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洪在中国南极中山站

他是一名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环境变化对鸟类种群数量和生活史特征影响研究的生态学家。

从事生态科学研究24年来，他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6 项，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科研项目20余项。参加中国第34-36 次南极科学考察，首次对阿蒙森海和宇航员海的鸟类进行了系统调查。

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生态系主任邓文洪。

村里来了个“精神病”

1970年，邓文洪生于吉林省靖宇县。这座坐落于长白山西麓的小城，既是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殉难地，也是森林植被茂密、野生动植物丰富的和谐生态家园。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邓文洪被分配到吉林省中部的一所大专院校。一次，他在观鸟时，发现在被破坏的鸟巢下面，有一只出壳时间不久的长耳鸮幼鸟。于是，他把这只幼鸟带回住处，找来肉食喂养，但这只幼鸟并不肯吃，后来邓文洪将手套绘成鸮的模样喂养，它才吃。40多天后，幼鸟逐渐健壮起来，邓文洪在它腿上做了彩色标记并将其放飞，不料这只鸟却依依不舍地落在他宿舍前的树上，这般相伴十余日后，才飞向远方。

两年后，邓文洪考上硕士研究生，准备回东北师范大学继续深造。途经山林时，他偶然发现一个较大的鸟巢，里面有一只正在孵化的长耳鸮。看到邓文洪，这只鸟主动站了起来——那一刻，邓文洪看到它腿上的标记，正是自己两年前放飞的长耳鸮。“那一瞬间，我心里很激动，我救助过它，它可能还认识我。”邓文洪回忆道。这件事对他日后走上鸟类生态学研究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读研究生期间，邓文洪开始以灰脸鵟鹰的繁殖生态作为课题进行研究。要想了解灰脸鵟鹰什么时候产卵、产几枚卵、卵有多重、孵化期等繁殖数据，首先要在树上找到它的巢。但邓文洪第一次上树时，遭到了灰脸鵟鹰的攻击。“一开始攻击头部，我低头躲过去，但帽子被抓掉，头皮也被抓伤了。”邓文洪回忆，“这是一只雄鸟，后来雌鸟也回来了，两只鸟同时攻击我，我手忙脚乱从树上掉了下来，幸运的是地上有厚厚的松枝，没有严重受伤。”

有了这次经验教训，邓文洪每次到山林中做灰脸鵟鹰的繁殖生态测量，都会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皮手套和摩托头盔。“灰脸鵟鹰的繁殖期主要在春夏交节的时候，尤其是繁殖后期，天气已经很热了，穿着棉衣、戴着头盔路过山里的村庄，人们都躲着我，说来了个精神病。”邓文洪回忆，“有时候为了砍灌木丛，我手里还拎着一把镰刀，在山里挖野菜的人看见我扭头就跑。”

好在，付出有了收获。他先后以灰脸鵟鹰繁殖生态为研究课题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由于灰脸鵟鹰主要在中国北部和西伯利亚繁殖，在台湾等中国南方省份越冬，相关资料较少，而邓文洪通过野外实践获得了一手资料，因此两篇论文都发表在全球唯一以猛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猛禽研究》上。

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和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邓文洪又做了大量野生鸟类栖息地破碎化研究和国家濒危动物黄腹角雉的生态学研究。

博士后出站的时候，邓文洪曾面临两个选择：前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从事行政管理，或是留在高校继续开展鸟类生态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认为，他对鸟类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如果他继续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个人潜力或将得到更大释放，也能发挥更大的专业价值。于是，邓文洪听从郑光美院士的建议，留校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被绑在船舷和桅杆上

邓文洪在南极附近海域

作为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首次完成阿蒙森海和宇航员海鸟类系统调查，是邓文洪科研生涯中闪光的一笔。

1992年，美国南极科考队曾调查过阿蒙森海鸟类，但因为是走航的形式，美国记录的鸟类只有19种。而邓文洪作为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成员，鸟类调查是主要任务。

作鸟类系统性调查，必须要有照片证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的船头、船尾或者甲板上拍摄，船是晃动的，并且需要用较重的长焦镜头。为防止被大风吹到海里，他让队友把自己绑在桅杆或者挡风板上；为了让照片更清晰，他不得不把棉手套的指尖剪掉，露出手指按快门。

“即使保护措施很到位，手也被冻肿了。”邓文洪回忆，经过系统性调查，他累计在阿蒙森海拍摄到27种鸟类的清晰照片，并附有拍摄地点的经纬度、环境等信息，比美国记录的鸟类多8种。因此，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530多名队员当中，有17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邓文洪就是其中之一。

邓文洪还发现，生活在南极的企鹅当中，阿德利企鹅种群数量基本稳定并略有增加，但帝企鹅种群数量仅为阿德利企鹅的1/10左右，且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这是因为帝企鹅的繁殖地几乎都在冰雪上，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帝企鹅的繁殖地正在逐渐减少。2014年，南极陆缘海威德尔海的一个冰架脱落，导致五六千只帝企鹅幼鸟被淹死。当时，正值帝企鹅繁殖的季节，大约有两万对帝企鹅在这里繁殖。“这个繁殖地失去后，在2015-2017年，有近两万对帝企鹅未能成功繁殖。”邓文洪说，“如果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帝企鹅可能会在这个星球上灭绝。”

此外，阿德利企鹅也存在一个问题—有部分个体会朝着南极大陆深处的方向走。这明显是一种自杀行为，因为南极大陆深处没有食物，它们走得越远，意味着死亡概率会越高，但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南极，邓文洪为了多拍照片，经常每天只睡4个小时；为了看企鹅栖息地、收集企鹅样品，他走遍了中山站、长城站、秦岭站等科考站点。

让受伤猛禽重返蓝天

猛禽，在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对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动物群落的种群调控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所有猛禽都是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

2001年冬天，海关罚没了一批猛禽。为救助这批出现不同健康状况的猛禽，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邓文洪兼任该中心主任后，一方面带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猛禽血液中血孢子虫寄生相关的科研工作，一方面出版《猛禽救助技术指南》，定期对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单位、团体开放，讲解猛禽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救助猛禽的基本操作。

截至目前，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累计救治猛禽达6300多只，其中有一多半重新飞向了蓝天。尤其让邓文洪引以为豪的是，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做法作为15个经典案例之一被滚屏宣传。

邓文洪认为，保护猛禽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不去干扰它们，拍摄的时候尽量不用闪光灯，尤其避免多人聚集对猛禽进行观察。“猛禽的栖息地、繁殖地有些已经受到了干扰，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恢复。”他介绍，尤其是红隼、长耳鸮、雕鸮、长尾林鸮、燕隼、红脚隼、纵纹腹小鸮等栖息于城市及乡村周边的猛禽，受到干扰后反应会较为剧烈。

但是对于民间放生行为，邓文洪并不提倡。他认为，盲目放生容易扰乱生态系统和物种之间的平衡关系，有的还会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等严重后果。例如，有些地方因为放生巴西红耳龟，造成本土龟类种群数量锐减，部分龟类甚至灭绝了。因此，放生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首先确认当地是否存在该物种数量锐减的现象，如果原来有这个物种，可以通过人工繁育的方式，放生到原来的分布区。

监测鸟类“军备竞赛”

近年来，邓文洪在鸟类种间关系方面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有些鸟类距离人的生存环境很远，有些鸟类距离人的生存环境很近。”邓文洪举例说，北红尾鸲作为近人鸟类的一个过渡类型，一部分栖息于森林中，一部分则生存于人类活动环境里。为了避免巢寄生，它们选择了“抱人类大腿”。

这是因为，杜鹃会把卵产在别的鸟巢里，让其他鸟类替自己孵化育雏；但是杜鹃怕人，不会到人类的环境中活动，北红尾鸲在繁殖期为了避免被杜鹃寄生，就会选择居住在离人类特别近的地方。邓文洪团队发现，北红尾鸲常筑巢于民房附近甚至室内，而且建在室外的巢被杜鹃寄生的概率高于建在室内的巢；对于室外巢穴，距离房屋越远，被杜鹃寄生的概率就越高。

“巢寄生和反巢寄生其实是一种军备竞赛，是一种博弈，杜鹃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卵产在别的鸟的巢里，别的鸟类想方设法拒绝杜鹃在自己的巢里产卵，这是很有意思的种间关系。”邓文洪说，“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看哪一种鸟能识别出杜鹃的卵，识别出来就会把它扔到巢外，识别不出来就替杜鹃孵化了。”

研究发现，杜鹃组和对照组的北红尾鸲对寄生卵的识别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杜鹃寄生风险不会影响北红尾鸲识别寄生卵的能力。但是杜鹃组北红尾鸲对实验卵的拒绝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拒卵的速度更快。这说明杜鹃寄生风险确实会影响北红尾鸲的卵识别行为，并且高寄生风险会促使北红尾鸲拒卵。

从国内到南极、从实验室到沼泽森林，20多年来，邓文洪始终耕耘在鸟类生态学研究及相关科普、教育工作中，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出了积极贡献。未来，他将继续从野生动物的遗传、生理、行为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揭开鸟类尤其是猛禽生存机制的更多谜题。

责编:代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