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小企业 促进经济发展
——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张元龙
2008年年底以来，随着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国内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迹象。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张元龙看来，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民营经济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日，本刊记者就经济危机现阶段的发展趋势、民营经济体制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采访了张元龙。记者：有人认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到“底”，对此说法您怎样看？经济危机对我国民营经济体制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会带来压力？
张元龙：经济危机是否到“底”，是否会在2009年底或者2010年初有所缓解，是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探讨的一个话题。目前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减缓的趋势，工业增长值、工业利润值和财政收入都出现了增长缓慢的现象。由于经济危机有两大周期，一个是存货周期，一个是投资周期。现阶段，存货周期已经有所缓解，大量货物库存得到清理，最困难的是投资周期，即产能过剩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状况是解决了部分库存问题，但产能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由于企业开工不足，国内与国际市场压力都没有得到缓解。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国家开出4万亿规模的大单，刺激一些新的投资，这些投资是扩大了产能，还是会产生其他作用？现在并不明显。经济到“底”和触底反弹都存在可能性，经济出现W型增长或者底部震荡型的现象是最有可能的。
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是开放性产业，由南向北影响逐步扩大。对我国民营经济体制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影响会更大一些，另外，资金依赖型、资源依赖型企业，受到的波动也比较大。但乐观的是，通过这次金融海啸，整个社会都意识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二是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因为就业的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民营企业，这就使政府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程度。经济危机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发达国家如美国政府等都要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这可能更能体现政府的作用，但这对民营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经营环境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记者：近年来中央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适度的倾斜，对此您怎么看？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您认为行业组织在这方面还有哪些努力空间？
张元龙：中央为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国务院出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三十六条”实施意见，但这些政策落实的并不到位，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观念问题，特别是金融政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影响较大，我们现在有的银行贷款、房地产、土地政策都给了国有企业，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对民营经济实施的措施得不到落实，同样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看，各级工商联组织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我们的行业组织，全国工商联系统在全国各个省市区的行业组织有一万多家，作为对政府工作的一种补充，这些行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天津市为例，天津是一座老工业城市，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天津市商会就很发达，在19世纪20年代，天津市就有17家行业研究所，再从行业研究所发展到行业商会。实际上行业商会对一个行业的研究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天津行业商会有30家，异地商会16家，都实施自我管理，会长都是民营企业家，是行业中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都能反映出本行业真正的现实情况，他们反映出来的情况通过各个渠道，能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而且都是最真实、最实际、最有参考价值的。
记者：今年6月6日，“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型国际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请问工商联、行业协会在“破解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您期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怎么做？
张元龙：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之所以比较小，实际是牺牲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银行贷款都贷给了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实际上应当把银行贷款看作是企业的新鲜血液，应该是大银行跟着大企业走，小银行跟着小企业走。我很关注这次论坛，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中国特别需要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中国的企业有700多万家，个体户达到3000多万，我们没有多少中小型银行，而大型银行数量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贷款任务。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但都是“捆着手脚”去做。担保公司资金有限，很难实现大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发展也受到影响，应当在城市开发区大力发展科技银行，在大中城市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在城镇和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积极建立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加速推进民间金融的公开化、规范化、合法化。
关于政府和金融机构，美国最近要出台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这样一来，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又会比中国高一个层次，因此，应当尽快进行金融改革，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这个论坛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提高了，但中央监管部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金融改革的步伐缓慢。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样是一次机遇，如果不进行金融改革，中国将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记者：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我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您认为这对推进“京津冀经济圈”和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有哪些具体的辐射推促效应？
张元龙：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这一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它能发挥以政策为主导的经济推动作用。区域经济指的是区域合理分工，天津滨海新区对推进“京津冀经济圈”和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最主要的作用是服务，滨海新区有区域优势、港口优势和多年来重商文化的积累，而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市应当把如何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振兴提供服务作为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中央将滨海新区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给天津滨海新区更多政策上的支持。
记者：今年6月9日，以“新趋势、新战略、新变革—展望后危机时期民营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请问“后危机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经济领域主要有哪些特征？请谈谈这次论坛的主要成果。
张元龙：这次论坛实际考虑的是6月份处于经济拐点的过程，大家关注的是经济危机到底是触底反弹还是已经有所回升。所谓“后危机时期”就是说还处于危机中，并没有完全摆脱危机，这也是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中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会涉及到一些企业的“生死”，企业一旦倒闭，又涉及到就业等社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保险体系没有健全。要想进行改革，首先要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然后才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样才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的波动。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后危机时期”问题还很多，政府的4万亿资金拉动政策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
在论坛上，我们还谈到了通货膨胀是否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业，大多数人认为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向银行贷款购买房屋，但购买土地的人较少，即投资较少。现在总结一下前阶段出现经济回升的原因是什么，是政策的实施还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将来还会出现哪些问题？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而言。所以论坛的主题定位在“新趋势、新战略、新变革”，我们估计经济危机过后，国际金融秩序将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又会引领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出现。
记者：科技创新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途径，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品牌就是生产力”，对这种提法您怎么看？在打造品牌的战略中，科技创新处于什么地位？在我国目前宏观产业政策和经济运行背景下，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打造品牌策略方面有没有普适的规律可循？
张元龙：品牌不是简单的事，品牌有两样基础：一是过硬的产品，相当的科技含量；另外是资金优势。关键是很多企业都有大量的资金储备，但是利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出资金优势，应该在科技上加大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科技创新是解决金融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50年代是工业，60年代是电子行业，70年代是石油化工，80年代是计算机，90年代是互联网，在新世纪是金融创新，将来就是新能源、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甚至是海水淡化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原来中国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在由于大专院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增加，使得中国大学生成为世界上最便宜的“智力劳动力”，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就是智力支持，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去引领、利用这一群体。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来说，应当利用这一廉价的智力支持，加大科研投入，去推动产品升级换代，打造自身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