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人物 PERSONAGE

张五明: 十四五期间城市创新能力应如何提升

产业中国研习社创始人张五明

张五明简介:

产业中国研习社创始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安发展研究智库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京津保联动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重点领域包括区域发展战略、城市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等,主持京津冀区域多项产业规划,著有《重新发现保定》、《雄安机遇与保定未来》、《中国住房发展报告》(参编),主编《中国产业新城发展蓝皮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创新能力尚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并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在改革迈入深水区的背景下,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瓶颈,加快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强化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仅关系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动力,更是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本刊专访了产业中国研习社创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安发展研究智库常务理事张五明先生。张五明认为十九届五中全会为科技创新在新发展阶段的作用指出了更为明确的方向,我们应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他谈到,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要着力解决创新政策执行过程中“上热、中温、下凉“的问题,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瓶颈,精准化、科学化制订创新政策体系,强化完善政策评价机制。


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城市创新能力建设来看,我国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

张五明:技术创新首先是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政府的作用在于鼓励和引领企业的创新自主性和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城市创新生态。从国家政策的落实层面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着“上热、中温、下凉”的问题。其中主要原因体现在体系建设与技术创新的综合成本较高。具体来讲:

第一是风险成本很高。创新具有高风险特点,所谓“创”,即非经验行为,风险成本是一个企业发展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从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来看,对技术升级和迭代较具有路径依赖的大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城市经济基本盘的主导能力尚不成熟。而对稳增长和保就业具有较强支撑能力的成熟产业来说,虽然都具有新技术或新业态带动转型升级的现实诉求,但碍于行业整体利润率有限,资金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供给不足,任何一次新技术路线或新商业模式的选择都可能是双刃剑,一旦失败具有很高的沉没成本,这是大多数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组织成本很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关键在于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体制性改革,实质是再次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我国四十余年改革进程一以贯之的方向。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任何一项国家改革措施的执行和落地,往往牵动着发改、科技、工信、财政、税务、金融、司法、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的体制调整,组织成本巨大,体制发挥效应前的磨合周期也很长,因此我们需要对改革具有充分的战略定力。

第三是边际效益很低。创新驱动作为国家战略,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国家政策的贯彻要靠地方来执行,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价和考核体系。前面提到,创新具有高风险和长周期性,而评价与考核要以结果所体现出的指标为导向,这就为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矛盾:地方政府在创新的投入选择上能否有足够的定力来遵循创新和市场的基本规律。如果单纯以指标为导向,就会出现投入精准度和有效产出的问题。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投入一直较快增长,但创新成果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中的边际效益却较低,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张五明到基层企业调研

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

张五明调研生物医药产业

问:您认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切入点在哪里呢?

张五明:我们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可以看到国家释放的一个明显信号是,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而是要服务于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形势日益复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以及人民生命健康的更高要求。明确的目标导向使我们意识到政府要在创新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治理和引导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比较现实的切入点主要来自于城市主导产业中产业链覆盖较长、正处在规模成长期的龙头企业。

之所以强调主导产业,主要原因在于,创新一定不是“遍地开花”的状态,最初滋生商业萌芽和技术创新的领域往往出现在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中。在该主导产业领域,支持产业发展的要素最充足,商业环境最成熟,而该产业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个城市主导产业,一定是因为有几个龙头企业在引领着行业发展。正是有华为的存在,才有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在它的供应链中获得了稳定的市场机会。正是因为有京东方的存在,合肥的高校和中小企业才愿意把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新型显示产业。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城市在某个领域尚没有形成龙头企业,说明该行业在这座城市的要素构成尚不成熟,难以支撑创新带来的规模增长。

之所以强调龙头企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他们有能力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处在规模增长中的龙头企业,资金实力比较雄厚,对资金使用效率依赖度不算很高,能够承担孵化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同时,因为对行业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和较高的专业度,能够给予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创业和技术突破的选择中给予帮助。二是他们也有动力去引领创新。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基于业务扩张和市场占有的需求,一方面需要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这就创造了新的商业需求和对初创企业来说较稳定的交易关系。可持续发展诉求也会让企业在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进行未来技术的研发和储备。

虽然在技术天花板较低的传统产业中,技术创新的动力表现得并没有高技术行业明显,但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此类行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技术占有与市场占有并重的事实。因此,即使没有外在的激励,龙头企业也会主动去寻求新业务领域和新技术。虽然中小企业因为船小好调头往往更愿意通过创新找寻新市场空间,但我们会发现发展势头较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背后大多都有行业龙头企业的影子:或者处在他们的供应链之中,或者本身就是战略投资者之一。

问:您认为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五明: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具有很强的引导能力,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资源、土地、资本等要素层面。政府以政策手段配置要素资源,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精准科学的创新政策体系的建立尤为重要。

我们看到,在新发展阶段创新政策的制订有着更高的知识门槛和决策风险。技术创新处在行业知识链的顶层,对于技术路线的选择,既需要懂技术,又要懂行业和市场,而技术要素能否实现本地化支撑,市场是真需求和伪需求,以及扶持能力能否支撑整个技术迭代周期,都是考验政府部门决策和研判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城市发展来看,我们不能忽视的现状是,缺少创新资源的城市往往政策上高举高打、大水漫灌;创新资源丰富的城市反而小心谨慎,不敢作为。无论哪种情况,对城市的长期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结合我国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诉求,我们建议应鼓励技术创新,谨慎对待模式创新;鼓励优势产业创新,谨慎对待空白领域;鼓励龙头企业创新,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营造普惠环境。


问:那么未来城市应如何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

张五明:从政策需求角度来看,企业创新过程中,现实诉求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降低创新风险,核心是成本投入的风险,包括土地出让、厂房租建、税费优惠、生产补贴、贷款贴息、人才福利等等,最大限度将前期创新投入的成本转移出去。二是创新资源集聚,借助政府在创新资源的调动能力和信息优势来集聚企业创新中在技术交易、产学研合作、融资通道等方面资源短板。三是扩大市场,借助政府公共采购对市场规模的推动作用,帮助企业技术成果转化后尽快实现产业化,比如纳入公共采购目录、强制性提高下游市场应用技术标准等等。

再来看政策的供给层面,从各个地方出台的产业支持指导意见和方案文件上,上述诉求内容基本都包含,但实际操作中其实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本地化的普惠性政策。对于绝大部分本土企业,政府在明确了鼓励门槛(标准)和鼓励手段后,但凡达到标准,就可以申请相应政策。二是引进项目的特殊化政策。对于外来引进的重点创新项目,不必按照普惠性政策,根据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政策支持。

这两种情况就使得城市在扶持企业创新中出现了新问题:一是设置门槛的普惠性政策往往不是扶持政策而是奖励政策。而且奖励的往往是企业创新过程中并不匮乏的要素。比如根据产业化后的投入强度给予的资金奖励,这个阶段的项目可能最不缺的就是钱,而恰恰在前期成果转化中企业家为了资金而抓耳挠腮。二是给予过多个性化政策的引进项目,使得政府投入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创新项目本身风险大,外来项目比本地孵化的风险更大,政府没有较强的投入产出把控能力的情况下,决策风险非常高。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一是完善针对成长期本土创新项目的激励制度。龙头企业的创新项目与政府谈判能力强,有较大的政策谈判空间。初创型项目发展不稳定,政策普惠性覆盖到即可,需要其经历市场的淬炼。成长期最需要政府扶持,创新成功率也较高,却缺乏跟政府的沟通通道和谈判筹码。政府一方面要眼光下沉,另一方面要完善这一阶段项目的扶持机制,灵活运用土地、金融政策,加大创新要素资源的支持力度。

二是完善外来引进创新项目的准入机制和评价机制。创新项目和一般工业项目不同的是,传统的投资强度、纳税额度、环保节能程度并不能充分评价一个项目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甚至专利数量、科研人员占比等指标也不能充分评价。在上述基础上,还要对其所处行业的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进行综合考量。如果在制度机制没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就要多做创新项目尽职调查,防止假创新真骗补。


问: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来看,您认为创新对社会和个人还有哪些更深刻的影响?

张五明: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不再是劳动力、自然资源使用的低成本,而是人主动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创新深层次意义不仅靠政策工具,而是一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仍在继续的思想启蒙。“双创”传递的新的价值理念既是一生学习的观念,也是直面风险的观念,创新不是一个短期的工具,它描绘的是这个时代的图景,它一定,也必须会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