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中国煤地质学的灯塔——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起

5月17日，我们在中国地质大学国际会议中心迎来了纪念杨起院士一百周年诞辰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学者、杨起院士的好友同窗、后辈学生集聚北京，共同缅怀先生的杰出贡献，追思先生的崇高风范。

1919年5月17日，杨起院士出生于山东蓬莱。与五四运动同龄的他，还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的父亲——著名爱国教育家、文学家杨振声。当时其父杨振声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也是反封建的斗士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杨起从小在心灵深处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青少年时期随父辗转于青岛、北平等地，完成中小学学业。

1937年，杨起就读于考取燕京大学物理系，他不甘当亡国奴而毅然冲破校方阻拦，历险南下借读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迁往昆明，继续就读更名后的西南联合大学。不久之后，受李四光先生的影响改学地质，立志“为祖国多寻找地下宝藏，使国家富强起来”。那时国难当头，生活和学习条件异常艰苦，更加激发了他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报国之志，1943年杨起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研究生。

1944年，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杨起自愿西征，参与筹建新疆地质调查所。当时新疆军阀独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质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杨起赴险如夷，成为我国早期涉足准噶尔盆地的地质研究者之一。他获得的八道湾矿区地质构造、煤系地层和含煤性等成果资料，为解放后乌鲁木齐煤田乃至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1946年他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他随全国院系调整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为了发展我国能源事业，他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国内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并出任主任。从此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致力于煤地质学的教学与研究，为新中国煤地质学发展和国家能源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了开辟新的能源基地，1953年杨起急国家所急，率先涉足我国的煤地质学研究，自此矢志不渝，他的科学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中国区域性聚煤规律、中国聚煤模式与沉积环境、新的中国煤变质理论、能源洁净化和洁净能源煤层气等五个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针对当时我国煤地质研究程度低、研究范围窄的现状，为了探讨我国煤炭资源的赋存前景，杨起带领专业师生开展全国的区域性聚煤规律调查，尤其是对南方缺煤省份煤田的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在此期间，他主编了《试论闽粤湘赣四省煤田分布规律》（1961），领衔撰写《中国东部主要含煤建造与构造体系的关系》（1978）等专著，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到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20世纪80年代，杨起和他的课题组通过沉积环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层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河南禹县为代表的华北南部太原组和山西组、石盒子群的沉积体系与聚煤模式，发现禹县一带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缺失奥陶系、本溪组和太原组下部，说明在早古生代抬升较早，在晚古生代又相对沉降较晚，以至错过太原世早期聚煤有利阶段，从而阐明了研究区虽属“北型南相带”，本应聚煤更好但实际却不理想的原因。这是我国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开展聚煤模式研究的成功范例，并被作为科研与生产结合好的典型，进行推广。

为了保证煤炭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寻找急需的工业煤类以及改变我国对煤炭资源“重储量、轻质量”的倾向，杨起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潜心研究中国煤变质理论。根据中国煤田地质特点，总结了中国煤的变质类型、变质演化、变质规律、变质特点等，提出“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和多热源叠加变质”新理论，建立了煤变质作用热动力学模拟和煤盆地古地热场演化数学模型与上地壳古地热场演化模型等，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针对我国煤炭中有害物质通过转化、释放、迁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问题，20世纪末，杨起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部富硫煤中有害物质赋存规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和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对煤中潜在有害元素的地质地球化学异常、赋存状态、分布规律与富集机理进行探讨，将煤地球化学与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深刻剖析了我国煤炭生产、加工、利用过程中煤中有害物质的环境取向、释放模式和污染机制。为煤炭资源的合理、有效与洁净化利用，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煤地球化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近十几年，杨起先生积极从事洁净能源煤层气的研究，努力推进中国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我国现代煤地质学的发展历程中，杨起遵循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实现煤地质学为国家能源建设服务的宗旨，科学求实，不断开拓和指引着我国煤地质学不同领域的综合研究。他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和交流，紧密跟踪国际研究动态和趋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提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他提倡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和综合研究，积极引入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地质学尤其是煤地质学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并跻身世界地学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杨起先生除了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外，在老师的角色上，也是兢兢业业、甘为人梯。在煤地质领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包括中科院院士、学术带头人、企业领导、行业骨干在内的优秀人才。他热心扶持青年教师成长，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不遗余力地给予指导。在难得涨工资的年代里，主动让出机会，致使自己工资水平二十多年没变。当身边同事亲友需要接济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倾力相助。在他身边人的心中，“杨起”是个亲切而又崇高的名字，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一样，努力燃烧自己，为周围的世界送去温暖和光明。

1952年初创煤田专业时，为能早日开课，杨起勇挑重担，同时主讲两门课，并常常为赶写第二天所需的讲义而工作到深夜，同时还领导着实验室的筹建工作。他不仅超额完成自己负担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还助人为乐，凡有同行前来索取讲稿、教学标本，他从不保守，总是热情提供。

对初上讲台的教师，从讲课内容到表达方式都一一指导。为了使青年教师能早日独当一面，他将课题连同他的新思路一齐让给他们研究。十年动乱之后，他痛惜那些失去的宝贵时光，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热情帮助大家学习外语。他还组织年轻教师翻译出版经典著作《斯塔赫煤岩学教程》，有效地提高了教师们的外语水平，也为当时科技资料极其匮乏的国内学术界及时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

此外，他很重视学术交流，尽力支持、推荐教师和研究生出国访问、学习进修，及时掌握、介绍国内外研究动态。在煤田地质教学中，他不仅在国内率先开出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等专业课程，还先后四次主编或参加编著《煤田地质学》、《中国煤田地质学》。这些专著及时吸取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资料，总结了我国煤田地质特点和规律，成为指导我国煤田地质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宝贵文献。杨起在学术上提倡兼容并包，强调打好基础，求实进取，严格要求。

他主张搞科学要有献身精神，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百折不挠、严肃认真，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无限热爱。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煤田地质领域可谓桃李满天下。晚年，杨起身患直肠癌，倍受疾病折磨。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出院后不久就拖着病弱的身躯，与大家一起完成了包括“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油气成因联系”、“鄂尔多斯盆地含煤岩系生气潜力研究”等重要科研项目。同时，又走上了讲台，讲授研究生的主要学位课程。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煤变质作用类型及煤化作用机理，他不顾年事已高且病后体弱，重新背上地质包，头顶烈日、冒着酷暑，深入京西煤田进行煤变质带与岩体接触关系的野外实地考察。

杨起先生把满腔热情倾注在祖国地质事业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曾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诸多重要奖项，长期担任中国煤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质学会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煤岩学组组长等职，应邀担任第10届和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和地质会议、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经济地质学科和煤地质学科的执行主席，出色完成了“国际地质合作与对比（IGCP）166项目”的国内组织领导工作。

杨起先生胸怀祖国、无私奉献，不仅以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更以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实为一代良师。祖国的需要，就是他奋斗的目标，祖国的荣辱兴衰，时刻牵动着他的心怀。“人活着要讲奉献”是杨起先生的座右铭和一生的真实写照。杨起先生于2010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报国之志、育人硕果、高尚师德和学术造诣已共同化作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煤地质学奋进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