这样,我们便与埃及的开罗大学建立成姊妹学校。要使世界的主要国家、华侨华人多的国家尊重我们,承认我们的文凭,使我校学生在该国能站住脚、求职顺利、工作发展顺利,就必须让人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办学质量相当不错的暨南大学,才有可能。与该国著名大学结成姊妹学校是一条好途径。现在,境外学生到中国来读书,大多选择暨南大学。一道风景线是,全校1万多境外学生,来自世界五大洲81个国家和地区。
暨南大学众多学生来自境外,到广州来读书,不仅要学好中文,同时也应该掌握好英文,成为双语的人才。对于内地生说来,由于国内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教育不太成功,时间虽花得多,到大学毕业时,许多学生仍不能开口讲英文,致使国内非常缺乏英语好的专业人才,只好靠留学归国人才来满足需要。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从1996年起,便在全校院系开始双语教育,部分专业课程用英文授课。2001年,更设立国际学院,学院内的全部专业一律使用英文授课,现已开设6个专业:临床医学、药学、食品质量安全、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行政管理。这个学院既为境外生所欢迎,又令内地生喜爱,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兴办的不用出国留学就享受留学效果的大学。
暨南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设立医学院的大学,但是只有一个附属医院,学生培训、实习的地方严重不足,而且我们又无钱再办医院。经过认真研究,我们选择跟深圳特区最好的一所三甲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谈判,他们很高兴,就签字了,成为我们的第二附属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次大学与医院联合办学,受到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高度赞扬。后来,我们一共建了8所附属医院,都是广东的好医院。他们成为附属医院以后,重视科研,医疗水平也上去了,病人愿意到那里去看病。我们学校的学生到那里实习也不花钱,实习的条件也很好。那些医生还免费给我们培养研究生。现在很多大学都在采用我们这个办法。
还有与广东省检察院实行合作预防职务犯罪。由于社会腐败严重,所以几乎每一个校内重要会议我都要讲一次预防腐败。我虽然苦口婆心地讲,但是仍有个别干部不听忠告继续搞腐败进了牢房。为此我就想了一招,加大反腐力度,请求广东省检察院张学军院长支持,合作预防腐败。包括暨南大学建房子、采购、招生等,这些比较容易出现腐败的地方,请省检察院派人来监督。广东省检察院将此事上报中央,中央批示表扬我们做得好,这也是全国高校第一次做此事。因为高校不是避风港,也有腐败。有些学校连校长书记都被抓过,腐败确实严重。检察院进来以后,他们每件事都参与,威慑作用很大。从那以后,暨南大学就比较太平,我也比较放心。这是管理上的创新。
下面,我再讲一个有趣的我自己的故事,急中生智救治垂危病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