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钧镒，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原校长。现为农业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大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原产国，有几千年的栽培和消费史。近10年来，中国大豆产业在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市场失控、资源优势丧失、企业破产，正陷入极不安全的境地。对此，为中国大豆鞠躬尽瘁50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忧心忡忡。他希望政府部门、科学界和企业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国民健康、关注大豆产业，让中国大豆产业重振雄风。

                                   少年壮志奉献农业

        盖钧镒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市，他的父母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非常重视对他们兄妹的教育，他小学中学读的都是无锡名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还记得老师的谆谆教诲“把荣誉建在对知识的追求上”，这是中小学教育给盖钧镒的终身财富。
        盖钧镒坦言，当时中学毕业，他一心想读理科，对自己被分配入读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并不满意，是南农一批学术泰斗以自己的卓越成就和人格魅力感染了他，尤其是大豆遗传育种学家和农业教育家马育华的言传身教。为弘扬恩师风范，马育华先生逝世后，盖钧镒向马老生前好友和学生倡议，集资为马老铸塑半身铜像，现在这尊铜像就安放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大厅中央。上面镌刻着“师恩师德，永世难忘”。
回忆自己和大豆结缘，盖钧镒说，在入读南京农学院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和庄稼打交道，是当时学校金善宝、冯泽芳、朱立宏、马育华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农学家，引领自己走进植物遗传育种的科学殿堂，叩开大豆科学之门。
        1957年，盖钧镒毕业留校，首先被分配到苏北农村劳动锻炼，低矮的土坯屋、昏黄的煤油灯、粗粝的食物，让这个城市孩子体验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农业的落后。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盖钧镒毫不犹豫立下为农业奉献一生的志愿。
        1963年，盖钧镒报考大豆遗传学家马育华的研究生，在60年代初参加育成并推广了南京农学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南农133—3”、“南农133—6”等。从此他就将根深深扎在大豆遗传育种领域，即便在“文革”那样的艰难岁月，盖钧镒也始终不倦地追求，1979年，他出版第一本译作《数量遗传学原理》。

                                   赴美考察拓展视野

        作为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盖钧镒于1980年1月赴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该州是美国大豆的主产区，州立大学农学院在大豆科学和数量遗传方面的研究水平及条件堪称一流，盖钧镒在留学其间如鱼得水，凡是数量遗传和植物育种理论的最新进展，大豆资源的发掘、研究与创新，农业教育与管理，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管理体制都是他考察、搜集的范围。他主动找寻各种机会，考察美国12个大豆产区的州立大学，拓展视野，丰富见识，为日后科研、教育思路奠定基础。
        盖钧镒回国后，搜集、整理与研究了以中国南方地区大豆品种为主的大豆遗传资源，获得多项成果。先后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大豆育种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40余项科研项目，累计发表论文400余篇，同时还主持或参加育成五代共21个大豆品种，在长江中下游累计推广大豆种植面积3000多万亩。
        此外，他还常年坚持为研究生授课，培养出两名博士后、40多名博士生、60多名硕士生和一大批农业教育、科研骨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知名中青年学者。他主编《试验统计方法》和《作物育种学各论》两部面向21世纪教材，新著《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最近出版，他参与编撰的《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采集15000多种大豆品种

        南京农业大学拥有全球第三、中国第二的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保存15000多份大豆品种，这个数据库的存在，是“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选址南农的重要原因。提起这个“宝库”，农大的师生对盖钧镒的敬意溢于言表。20世纪80年代，盖钧镒首次赴美进修期间，了解到美国50年代大豆生产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陷入灭顶之灾，是中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美国的大豆产业。由此，盖钧镒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两万多个大豆品种，是大豆资源的宝库，将丰富的资源收集保护起来，用于发展大豆产业，对中国、对世界、对现在、对未来都是必要的。
        回国后他立即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IBPGR）的资助下，他和同事带领研究生，在中国南方的坝上坪下、田间地头收集大豆地方品种。历时20多年，收集保存了以南方地方品种为主的大豆资源15000多份，建成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
        1998年，国家启动种子工程，南农大豆研究所“力挫群雄”，争得“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项目”落户。

                                   呼吁提高大豆自给率

        盖钧镒说，中国虽然是大豆的故乡，但大豆产业前景不容乐观。大豆古时称“菽”，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大豆已开始走出国门，先是在东亚、南亚，后来进入欧洲。1840年起，美国从日本和韩国引入大豆品种试种，二战爆发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种植大豆。20世纪初年，巴西、阿根廷也引进大豆种植。
        1995年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出口国，此后，中国油脂行业偏爱北美、拉美转基因大豆，进口量逐年增加。2005年，中国大豆总产量为1830万吨，进口却达2659万吨。中国大豆的特点是蛋白质高，非转基因，但个体生产，籽粒大小不整齐，出油率低。来自美洲的转基因大豆籽粒整齐，出油率高，出于价格考虑，中国食油厂家基本上用的都是转基因大豆，中国豆农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盖钧镒强调，进口大豆隐患重重：2004年大豆进口的不合格批次为547次，不合格率高达41.5％，其中来自美国的不合格率为97.1％；进口地区单一，99％以上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3国；90％以上为转基因产品。这种局面亟需尽快改变，确保中华民族营养健康。提高中国大豆在世界的话语权，需要政府、企业、科研、豆农多方面共同努力，要制定全面的大豆产业发展规划，通过3～5年努力，使中国大豆自给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到60%以上。

                                    推进中国种子创新

        农业的源头是种子。因此，控制了种子，也就相当于扼住了农业的咽喉。而从中国种子市场来看，种子研发力量的薄弱以及不思进取，正在把中国种子市场慢慢拱手让人。对外资种业巨头的依赖正在让中国种子公司失去育种的渴望和能力，再加上当前国内种子研发的主要资源集中在一些科研院所内，而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论文而非种子，因此，在功利主义的诱使下，中国农业开始潜藏危机。盖钧镒说：“如果现在完全敞开中国种业市场，没有一家企业可以抗衡国外种子企业的进入，最终难逃被兼并或倒闭的命运。”
        在种业市场，并没有一种种子可以包打天下，长盛不衰。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种子企业奥瑞金研究结果表明，一种新种子的市场生命周期平均为5~7年，之后品种的发展潜力与遗传优势将不断衰减。只有不断在种子培育上推陈出新，才能在种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盖钧镒说：“国内的种业公司中，新品种大多是买来的，很少有自主研发。”以隆平高科为例，2007年在种子研发领域形成的无形资产中，来源多为购买，而非自主研发。其公告就显示，水稻品种“8S/1128品种权”、“陆两优611品种使用权”是隆平高科分别花50万元和66万元购入的，而水稻品种“香II优68制种技术”来自于股东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股东投入”。
        作为对比，美国孟山都育种公司把业绩增长的基础放在种子的自主研发上。截至2009年1月，孟山都公司正在研发的作物新品种总数为25种，分为三大类。这些只是被孟山都列入“HIT（High Impact Technology，高影响技术）计划”的新种子，并非孟山都正在研发的全部新种子。
        其他农业巨头在新种子的培育上也是争先恐后。孟山都总裁休•格兰特（Hugh Grant）披露，孟山都第二代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今年小规模商业化种植，杜邦—先锋的类似品种在2011年开始商业化种植。孟山都具有多合一功能的SmartStax转基因玉米2010年进行商业化种植，杜邦—先锋和先正达两家公司的同类品种将在2012年开始商业化种植。
        盖钧镒介绍：“十年前我到美国考察，当时美国种业的研发力量80%控制在政府机构的手里，只有20%左右控制在种业公司手里。十年后，这个比例刚好倒了过来，孟山都这样的种业公司成为作物新品种培育的主导力量，而且具备“造血”能力，可以自我循环，不断扩大。”
        盖钧镒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当年美国政府主导种业研发的阶段。盖钧镒打了个比方：“医院里能做手术的都当不了主任医生，当主任医生的一般都做不了手术，做手术厉害的没有多少时间去搞理论研究和写论文，但是论文多少却是一个医生能不能评上主任医生职称的关键。种子研发与此类似，搞种子培育的能不能评上职称首先看的是论文发了多少，而不是培育的种子性能好不好，在这样的机制引导下，研发人员不能将精力集中在新种子的培育上，这也是影响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的阻碍因素之一。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应该有不同的考核体系，理论研究需要看论文的多少，育种还是要看培育出来品种的好坏。”

                                     “牛郎织女”的家庭生活

        盖钧镒早年痴迷大豆，30多岁时，还没顾得上找女朋友。在上海工作的父母着急了，盖钧镒的妹妹把自己的同学、上海化工研究院的洪兴淑介绍给哥哥。婚后，夫妻却一直如牛郎织女般分居上海、南京。盖钧镒留美归国，上海同意接收他，可是南京农业大学舍不得放人。父母在上海，妻儿在上海，盖钧镒还是选择了事业。从此，南农的食堂就是盖钧镒的厨房，一个小套宿舍就是盖钧镒南京的家。妻子洪兴淑在上海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公婆和孩子，直到退休后，才不时来南京照顾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