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兴趣成就科普梦想 做个理性思考者

2009年7月22日，尹传红（右2）应邀参加北京电视台科普专题节目，畅谈智能机器人（照片左1为主持人英达）。

尹传红，1968年生，现任《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著有《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该死的粒子：理趣阅读司南》等12部书；主编有《科普之道——创作与创意新视野》《直面雾霾》及传世少儿科普名著丛书等。在多家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已发表作品逾200万字。作为策划人、撰稿人和嘉宾主持，参与过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部大型科教节目的制作，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2018年1月，被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授予“2017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颁奖词-尹传红入选由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典赞-2017科普中国”之“十大科学传播人物”-2018.1.29北京颁发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奖项的获得者，尹传红自幼痴迷于科普和科幻作品，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叶永烈，以及美国科普巨匠和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铁杆“粉丝”。他念中学时就开始给报刊投稿，大学期间曾在全国21家报刊发表文章76篇。从一名科研人员和业余写手成长为一位有影响的《科技日报》记者，再到担任全国第一份综合性科普周报《科普时报》总编辑，27年间尹传红完成了其人生事业的华丽转型。

给西藏学生签名1-参加中国科协藏区青少年科普阅读活动-2015年6月

亲近科学，科学教育还需从娃娃抓起

记者：你的科普之路走的似乎不属常规，甚至还有点曲折，能谈谈是怎样的一个历程吗？

尹传红：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但是，因为从小受到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熏陶影响，很喜欢科技，所以几经曲折就调到了《科技日报》，相当于从理工科的学科背景，转到了科技新闻。白天，我做的是科技新闻报道及其相关编辑工作，晚上，则在业余的天地里从事科普创作。也就是说，过去20多年中科普我几乎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做的，基本上属“不务正业”。

尽管我曾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兼有行政管理事务，但我一直没有放弃采写和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记者、编辑的立身之本。未能就着自己的兴趣在科普园地里耕耘固然很遗憾，但我着力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事业”，致力于在科普创作、科普研究和科普活动“三科”融合的方向上发展，从事科学教育、科普、科幻创作理论及其历史研究，近年来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章，出版了十几本书。

2014年1月11日，《科技日报》二版刊出消息：《科学家与科普作家联手讲述“基因的故事”/本报记者尹传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报社总编辑的这一报道“安排”，令我感怀。25年前尚为大学生的我，在看到自己文章第一次出现在《科技日报》上时的兴奋与激动，又一次涌上心头。

人生事业的选择未必都是缘分，但或多或少总会跟自己先前走过的路对接。因此，2016年4月12日，当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询问我出任《科技文摘报》（后来更名为《科普时报》）总编辑的意向时，我虽然感到很意外，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任务。事后想，自己这一选择，亦属“不忘初心”罢。

记者：科普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请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谈谈你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尹传红：我是1968年出生的，今年刚50岁，我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文革”到了尾声，1978年成为科学春天到来的一个标志。也就是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了，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大量的科普杂志、报纸，还有科普图书的出版。我是在广西柳州，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学习，给我订了很多科普报刊，这样我就在那个时候看了大量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对科普、科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可以说，优秀的科普科幻作品，对于激发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还有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的想象、科学的创造，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教育不能只限于知识，也应该与对想象力的塑造结合。从这一点来讲，科普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种一个“因”，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小孩儿刚刚进入这个世界，刚刚懂一点儿，甚至不会说话，还不怎么识字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跟一些优秀的科学家是一样的思维。如果能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他会对科学产生兴趣，想要去探寻事物的运转机理，想知道为什么小苗会长大，想了解为什么阳光晒了我，我会感到脸上发烫。这样的探寻其实也有助于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进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我不主张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但有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说科学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

就我所知，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小时候就是因为接触了比较好的科普读物，甚至科幻读物，对科学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地走进科学的殿堂。科普不是简单地传递、传授知识，普及知识。如果我们能够把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还有理性思维这样的东西，也进行普及和传播的话，效果就会好得多，意义也更为深远。科普和科学教育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和担当。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都提升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要不断地创新，要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如果我们年轻的一代对科学不感兴趣，都只是为了谋生，为了谋一个好职业，才去亲近和学习科学，那么想想看，他会很主动地去搞科技创新么？所以，如果说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一体两翼，那么，这推动创新发展的两翼应该比翼齐飞才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做好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就是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奠基，提供的是一种基础性的支撑。

记者：2017年9月15日，《科普时报》创刊，同时国家规定中小学从这时开始上科学课，请你谈谈对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看法？

尹传红：《科普时报》创刊之时，正好赶上国家规定中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普遍上科学课，这也是众多教育家和科技工作者多年呼吁的结果。前不久，我应邀参加了一个科学课教材的培训暨研讨会，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与科学阅读》，特别强调了科学阅读与科普、科学教育的关系。

关于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关系，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学校教育是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普及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由于国民普遍都既接受了一定年限的学校科学教育，也多少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了科学普及，因而其科学素质水平的高低，按理说是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有学者注意到，科学素养的测定中，有不少知识因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关联，很快就遗忘了。所以，科学素养的测定实际上测出来的是人们对当年在校学习科学内容的记忆程度罢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次测定的结果科学素养最高的人群大都是在校学生。

 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强和完善学校的正规教育。一个国家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其受正规科学教育的年限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性，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是提高普通公众科学素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几年前我采访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院士时，她也讲过，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有多种渠道，但科学教育是最有效的主渠道。如果到了成人阶段再进行扫盲教育，效果和效率就不一样了。因此，在许多国家，科学和语文、数学一样被确立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科学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对一个公民而言，科学素养提升应是终生教育，因为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每个人也面临巩固既有知识、学习新的知识的挑战。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欠账”，我们的学校科学教育并非完美无缺，因而后续的科学普及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科普时报》有一个“教育•智慧”版，我们不做泛泛的教育，二是侧重于科学教育。这个版开设了一个栏目，叫“多彩世界”，专门刊发学生的“科学作文”。我们尽量让孩子的语文课老师和科学课老师对文章进行点评，这样就把学校的语文课教学、科学课教学以及孩子们的课外阅读全都“整合”起来了。栏目开设后很受欢迎，来稿不断。

比如北京四中有个初二年级学生，叫唐近豪，他在老师的指导下，调研了北京的野生鸳鸯，它们是怎么生活、怎么繁殖的，当中有哪些问题。他发现，北京城区缺少天然树洞为鸳鸯筑巢所用。如果充分发挥城市公园湖心岛微生态功能，因“鸟”制宜，增加人工巢箱，就可实现美化景观和鸳鸯招引保护的双重功效。这个孩子的研究受到了多位专业人士的重视，通过“雏鹰建言”和青少年模拟政协平台，被中国农业大学李赞东教授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提案，同时该项目也获得了38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美国英特尔英才奖、小院士全国一等奖等荣誉。 《科普时报》了解情况后，特别约请唐近豪同学撰写了文章《始于兴趣，持久观察——探究都市野生鸳鸯保护新思路》，在“多彩世界”栏目发表。     

尹传红江西卫视《顶级对决》科普讲解团嘉宾照片（右）

跨界融合  培养理性的科学思维

记者：许多科技创新往往都是一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对于这种“聚合”，你是如何看的？

尹传红：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专业化，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所谓专家说出来的东西，人们完全不懂，甚至专家和专家之间，也未必懂得彼此。但是在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又出现了融合，而且恰恰是跨界的融合，容易有新的思想火花迸发，出现新的现象。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最近几年里颁发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已有多个呈现出了跨界的特征，很难界定它到底是生物、化学或是物理领域的事情。

“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科研经历最能说明问题。24岁的时候，病中的王选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从硬件跨入到软件中去，做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背景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王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蹦出了创造的火花，“很多新思想就提出来了”。这是他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也验证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

王选在1975年所做的第4个重要选择，就是从事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照排项目。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他，顶着“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的讥讽，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即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和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直接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的特点和难点，他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参数描述方法”描述笔画特性，并取得欧洲和中国的发明专利，最终实现了跨越式的创新和发展。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记者：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你对中西思维路径与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尹传红：西方科学源自于古希腊，那个时代的先哲爱智慧、好探究，还善于抽象，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里所欠缺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科学是有的，但往往只是停留在工匠水平上，缺少西方的那种抽象思维。有人讲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样，没办法，也不见得中国人不聪明。但是，思维路径确实不一样。

就科普和科学教育来说，读科学故事也是让孩子亲近科学、培养理性思维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必要时，老师、家长要多家引导发掘、延展故事的内涵。比如“曹冲称象”，不能止于讲述小孩子如何如何机灵聪明，也要注意阐释其意义所在：曹冲的“设计”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间接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说转换、分解疑难问题的思路。

类似的一则趣闻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方法：爱迪生让助手去测量不规则的灯泡容积，助手用尺子等工具忙乎半天都解决不了问题。爱迪生见状，笑了，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将水灌满灯泡，再倒进有刻度的量筒里，灯泡的容积就测出来了。

从课外读物上常能看到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比如牛顿与苹果的故事、瓦特与水壶的故事，但需要提示的是：“神奇”、“有趣”、“难得一遇”通常是人们从中获得的“第一印象”，而其“副产品”则很有可能会诱发人们对科学世界的向往，同时也难免会导致人们对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产生某些误读。因为这些传奇故事凸显的是灵感、偶然和机遇，它们往往“简化”了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的曲折历程，忽略乃至掩盖了做出这些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以及其他探究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浙江省科协《科学会客厅——回望科幻巨匠阿西莫夫》现场

探寻新路  把职业变成一种“事业”

记者：许多人都知道，你是美国科普巨匠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铁粉”，对阿西莫夫及其作品都很有研究，而阿西莫夫又是一个科学随笔的写作高手，能结合你自己的随笔创作谈一谈吗？

尹传红：的确，阿西莫夫是我的偶像和“导师”，我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了许多知识和养分，也最喜欢他的科学随笔，特别欣赏他那种非常平实的写作风格。前几年，我有幸受邀担当了阿西莫夫科学随笔集《宇宙秘密》和《不羁的思绪》这两部中译本的特约编辑，通过校阅文稿，更真切地感受了一番阿西莫夫科学随笔的盎然情趣。

在阿西莫夫看来，一本随笔集的价值正是它所提供的多样性，可以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而这恰恰也满足了作者本人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的兴趣。他那些风格独特、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着眼于当代社会现象及科技新进展，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探究深蕴其中的哲理与思维方式，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人文视野。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学，而且还尽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我想，这或许就是科学随笔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记者：你在一些报刊开设过科学专栏，发表了大量的科学随笔，请谈谈你这方面的写作情况。

尹传红：十多年前我在《科技日报》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两年的科学专栏，每周一篇，后来我又给《北京晚报》写过一年多的“身边的科学”专栏。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兴趣的驱使，也可以说是职业和事业的“升华”。直接的契机，则是2005年夏天我所供职的《科技日报》“经济特刊”酝酿改版，我的领导突然提出并“逼”着我开设个人专栏，专谈科学话题。老实讲，当时真把我给吓着了，所以我建议自己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做，不定期地写，也约别人写。但领导否决了我的意见，坚持由我单干。他一方面相信我有所谓的“实力”，一方面也希望我借此能够探索出一条新闻与科普相结合的新路。 

起初，我们拟定的栏题是“思辨科学”和“科学思辨”，但又觉得这“帽子”未免太大了。后来，集中在“科学随笔”和“科学随想”上。我本人倾向于用前者，因为在这个栏题下成文，可以是纯粹的科学小品文，似乎没有太多思想性的要求，难度相对后者要低一些。但领导坚持用“科学随想”，我也只好就范。在2005年7月31日登出的“开栏的话”中，我表达了追求思想性的意思。不过，字里行间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儿余地。

变化的世界随时挑战人们的理性和情感，适应变革的时代需要智慧，需要科学的视野和思辩——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偏见和误区的积极选择。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在考虑“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时，想得更多的不是自己要怎样怎样，而是尽量站在读者的角度去观望，希望能够跟他们一道，共同去思考、探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要求自己在服务于这个专栏之时，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我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

这些作品都是由时效性很强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落笔，引发思考与畅谈。他觉得这是进行科普和科学传播的一种十分便捷、高效的方式。我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以科学随笔和科技评论来解读科技事件或科技话题，努力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理性的思考者，审慎的判断者，沉稳的剖析者。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与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这本随笔集的名字，也是书中收录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此文连同专栏前一篇文章《不确定的边界》，聊的是与冥王星“降级”有关的话题，我在文末写道：“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世界已不是那般光景。瞧，曾经作为太阳系边界之标志的冥王星，如今却站在了通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门口。”不谦虚地说，这句话应该可以看作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吧。我想，它也体现了我在科学随笔创作中所勉力追求的那种“思想性”。

记者：你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你认为记者身份和作家身份是一样的么？

尹传红：这两个身份当然是可以重合的，关键看自己有怎样的追求。记者就职业特点而言有转成作家的优势和便利，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交集就更多了。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尤其是科普文章和科学评论。例如当年《中国青年报》上有“长知识”副刊，《北京日报》上有“学科学”副刊，《科技日报》上有科学复刊和文化复刊。这些副刊有着较为丰厚的科学文化内涵，我读得兴味盎然，还保存了不少剪报。

我做记者/编辑，一开始兴趣还是蛮大的。但做了十多年后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甚至感到有一点悲哀：我们所做的工作很难经受得住时间的淘洗，时过境迁可是最明显的——当时觉得很重要的新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就会丧失其重要性。我举个例子，1996年，咱们国家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我采访了好几位专家，访谈文章在《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头版头条位置登出，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件挺大的事儿。可20年过后，我国外汇储备竟突破3万亿美元，现在可能更多了。这一“比照”对我触动极大，以至我都开始怀疑我做新闻工作的价值了。当然，人家讲我们是历史的书写者，这稍稍有所安慰，我也不是说我看不上我们记者这个行当。我想说的是，仅仅把记者当作一个职业做，不过如此，我愿意在此基础上做些延伸，形成一个新的事业。我觉得职业与事业是有差别的。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说：“事业艺术化，人生情趣化”，我特别赞赏。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业余）爱好来做，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有意思的吗？我想，我把自己的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吧。我在不断地写东西，并且期望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隔了一些年头以后拿出来看，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有一点儿思想价值，可以不断地修订、重印。 

当年我受意大利著名的女记者法拉奇的影响很深。有时候，她会跟别人讲，你不要说我是记者，我是作家。她为什么这么说？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她采访了很多风云人物，当时阿拉法特、基辛格等，以提问特别尖锐而著称，她出的一本集子叫《风云人物采访记》。每次采访前，她都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研究采访对象、时局。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法拉奇既是记者又是学者，也是作家。我佩服这样的同行。我后来采写报道，就总是力图在“深度”上做文章。我曾经连续两次获得过中国科协“好新闻 好作品”一等奖，它们都是我在深度调研、思考基础上撰写的长篇的系列报道，都跟科普相关。当时我是有意让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跟科普工作对接，也就是把自己的“职业”与“事业”对接，集中研究业界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创作瓶颈在哪里？可以说是带着问题去采写，发表以后社会反响不错，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我更意识到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得有一点思考价值，不敢说思想价值，至少要有点儿思考价值吧。

早年我在《科技日报》上策划并组织实施的科普巨匠阿西莫夫和萨根纪念专刊、著名科学家霍金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专题报道、“科学与公众科学论坛”专题报道等，刊发后也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一个多月前，“发现的乐趣——纪念理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活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行，我应邀作了有关费曼的主题演讲，随后又主持了嘉宾对谈。这类活动的参与，其实也是我过去所做科技新闻和科普工作的某种延续。我很“享受”这一过程。

记者：你是在科普、科幻作品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走进科学世界的，现在你做的一些工作，好像有点“反哺”的意味了，是不是这样？

尹传红：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总结：打小痴迷科普科幻，书香悦读一路相伴；分享科学奇美理趣，留下探索思考印记。

 说到这些年里我做的事情，在我所供职的《科技日报》里，大家经常会说，我好像老是不务正业，这里面也有一些调侃成分，毕竟你好像“外面”事情很多，老参加什么活动嘛。我想不必讳言，我的所作所为，有时难免给人以“不务正业”之嫌。不过，既然觉得自己舍弃许多休闲、娱乐时间做的，是有兴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还能为科学传播和科普事业尽一份力，“反哺”曾经恩惠于我的科普，于心无愧，又何必那么在意呢？  

我觉得，科普的“功用”主要体现在3个基本层面上：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引导公众欣赏科学；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如果更进一步，那就是还能传扬理性和发掘理趣。早前社会上“大师”层出不穷，每每也追捧者众，这种现象折射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素养不足的问题，还在于信仰、价值观与理性思维的缺失。而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盲信和荒唐来占位。如果我们的科普作品没能吸引人或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歪理邪说就会来抢占“地盘”。我一直努力使自己的科普作品不仅能够正确、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而且还能向读者传递一些理性思考，以及探究事物和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

几十年来，科普一直让我乐此不疲，并且成就了我的第二事业和第二人生。以此而言，我是很“知足”的了。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已被看作是实现创新发展之两翼的今天，我更有一种使命担当感，期待自己能够做好科学传播的“中介”，并且在科普创作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