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梁 责编/韩跃清
2008年03月01日
作者高梁,1948年12月生,籍贯上海,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改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与科技进步。
文章摘要: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同时又是品牌小国,科技弱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低工资成本,先进技术大部分依靠被动获得外资企业有限的“技术溢出”。我国经济增长还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轨道。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在。只有依靠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通过引进消化创新,集成创新和开展原创性攻关,不断提高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发展高技术产业,才能冲破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增强自己的品牌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
面对具有强大资本和技术实力的国外竞争对手,我国必须正视差距,迎接挑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加强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努力营造有利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开展以企业为中心的官产学研金融大协作,冲破技术差距,资金筹集和赢得市场三重瓶颈。
关键词:自主创新 产业升级 国家竞争力
科技创新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实力、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的巨大差距。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矿、出卖劳动力或经商“致富”,但如果社会的学习创新能力和相应的组织能力不强,就不能得到内生发展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的技术输入,那就是一个缺乏自立能力、缺乏竞争力的经济社会。
近代史说明,谁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掌握主动权,谁在国际政治中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力。“知识就是力量”,对科技知识的控制和使用能力,和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资源,也是获得政治行动能力的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新中国建立最初30年,主要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完整配套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牺牲,但这个家底来之不易,是任何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大国所不具备的基础。
近30年来,我国依托已有的工业—科技基础,和改革释放出的企业、个人积极性,支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上百种产品的产能和产量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科技弱国。“中国制造”虽多,“中国创造”却凤毛麟角。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高投资和对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利用低成本劳动优势的外资为主导的出口型工业。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都是低附加值制成品和资源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控制或主导了几乎所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
当今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呈献“微笑”型曲线,左端是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工业、物流管理,右端是以品牌为支持的销售网络和各类服务,而中间的加工利润越来越薄。我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的同时,价值量两端最“肥”的部分,却掌握在跨国公司和外商手中。
总之,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一个基本问题:未来有一天,我们的整体工资水平会上升,靠现有的国际分工地位,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经济能否保证持续健康发展?过度消耗资源能源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只能实实在在地用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这是不能仅靠向外国买技术实现的。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今天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弱点是科技竞争力差。按国际权威组织的排名,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成本的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上。
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
有人认为通过引进或合资就能得到先进技术。但我国高技术产品国内生产的60%、出口的90%由三资企业完成,也不过是被动地获得有限的“技术溢出”。外商来华投资是要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决不轻易向中国企业转让核心技术。目前,我国80%以上高技术产品依靠进口。
我国一些高成长性产业,如家电,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利润实际上是由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商赚走,产业呈“空心化”的状态。在电子信息、生物、航空、材料等高科技产业,我们尽管形成了一定的科研能力,但产业的成长还处于初级阶段。
汽车工业是经济起飞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三汽车制造大国,但由于过分依靠外资,缺乏自有核心技术,100多个国产轿车品牌中,60多个合资的外国品牌占据了90%国内市场。我国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1.5%左右,远远低于跨国公司4%—6%的水平。主要制造厂由于在关键部件和整车设计方面缺乏自己的技术积累,无力创造自主品牌。
电子信息产业的上游——各种元器件、芯片及各类软件,是大量高技术的结晶。发达国家力图在这一领域保持技术优势、控制下游终端产品。
中国是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生产能力达8千万台,但其中的核心部件—视频处理芯片多年依靠进口,每年花费500亿美元以上。普通彩电只有3%—5%的利润率,而提供芯片的外商利润率在50%以上。直到2005年,我国企业才自主开发了数字电视的核心芯片。
1990年代,中国的企业通过集成国外多项基础技术,率先取得了开发VCD、DVD整机的成功,拥有自主品牌,占领了国内外市场。为此,西方几大电子厂商先后组成“3C联盟”和“6C联盟”,向我索取多项专利费。现在一台DVD,出口价约300美元,其中须交付近20美元专利费,企业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
我国是计算机生产大国,但组装整机的利润率只有5%,其中CPU和预装操作系统占成本的50%左右。中国数控机床的平均利润率也只有5%。我国企业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真正的高技术难以买到
高性能高精度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母机”,西方国家对我国在先进机床及其重要配套部件、组件进口方面,实质上的禁运、限制和歧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大型燃汽轮机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装备,无论我们出多高的价钱,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卖给我们,最后还是靠自己攻关取得成果,眼看技术封锁不住,才得以与外方合作。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所以能够将中国选为合作生产麦道客机的惟一伙伴,仅仅是因为我国在1980年成功自主研制出大型民用客机的样机—运十。
碳纤维是迅速成长的产业,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西方的相关技术,甚至连原材料都买不来。
中国的航天发射在国际市场信誉卓然,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仅阻断了美国公司与中国的卫星发射业务,而且对世界上所有采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提出了警告,使得中国发射外星业务陷入低谷。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某机床厂和德国一家公司合作,根据对方提供的机床图纸总结出10大课题,组织攻关并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此后,外方再也不提供机床图纸,而且明确要求主要部件必须从德国进口,然后才能谈合作。
2001年,中国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造一座芯片厂,向美国公司订购高科技生产设备,但美国政府冻结了前任政府已经同意发放的出口许可,一拖就是好几年。在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先进设备运行维护经验,要以每小时数十美元的代价,聘请外国专家。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不仅要付出巨额经济代价,更严重的是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隐患。
我国亟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国内外公认,当前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为15—20年。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占80%以上,我国仅占2%左右。我国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数只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1/30、韩国的1/4。发达国家占发明专利授权的90%以上,我国还不到1%。
我国仅有万分之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大中型企业中,2/3没有研发机构,3/4没有研发活动,完全照抄别人的产品。大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1.5%,而发达国家大企业的这一比例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高科技企业达到10%)。我国企业只有0.17%获得发明专利权,99%没有任何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只占40%,驰名商标极少(2005)。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是立足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重引进、轻消化”,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0.08。而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这一比例为1:5甚至1:8。这使得我国在开放中本可以得到的迅速消化先进技术形成自己能力的利益,白白流失。以至我国在很多关键的产业部门,陷入片面依赖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这一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我国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和加工深度偏低,物耗比重较高,企业规模偏小,劳动生产率低(相当于美欧日的3—5%),营销能力滞后于制造水平,过度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导致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关键零部件和一些重要原材料依靠进口。
如果我们还不奋发图强,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不仅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长期受到制约,对国家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构成隐患。
另一方面,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主要国家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部分重点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成果取得了大面积突破。如大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自主研发成功使我国跃入世界先进行列,迫使进口同等设备从每线500美元降到30美元,推动了我国电信迅速普及;激光照排系统结束了外国在彩色出版领域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煤间接液化技术、数字化医疗设备打破外国产品垄断我国市场的局面,等等。
所以,我们必须、而且有能力立足自主创新,同时积极争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通过大力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开发原创性攻关,全面提升我国科技水平、支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走出“挣打工钱”阶段,实现“小康”目标。正因为自主技术能力和产业升级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见成效,那么十几年后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升级,必须从今天开始起步,这个历史机遇决不可错过。
通过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推动自主创新方针的落实
由于许多人为造成的体制分割,使得众多的科技资源要形成合力,还是有诸多障碍,使得我国每年2万余项比较重大的成果和5000多项专利无法变成财富。
我国加入WTO后,实际上国内市场已经进入国际化竞争。本国企业稍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首先会面临苛刻的国内市场的考验,只有炼好内功,具备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优势,才能被市场接受,才能实现产业化。
要开展以企业为中心的官产学研金融大协作。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已经有十多万民间高科技型企业,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而政府牵头,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形成合力,是促进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
例如,我国的浓缩苹果汁多年来产品质量差,打不开市场。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了院校、研究所以及相关地方企业联合攻克多重技术和工艺难关,将新技术融合在自行研制的新型设备中,实现生产标准化,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现在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已经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从而使苹果收购价提高一倍多,给农民带来数十亿元的增收。
再如国家支持新疆科研机构多年攻关,培育成功彩色棉花,在新疆广大农场农村推广。彩棉织物不存在化学染料问题,在欧洲市场畅通无阻,为新疆人民带来了巨大实惠。
任何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新兴产业,决不仅仅是由一个单项技术的突破形成的,必须依靠若干技术集成在一起,必须以企业为中心,发挥官产学研以及金融、政策的合力。这也就是当今国际创新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所关注的重心。
通过政策配套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例如,应改革对国有大企业管理者以任期内利润和产值为主的考核指标,增加对技术创新的要求和长远激励机制,以改变企业只对“短平快”的合资合作感兴趣,忽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问题。
企业家很关心政府采购支持问题。国家已经对环保型、国产自主创新产品实行政策鼓励措施,希望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具体操作方法。
总之,中央关于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议,是关系到13亿人未来福祉的根本大计。胡锦涛总书记说:“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