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根森高度评价这项研究成果，称其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支撑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发展的重要依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李京文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使年少的李京文早早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之痛，解放后生活之甜，更立下少年壮志：“帮助国家强盛起来！”
　　作为新中国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
　　革命家庭与教育世家的家学渊源，更让他树立起经邦济世，强国富民的人生方向；
　　他是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著名观点；
　　2001年，李京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迄今唯一拥有中国院士头衔的经济学家；
　　他的名字或许不为大多数人熟知，但是提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和京沪高铁，却无人不晓，这些跨世纪、超级工程的调研和决策背后，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
　　时下，科学技术已经牵涉到所有生产部门和生活领域，以科技进步强国富民，让科技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是李京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仍在孜孜孜以求的梦想。

　　苦难中国激发的少年壮志

　　即使在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时刻，梁启超仍然在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喊出梦想与希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这梦想与希冀，则要靠后辈来完成。
　　对于依靠国学来发蒙的李京文与他历任小学、中学、大学老师的父亲李耿来说，这篇《少年中国说》，可说是耳熟能详。而他们，则先后成为这“少年中国”一少年，并直接参与到了让“少年中国”走向独立与富强的时代大潮中。
　　李耿生于1912年，20世纪二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陆川地区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曾任陆川县地下党支部委员，武鸣县地下党支部书记，陆川战时教育团副团长等职。后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李京文1933年生于广西陆川县。少时聪敏好学，读遍了几乎所有他能够接触到的中外文学与历史名著，更是将鲁迅奉为人生楷模。他有一个瑰丽的梦想：当诗人、文学家，成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不过这个“灵魂工程师”的梦想，在革命家庭与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中，在他对于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后，逐渐改变了方向。
　　李京文事后回忆成长经历，说道：“的确，我生长在战争与动乱国弱民穷的年代，是中国人民被压迫、被侵略的年代，这样的环境，既使我失去接受良好教育与安全地成长的条件与环境，也使我逐步学会了‘爱’与‘恨’，使我养成了顽强与环境和困难抗争的韧性与毅力，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增强了我做事与创新的愿望与能力。”
　　李京文高中毕业，正值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京文在父亲与姐姐的建议与鼓励下，放弃了进华南文艺学院创作系的机会，考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走上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生涯。
　　1953年，因为成绩优异，表现优良，李京文被选送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当面聆听到毛泽东主席那段脍炙人口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的话，令李京文大受鼓舞，成为他更加刻苦攻读的动力，成为他日后为祖国的富强而实干创新的重要源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下决心一定要把专业学得更好，掌握好知识，为我们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科技富国观点的酝酿成型

　　回国后，李京文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文革”中期，从农村下放锻炼后被调回国家建委，从部长秘书一直当到总局长助理。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李京文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实现了由官员向科教人员的华丽转身。从此，李京文正式开启了自己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征程。
　　作为国内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在此期间，李京文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乔根森教授合作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乔根森教授是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各国在生产率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美国生产率之父”。在乔根森教授的合作与帮助下，李京文等首次具体计算了中国195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动，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源泉变化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1953至1990年的38年中，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6.78%，主要依靠投资和劳动投入的增加，生产率贡献只占5.46%，年均增长率只有0.37%，即技术进步是很缓慢的；其中一部分技术进步成果又被高投入所抵消，没能带来整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直未能摆脱“高增长贫困”的根源。之后，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李京文等共同撰写了《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乔根森高度评价这项研究成果，称其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支撑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发展的重要依据”，并说：“他（指李京文院士）和他的研究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其发展的方法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带到了国际水平，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京文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富国之源”这个观点！
　　在他的专著《科技富国论》中，系统阐述了“科学技术是富国之源”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国家科委对他的论著非常欣赏，把他的主张多次反映给中央。后来，中央正式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可以说，他的观点对“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超级工程背后的智囊高参

　　李京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接触宏观经济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一些部委和省市领导相继邀请他去研讨和参加制订部门或地区规划和重大项目论证工作。
　　那时候，围绕三峡工程要不要上马，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尖锐争论。
　　1986年前后，李京文以三峡论证综合经济组副组长身份实际主持“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
　　李京文和经济组其他56位成员一起开展了极为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他个人就曾五下三峡，走遍库区上下，与各地干部群众和相关各界专家密切交流，收集了数十万个现实数据；同时，对古今中外上百座大型水坝，甚至还有其他领域的重大工程的利弊都作了反复研究，建立了几十组模型，对三峡工程建设中、建成后的效益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复杂运算；他还设想并计算如果三峡工程不上马，又将有何种方法妥善应对中国能源赤字。
　　1987年4月，专家组以53人赞成、4人反对，通过了厚达数百页的有关三峡工程项目的综合经济论证报告。总结论是：
　　三峡工程施工条件得天独厚；
　　三峡工程技术可行，一些不利影响，可采取措施减免损失；
　　三峡工程的国民经济效益是好的；
　　三峡工程财务评价指标也是好的，偿还贷款能力强，对国家的贡献大；
　　国家有能力承受三峡工程建设资金和人力、物力的需求。
　　最后，李京文将结论归纳为一句话：“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根据综合经济分析，（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做决策，尽快上马。”
　　1992年4月3日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邹家华副总理郑重向人大代表们宣读了这一调查论证结论。代表们破天荒地为一项具体工程进行无记名表决。
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一项世纪超级工程的命运最终被决定下来。
　　对于三峡工程的“身价”，当时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估算，从几百亿直到4000多亿元。而李京文20多年前预测的1800亿的估价，与之后1900亿的实际投资基本吻合！说明其计算是多么的科学。
　　“南水北调”是李京文的另一项重大工程经济研究。
　　这又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牵涉到沿线约150万平方公里、近3亿人口，是中国历史上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水利工程项目之一。
　　这项工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规划，然而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启动。近年来，面对北方越来越严峻的缺水形势，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和中央高层的思索。因而，有关部门找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要求即刻研究论证。
　　作为负责人，李京文带领他的团队，采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并以此建立了详尽的数学模型；对工程的几种方案，以及其分别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多方面的功用与影响，进行了大量计算和全面评估。最后结论指出：南水北调可根本改善华北、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缓解这两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长期资源性缺水的矛盾，对控制我国南北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改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和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发展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解决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还能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应该全面组织实施。
　　这一报告，为中央最后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并节约了大量资金。
　　李京文下一个研究论证对象是高速铁路。
　　时隔十多年，高铁在争论与质疑中，渐渐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辐射作用。但是在十多年前，人们对于高铁的速度与效益之比，并不那么笃定。
　　李京文首先受国家科委等四委一部的委托，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作前期研究，论证了其技术、经济、环境的可行性，为之后这一世纪工程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后不久，铁路交通的先进技术—“磁悬浮高速技术”传到中国，他又和中科院院士严陆光、何祚庥等专家一起对这一技术进行研究。2002年，李京文受邀从经济技术的角度来解构“磁浮列车”这一项目。他奔赴现场及德、日等国，开展了磁浮交通适用性重大课题的研究论证。2003年，他在一份题为《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长大干线的适用性—宏观技术经济问题研究》的专题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完成了高速磁浮系统在长大干线实用性项目的研究，论证了高速磁浮系统在中国长大干线的先进性与实用性，从宏观技术经济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这份报告，还回答了人们比较关心的几大问题：单位造价、投资风险、投入回报期等，以及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没有建设磁浮高铁时，中国要开始应用这项技术的疑问。
　　报告中得出了结论：中国迫切需要高速运输系统，快速、安全、舒适，大运量、小能耗、轻污染，而又能与各种运输方式和谐衔接。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选择之一。而且这项先进技术特别适用于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人流量特别大的中国。
　　课题组还提出中国应“分三步走”发展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第一步，与国外展开合作，建设示范线。第二步，在300千米左右的中等距离线路上实际应用高速磁浮交通技术，为进一步推广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第三步，与主要技术国产化同步，在一些长大干线采用该技术，着手建立高速磁浮交通网，形成一个高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速客运体系。其中，第一步已在上海建成，第二、三步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实现。
　　除“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等大型新型工程项目经济可行性研究外，他还应邀主持或参与制定了电力、建材、水利、铁道、物流、航天等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政策，以及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性发展战略。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领导课题组所执行的“总理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其成果以每年年终出版经济蓝皮书的方式向国内统一发布。此书自199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次分析、预测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成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新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他主持或参加的《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1998—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与预测》、《12部门技术政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研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等，均获得了包括多次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在内的重大奖项，成为中国和相关区域、部门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科学依据。
一名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操守

　　在李京文的履历上，闪耀着许多金光灿灿的荣誉，而其中份量最重的，莫过于由他排名第一获得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经济学家李京文感到自豪的最高荣耀。
　　20世纪80年代，李京文作为第一负责人，与他的学生以及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广泛调查了我国国情，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的文献资料，运用中国的数据做了大量的计算，共同完成了这个国家重大项目。在中国首次研究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提出系统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以及30条政策建议，最终成为中国制定技术进步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出版了“理论”“分析”“选择”“模型”四本专著，成为我国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次年，他和刘国光主持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再次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他的连续获奖，开创了社会科学界和社会科学院也能被评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的先例，突破该奖项仅限于自然科学的传统。
　　在此之后，他又连续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人文科学院、乌克兰科学院、国际欧亚科学院、世界生产率科学院的院士，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荣誉称号，可以说是“誉满全球”。
但是，面对荣誉，他却看得很淡，他说：“我只做了我本该做的具体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奖励与荣誉，其实我之所以能做好这些事，完全应该归功于党和领导的培养和师长、亲人的教导和朋友同学的帮助，我首先要深深感谢他们。我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拼命工作、工作再工作，重要动力就是我要对培养我、支持我、激励我的党和人民，以及代表党和人民意志的领导同志和师长、朋友们的感恩、报恩。这在有的人看起来似乎有点老旧庸俗，但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优秀传统，是应该传承的优秀民族文化。”

李京文院士与夫人

　　李京文说：“我已经进入暮年，80年风风雨雨，在这80年里，我始终坚持按党员的标准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操守做人。尽自己的微薄力量力求多做、做好组织和人民交给我的事情，为国家的富强贡献力量。我从来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经常由于做成了某一件事，发表了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书，培养了一个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把他们送出校门去为社会服务，而欢欣鼓舞。”
　　李京文说，他这一辈子，就是琢磨怎样把事情做好。为了“把事做好”，这位耄耋老者，以“兼济天下”的胸怀，关注着科技革命进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以他的深刻和睿智为新时期的中国路径建言献策：
　　当记者询问李京文院士对当前我国经济的看法时，他指出：“伴随着外贸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已告别高速增长期，进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而这种转变，必然要求从经济结构上进行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包含三个方面的牵引，即效率扩展、结构均衡和市场激励。”这种转型，需要循以下路径得以实现：
　　一、政府体制转型。由管制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地方分权式竞争模式衍生的“竞争性投资—GDP”体制，是产能过剩问题、区域封锁问题等的根源。政府应重新思考过往政绩考核方式，加快转变目标和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权限，平衡短期与长期目标，减少对城市建设及经济增长的干预甚至主导，从“增长型”目标转向“服务型”目标，从对物的投资转变为对人及市场环境的投资，引导各地制造业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真正履行起公共财政的职能；
　　二、供应机制的转型。第一，应积极推进财税政策改革，尽可能减轻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税赋；第二，应打破行政垄断，鼓励竞争增加有效供给，避免因垄断和市场禁入所引起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部分行业供给短缺的现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供给基础设施与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由“制造型社会”过渡为“服务型社会”；第三，提升政策性金融及福利保障供给水平，鼓励金融创新，发展新型政策性金融体系，支持包括保障住房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三、宏观稳定政策与结构转型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守住风险线，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另外，特别要将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列入监控，减低债务风险的积累；
　　四、金融体制转型。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二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的比例，让资本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三应抑制金融机构“国有化”与“行政化”色彩。

回武大母校

　　李京文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说，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以稳定、进取为特色。稳定是指经济发展的总体稳定，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稳定；进取是指在改革开放上积极推进，以促进经济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中国前30年的发展由改革开放推动，今后的发展需要由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来推动。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党的十八大方针指引下，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攻坚克难，务求全胜，必将在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