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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强委员:解决企业痛点的答案可能藏在基础研究里

  2023年03月11日  文/本刊记者 张婷 马铭阳

“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必须开辟新领域、闯入无人区,从‘跟跑’到‘领跑’,基础研究应当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准备了关于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的提案。沈志强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1倍,让我们很受鼓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创新型前列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还有较大差距。”

在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基础研究的增长速度实现了领先。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约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也由不到5%提升至6.3%。

而在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2020年企业来源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至1.87万亿元,占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了76.55%。但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占比仅为6.52%,同期美国基础研究企业执行比例达32.14%,日本这一数据是47.07%。

沈志强建议,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占比,对标国际上位于前列的创新型国家,设定到2035年的基础研究投入总体目标。此外,他还建议要优化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实施多元化投入共担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及社会组织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从而最终确保基础研究投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基础研究这个词,他呼吁政府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因为未来的科学应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基础知识”。

沈志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为本刊解读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强、周期长且风险大的特点。典型的有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直白地说基础研究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我们也问了一些企业家,他们并不是不愿投入,但由于基础研究短期内看不到效益,未来应用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所以企业更希望政府早期投入,到应用阶段再介入进来。”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在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方面,沈志强有新的思考。

现在各行各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关键技术问题,其源头很大程度上与基础研究相关。“政府引领,企业接力”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关键在于怎么将政府、企业、民间组织聚拢形成一个共同体。通过实施多元化投入共担机制,围绕产业中遇到的具体关键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

出于开展研究及技术转移合作并培养人才的诉求,目前已经有不少科技企业主动与高校、研究所组建了联合实验室。沈志强指出,很多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有的领域甚至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在某些领域,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国家已经投入了很多,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找到更有价值契合点的研发方向,从中获益。

发展理念可能是比经费更大的障碍。大部分企业碍于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风险,忽视了基础研究突破所能带来的效益。

“长远来看,基础研究会带来各方面的效益。我自己从事的天文学基础研究看似跟大众生活很遥远,但对外交流时总能听到大家说,这些知识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和改变,生活中繁琐的事情放在宇宙坐标下都变得很渺小,我想这是基础研究带给我们的无形的效益。直接的效益更显见,现在大家能够进行视频连线、用无线WiFi上网,这些技术的应用都离不开射电天文学的数据分析处理和传输需求引发的创新,如果不考虑广义相对论效应,高精度北斗卫星应用根本无法保证。这些技术在我们日程生活中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都忘了背后的理论支撑。”沈志强回忆。

现在是做领跑者的好时机吗?沈志强认为,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效益不是简单的模仿所可以比拟的,过去很多企业在模仿跟踪上尝到不少甜头,如今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企业肯定要将生存放在第一位,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战略眼光,为未来做储备。

“我国的情况跟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些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在某方面大量投入,而我们必须全方位发展,每一环都很重要,每个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都有必要,在基础研究实现突破,便有机会‘领跑’。”沈志强说。

责编/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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