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右）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左）颁发奖励证书。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授予7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共同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院士颁发奖励证书。
王泽山：“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的手中，重新又发光发热，吸引世界关注的目光，但是这次对火药的研究不再是像文献记载和传说那样，帝王贵族将置于炼丹炉中的硝石、硫磺和木炭这些火药素材当做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我从事研究的就是火炸药，也称含能材料，它对我们国家、对国防、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保卫国家的安全是王泽山几十年矢志不渝的初衷和使命。
王泽山作为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导师，曾在1993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又在1996年和2016年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成为我国唯一一位三次获得国家科技类一等奖的科学家。
自从19岁带着“强国先强军”的信念跨入“哈军工”开始，王泽山就无怨无悔地爱上了火炸药这个枯燥又危险的“冷僻”专业。如今，他已经是中国著名火炸药学家，成为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火炸药资源化治理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以及系列原创技术的发明人。
考虑到在和平年代，那些储备超期的火炸药会对环境和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王泽山在1985到1990年，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这项利国惠民的技术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隐患的同时，变废为宝，创造了很高的社会经济效益。“库存过期火药和退役报废炸药的再利用技术”也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含能材料的低温感是一项国际军械领域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王泽山用了5年时间，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王泽山凭借“低温度系数发射药、装药技术及加工工艺”这一研发项目，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了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高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面对这一国际共性技术难题，凭借着数十年的研究积淀，王泽山要拼搏一试。
为了能尽早攻克，王泽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当中。冬天的塞外靶场寒风刺骨，气温常常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可是他还与年轻人一样，在靶场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一趟实验做下来前后需要20多天，他就寸步不离在靶场一待就是半月之久。
王泽山在平时的研究中，不想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喜欢换个思路，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的这20年间，王泽山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发射药装药理论，终于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通过该技术，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
这项技术攻克了世界军械领域的又一重大难题，2017年1月，王泽山摘得2016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这是他第三次获得国家科技类一等奖。
求真、求实、求精是王泽山科研工作的三大法宝。在做实验或是与科研人员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王泽山总是要求拿出第一手的数据说话。他认为任何理论上的推断和实际分析都必须建立在真凭实据之上，他时常鼓励科研人员要敢于质疑，不要迷信权威。
如今，82岁的王泽山已经出版的15部专著，是我国火炸药领域的主体著作，广泛应用于国内多所高校的教学科研实践。他培养出博士生90余名，其中绝大部分扎根于院校、企业和研究院所的武器装备研制一线，有的已经成为国防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
经过60多年的奋斗，王泽山和他的研究团队研究了发射药及其装药理论；发明低温感技术，提高了发射效率，使发射威力超过国外同类装备的水平；发明了一种高密度火药装药技术，已经推广应用……这些研发成果为我国火炸药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我国武器装备、火炸药产品的更新换代做出了杰出贡献。
站在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上，王泽山依然那么平静。也正如他经常说的那样：“专业无所谓冷热，任何专业只要肯钻研都是大有作为的。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
侯云德：“愿将此一生 贡献四化业”
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一场鼠疫，让人们在面临死亡时抓住一丝生机，而这份生机正是作家笔下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敢于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用自己的能力去救治感染者的人们。这群人是有着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士，是责任担当的化身，也最终保住了奥兰这座美丽的小城。
如今，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站在传染病、疾病防控一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及研发团队，正在为人们构筑着安全健康屏障，他们从未停歇。
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侯云德院士，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实验室主任、传染病国家重大专项技术总师。在分子病毒学、基因工程干扰素等基因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新发传染病控制等方面具有突出建树，为我国医学分子病毒学、基因工程学科和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以及传染病控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到1962年，侯云德在前苏联莫斯科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戈尔布诺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在3年时间里，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是全研究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侯云德在前苏联留学期间，首次发现Ⅰ型副流感（仙台）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两个型别，并澄清了仙台病毒是否对人有致病性这个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他首先建立了一种病毒溶血抑制试验，用以研究具有溶血活性病毒的抗原关系。首次发现仙台病毒在单层细胞培养上的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了融合的机理等众多研究成果。
侯云德院士（左一）在指导实验
侯云德刻苦优异的表现，使得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侯云德一直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现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工作，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副流感病毒Ⅰ、Ⅱ、Ⅳ型，后来他对我国传统中药黄芪的抗病毒和对干扰素的作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现黄芪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繁殖，可以诱生干扰素，增加二倍体细胞在体外的存活寿命，在临床上证实了黄芪可预防感冒，并发现黄芪与干扰素的协同作用。
经过10余年的持续努力，侯云德成功研发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即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干扰素是病毒“克星”，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随后，他又研制出基因工程干扰素系列产品，获得了8个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这些药物产品广泛应用于慢性肝炎患者、肿瘤患者，以及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
2003年，我国“非典”全面爆发。面对连医护人员都难逃感染的危急状况，同年4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即α2b干扰素通过了“绿色通道”进入临床实验——这类干扰素便是侯云德的研究成果。此后，侯云德将干扰素的生产技术转让给了多家企业，化解了这场危机。
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称为“三病两率”，2008年，79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专项设立之初，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和种类均居全球首位，而侯云德领导全体专家组，顶住压力，设计出我国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总体科技规划。
2009年，全球甲型H1N1流感流行。近80岁高龄的侯云德被推荐为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流感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无法被干预的，没有人干预成功过，但是2009年流感大流行我们干预成功了。”侯云德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减少了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这样评价侯云德院士：“从SARS到H5N1禽流感、H7N9以及H1N1等，在我们国家多次的重大疫情当中，侯老师是专家委员会主任，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去扑灭火山的人。”
侯云徳作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主导建立了中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鉴定152种已知病毒、147种已知细菌以及新病原检测确认和筛查。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写过的一首明志诗。在他的心中，与流感、病毒抗争，保护人们的健康安全，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即使年近90的高龄，始终没有停下他科研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