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秉林，1945年出生于吉林德惠，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3月～1975年7月和1978年9月～1979年9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学习。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1982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副主任、系主任，美国Notre Dame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3月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1年3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物理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逆境中求发展、求创新
顾秉林的父亲是原冶金部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四海为家，顾秉林从小也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随着各地楼房一座座拔地而起，他们的家也就“安在了车轮上”。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总是在不断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活，这使顾秉林形成了包容的性格和宽阔的胸襟，培养了他在新领域里存同求异的延伸中发现“新大陆”的乐趣，也铸就了他在逆境中求发展、求创新的品格。也许正是这种生活的积淀，才使他最终成为那段不幸历史中的幸运儿。
顾秉林回忆说：“从总的情况看，我属于那不幸的一代，1965年刚考上大学，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但从我的经历看，我在我们这代人中又是幸运的：‘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赶上了当时进大学的末班车，而在我们后边，十几年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后来，1973—1975年我还参加了研究生班的学习。”当然，机遇只偏爱有准备之人。这种准备，首先在于中学的扎实基础。顾秉林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和许多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分不开的。”他从小学四年级直到高中一年级都在内蒙古草原钢城包头读书，那里虽地处西北，但却有许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名牌大学的热血青年在那里教书。这不但使他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使他懂得了奉献的价值。他的大部分高中生活是在安徽芜湖一中度过的。在那里，他遇见了他成功之路上的恩师—特级数学教师朱宝珏。对这位聪颖的得意门生，朱老师常刻意为他增加“负担”，正是众多老师的谆谆教导与他的刻苦努力，使他以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绩考入清华。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我们青年一代觉得要为祖国多做些贡献，第一选择就是报考工程物理系。谁知刚到大学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由于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不属于“红五类”，平时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自然就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是受批判的对象。他也曾为此感到困惑、苦恼。正是在那“知识无用”的年代里，朱老师特意赶到清华，再三叮嘱：“不管怎样，学问不能丢，国家建设总需要有学问的人。”当时，有人认为“读书无用”，把书扔了，顾秉林却把它们捡回来，悄悄开始了潜心读书的必修课。当“武斗”使清华难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带着盛满书籍的行囊回到了兰州家中，开始了严密有序的自学生涯。到1968年底，顾秉林已自修完了全部大学课程。他说：“尽管‘文革’终止了正常的学习，但清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积极向上。”
1971年，杨振宁先生回国，再一次给顾秉林带来了新的机遇：杨振宁先生向周总理建议，国家要发展、要富强，需要科学技术，应培养高层次人才。正是在周总理关怀下，清华大学于1973年办起了全国惟一的研究生班，顾秉林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名师授课，使他们学了很多东西。顾秉林感慨地说，如果自己没有这一系列准备，就抓不住以后的机遇。成功之果，是靠扎扎实实、一点一滴的艰苦实干结成的。
注意科学前沿，瞄准理论高峰
1979年10月，顾秉林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到丹麦Aarhus大学进修。丹麦是量子力学的开山始祖玻尔的故乡，是国际物理学界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所在地，至今仍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从学术界近乎封闭、停滞的国内来到如此开放、先进而又充满新奇的学术氛围之中，顾秉林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学得更多，因此，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这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路。
于是，校园里有了一位最为勤奋的“老”学生（那时他已34岁）。有一次，Aarhus刮起了灾害性的飓风，他艰难地推着自行车赶往学校，发现校园里竟空无一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仅半年时间，顾秉林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全部学位课，被导师赞为所有学生中最好的学生。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喜欢风险与挑战的他，选择了曾经引起世界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颇为关注的穆斯堡尔谱学理论问题（发现这一现象的德国物理学家穆斯堡尔因此获诺贝尔奖）。
当时，这一领域有两大难题有待解决：一是固体能带结构与同质异能移的关系；二是嵌在固体中的原子体积的有限性对穆斯堡尔谱的影响。导师说只要顾秉林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可获博士学位。顾秉林没有辜负导师的厚望，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两大难题。他的答辩获得广泛好评，得到了许多学术权威（包括当时丹麦科学院院长Linhard教授）的赞誉，被哥本哈根大学教授H．H．Kinen评价为：“解决了当时穆斯堡尔谱学理论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为半导体电子结构研究提供了新信息。”为了表彰他的成就，丹麦外交部特别授予他荣誉证书。“我那时真的很激动，因为他们称赞我，实际上是在称赞中国。同时，我也充满了自信，感到我们中国人有能力在开放的环境中赶上先进潮流，迎接挑战，创造奇迹！”顾秉林说。
1982年7月，刚刚结束答辩，不少丹麦朋友约他去旅游、休息，可此时，已远离祖国和亲人近三年的他，真是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途。从此，开始了他在凝聚态物理领域里的艰难跋涉。
在回国后的不长时间里，他就与同伴们共同奋斗，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建立了多元半导体合金设计模型，提出了原子位形几率波理论，揭示了量子点、原子团簇及团簇组装材料的某些新特性，为某些新材料探索打下了基础。他们的许多工作与“最早”、“首次”这些字眼儿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顾秉林被清华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1月，又成为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91年，顾秉林荣获了“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荣誉称号，1997年获“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他发表的论文有134篇被SCI检索，引用达640次。仅1998年，顾秉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在国际公认的物理学界最高档次的《物理评论快讯》上发表4篇文章，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
回顾走过的研究历程，顾秉林深切地感到，跟在洋人后边走，可以写出很多文章，但真正对学科发展有影响的工作不会多。不怕难，有自信，才能在理论上有突破，让别人用我们的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谈到产生新思想的体会，他说：“首要的一点是要敢于打破旧框框。人一旦失去了创新思想，工作就平平淡淡了。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一些人往往认为和大家不一样或和自己的设想不符，就放弃了，其实，这时恰恰可能是新的东西产生了。”“传统上认为能带结构随组分的变化应是均匀的，但我在研究一类材料时却发现了突变现象，后经理论计算表明，这是由相变引起的。于是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发现，给出了GNF模型。开始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但后来是他们自己的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理论。”（GNF中的G是顾秉林名字的缩写）
不断学习新的东西，经常注意科学前沿，瞄准理论高峰，这是他的工作特色。他说，“高水平的文章不是为出文章而写的。只有站在高山顶上，才能一览众山小。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尽管有风险，但如果做出来就是突破。如果站在山脚下，对周围什么都看不清楚，没什么风险但也什么都做不出来。而只有站在前沿上，你左动动、右动动，都会出成果，不过是成果大小的问题。”做新东西，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或做别人才开始做的东西，这是他喜欢风险与挑战的一贯风格。1999年，清华大学评选了11篇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其中有3篇是顾秉林指导的博士生撰写的，这大概就是他上述特色的最好写照。
人总是要有所追求
顾秉林在《光明日报》的教育周刊上给读者写了如下一段寄语：“要有爱心，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事业，事业就将抛弃他；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看他走过的路，与他聊他的工作，你都会强烈地感到上面的话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听他谈新材料设计理论，并不是一堆枯燥的公式和无生命的东西，而仿佛是他的儿女。他说：“材料的组成很有趣，比方两种元素组成的材料，相当于男孩、女孩在一个教室里，座位是怎么排的？混在一起就是无序的，要是一排男一排女就是有序。不同的排法会对材料的性质有很大影响，我们要想法使材料的性质更适合我们的不同要求。”正是这种对事业的一片爱心，才使他在探寻科学奥秘的知识海洋里流连忘返。
顾秉林对“真知”的爱又深深植根于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经常说：“人总是要有所追求，要有一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作为炎黄子孙，在世界各地，都显示出无比的智慧与才华。我们每个人都应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为我们的国家增添光彩。这种爱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对事业、对亲人、对集体无限的爱心上，这也是激励我不断努力的动力源泉。”谈到这些，他显得分外动情。他说：“要不是老师对我的爱心，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要不是同仁对我的支持，我的成果也不会这么多；要不是我的亲人对我的爱，我也将一事无成。这么多年来，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是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这对默默奉献的老人，几乎把全部家务都承担了起来，支持了我们夫妇的工作。我想，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所有为我付出无限爱心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