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实施的背景下，澳门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重要枢纽，其科技创新力量正日益凸显。本刊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大学校董会成员、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深入探寻澳门科创发展的独特路径。

从回归后迅猛崛起的四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在集成电路、航天科学等领域的国际突破；从推动产学研融合的务实举措，到依托中葡平台拓展的全球合作空间，崔世平会长以亲身经历勾勒出澳门科创的多元图景。他既点明了澳门在科研基础与国际合作中的优势，也不讳言产业转化的短板，更对大湾区青年科技工作者寄予了跨界创新、扎根实干的殷切期望。

此次访谈不仅展现了澳门科创的“突围之道”，更揭示了大湾区协同发展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深层逻辑，为理解区域科技融合提供了鲜活样本。

记者：您身兼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等多个重要角色，这些角色之间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又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投身科技事业和城市规划事业的？

崔世平：其实这一切都有迹可循。我从小受父亲影响较深，他从事工程相关工作，所以我对工科自然而然有了倾向。进入工作岗位后，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也逐渐意识到需要更广阔的平台推动澳门科技发展，于是发起成立了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

从社会角色的递进来看，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曾担任广州市青联委员、广州市政协委员，之后又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最终有机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些经历让我能从不同层面了解社会需求。在地方履职时，能更贴近基层，知道科技和城市规划在民生层面的痛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又能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思考澳门的定位；而作为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则能直接链接本地科技界，推动具体项目落地。这几个角色其实是相互支撑的——政策思考能指导协会工作方向，基层实践又能为履职提供鲜活案例，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科技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记者：总书记在澳门考察时曾提出，澳门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把握“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其中科技创新是重要合作领域。您认为澳门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有哪些突破？与国际或大湾区其他城市相比，有哪些独特优势和短板？

崔世平：澳门的科技创新发展，在回归后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尤其在一些细分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四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成果上。

第一个是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由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同建设——全国范围内两所高校共担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情况并不多见。该实验室在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国际化认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药走向世界提供了技术支撑。

第二个是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攻大规模信号模拟集成电路研发。它的实力在国际上是被公认的：过去十年，澳门大学的科研团队在IEEE（国际电机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每年于旧金山举办的集成电路研讨会（堪称该领域的“奥林匹克”）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一直保持在国际前沿，国家领先。2017年时，我国在该会议上的论文总量已能与多个科技强国抗衡；而去年，澳门大学团队发表了14篇论文，比清华大学的13篇还多。这种“匿名评审、纯靠质量取胜”的国际平台，足以证明澳门在集成电路基础研究领域的实力。

第三个是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深度参与了国家航天工程。从嫦娥工程的月球样品分析，到“祝融号”火星车的着陆技术研究，都有澳门团队的贡献。比如火星着陆时，由于火星大气环境特殊，有一段“黑障期”完全失联，无法实时控制，团队通过研究大气规律，为“盲降”安全落地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中国火星探测一次成功，这在世界航天史上都很亮眼，澳门的科研力量在其中也尽了一分力。

第四个是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无人车、智慧交通、城市治理等领域，为澳门建设“智慧城市”提供了技术储备，也为大湾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参考案例。

从优势来看，澳门的科创特色在于“多元而专精”——既有面向太空的行星科学，也有贴近民生的智慧城市，还有硬核的集成电路和中药研究，覆盖领域很广。同时，澳门与国际交往便利，在人才引进、学术合作上更具灵活性，比如与拉丁语系国家的科研机构合作时，文化和语言障碍相对较小。

短板则在于产业转化能力有待加强。澳门经济体量较小，本地市场有限，科技成果要实现规模化应用，需要更紧密地对接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资源，比如深圳的制造业、广州的汽车产业等，形成“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湾区”的协同模式。

记者：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作为本地重要的科技组织，在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科创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未来会重点支持哪些领域？

崔世平：协会的核心定位是“服务科技工作者、连接产学研、普及科学知识”，具体做法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一是强化科普工作，筑牢科创根基。随着技术迭代加速，科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比如当下AI技术普及，我们不仅要让公众了解AI的应用场景，更要科普其潜在风险和伦理边界。除了常规科普活动，我们还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了精准内容——面向青少年，通过“专家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学家；面向企业，举办AI应用workshops（互动性学习），帮助传统行业理解技术价值。

二是搭建科创平台，推动成果转化。我们每年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让有想法的团队通过比赛获得展示机会，对接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源。比如去年有个团队研发的“智慧养老监测系统”，就是通过大赛拿到了珠海企业的合作订单，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

三是链接内外资源，助力人才成长。我们与国家人社部合作开展“澳门青年学者计划”，每年选送三十名博士来澳门开展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研究能力，更能让他们深入了解本地科研生态，当他们回到內地后，往往成为两地科技合作的“桥梁”，既向澳门介绍内地的发展，也向内地展示澳门的科创成果。

未来，我们会重点聚焦三个方向：一是深化集成电路、中医药等优势领域的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技术走向产业化；二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协同，比如联合举办跨区域科创大赛，共建科普资源共享平台；三是布局太空科学、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依托澳门的科研基础，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记者：科技人才是创新的核心动力。澳门在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方面有哪些实践？对于年轻创业者，您有哪些建议？

崔世平：吸引和留住人才，关键是要让他们看到“发展价值”——既要有科研平台，也要有成果落地的机会。

在科研层面，我们通过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为人才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条件。比如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能参与IEEE顶级会议，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能深度参与嫦娥、火星工程，这些高端平台本身就对人才有吸引力。

在产业层面，我们正在努力搭建“科技体验型城市”的生态。澳门作为旅游城市，有天然的场景优势——比如让游客通过“刷脸通关”“智慧导览”等细节感受科技魅力，而这些场景背后，就是科技企业的市场机会。当人才看到自己的技术能融入城市肌理、产生实际价值时，自然更愿意留下来。

对于年轻创业者，我想强调三点：第一，创业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做系统”。很多人以为做出好产品就成功了，但实际上，团队管理、财务管理、合规经营（比如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后台工作”同样重要。第二，要善用区域资源。大湾区有八千多万人口市场，有深圳的供应链、香港的金融服务，澳门的创业者完全可以“立足澳门、辐射湾区”，不要局限于本地市场。第三，保持韧性。创业路上的挑战一定会超出预期，失败是常态，关键是从失败中找到规律，调整方向再出发。

记者：澳门与广东地区的合作日益紧密，您认为两地深度合作能催生哪些新的产业可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会为这种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

崔世平：澳门与广东的合作，核心是“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而大湾区的市场规模和产业基础，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产业角度看，至少有三个方向值得期待：一是中医药国际化。澳门在中医药质量标准、国际认证方面有优势，而广东有完整的中医药产业链，两地可以联合打造“研发在澳门、生产在广东、销售到全球”的模式，尤其是借助澳门的中葡平台，推动中医药进入葡语国家市场。

二是数字经济协同。澳门的集成电路、智慧城市技术，可与深圳的电子制造业、广州的软件产业结合，形成“设计-制造-应用”的闭环。比如澳门研发的芯片设计方案，能快速对接深圳的晶圆厂实现量产，再通过大湾区的应用场景（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进行测试迭代。

三是国际科技服务。澳门作为中葡平台，正将服务范围延伸至拉丁语系国家（包括葡语、西班牙语国家），这些地区覆盖了美洲、非洲、亚洲的广阔市场。我们可以联合广东企业，为这些地区提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等服务，比如帮助拉美国家建设智慧电网，既输出中国技术，也带动两地设备和服务出口。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则为这些合作提供了“试验田”。比如在税收优惠、科研资金跨境使用、人才资格认证等方面，合作区有更灵活的政策——澳门的科研机构可以在横琴设立实验室，直接对接珠海的制造业资源；内地的科技企业也能通过横琴利用澳门的国际网络，实现“借船出海”。这种“政策红利+产业协同”的组合，会让两地合作的效率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