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逸东院士
“神七”任务中，中科院除承担伴飞卫星和固体润滑材料试验等应用试验任务外，还通过协作配套，承担了为飞船、火箭、发射场、环控和生命保障系统配套的重要部件和特种技术设备的研制工作。此外，载人航天发射场、着陆场和远洋测量船可见/红外跟踪测量设备等也是中科院研制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神七’任务的成功，无疑是推动空间科学研究、开展创新性应用技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机遇。”
酒泉初现曙光
顾逸东说，中科院与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关系源远流长，历史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6年2月，时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1956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由他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58年，时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正式建议开展我国卫星工程的研究工作。经批准，中国科学院由钱学森、赵九章等负责拟订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代号为“581”任务，在中科院成立了“581”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卫星总体规划设计机构。1958年4月，在距北京几千里之外的西北大漠开始兴建我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61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星际航行座谈会”。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研究制订星际航行长远规划。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651”设计部，恢复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计研制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前期设计工作就是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
1965年，中国发射的几次生物探空火箭成为我国载人航天的前奏。1966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卫星系列论证规划会议，由“651”设计院主持，这是中国组织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卫星的会议，并且提到载人航天问题。同年3月底至4月初，在国防科委主持下，在京西宾馆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曙光”号载人飞船规划。但是，由于“文革”的到来，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也暂时告一段落。
顾逸东院士在工作
“三步走”战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写信建议制订高技术发展计划，经批准成为著名的“863”计划，航天科技被列为计划中的高技术领域之一，称为“863-2”。参与论证的专家经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建议把发展载人航天作为国家目标。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代号“921”。
顾逸东介绍说：“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工作是921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重要目标。中科院作为我国在自然科学和高技术方面的国立科研机构，在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方面学科布局较全，有较好的基础，是国内最集中的科技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了统一部署，决定由中科院牵头负责‘921工程’应用系统的工作。”
“神七”之后的四大新使命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为担负起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的重大使命，中国科学院作了重要的安排和部署，一方面成立了中科院空间科学应用总体部，一方面根据航天工程的要求，结合中科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以工程任务为主线的垂直领导体系。
“这是以中科院作为总体单位、发挥中科院有关各所和其他部门的科技力量，以期很好地完成这样重要的专项工程任务而在体制方面进行的探索。”顾逸东说。
在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阶段，应用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空间对地观测及应用、空间科学研究及技术实验，院内外40多个研究单位、1000多名科技和管理人员参与。
“工程开展十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在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发展我国空间科学和应用技术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同时，顾逸东表示，以神舟七号飞船任务为起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顾逸东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科院在我国航天科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空间科学研究
中科院应大力推动空间科学研究。空间科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包括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科学、空间天文、空间物理、空间地球科学、月球和行星科学等。
顾逸东说：“每个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比如，空间天文主要是在高空和大气外对天体进行观测，研究宇宙和天体的物理规律；空间物理主要是研究太空中的物理现象，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太阳和日地空间物理的规律和现象；空间微重力科学主要是应用空间飞行器产生的微重力环境，研究在微重力情况下的物理规律、化学规律和流体物理的规律，其中包括流体科学，也包括材料科学、空间基础物理；生命科学一方面研究空间条件下（如微重力环境、空间辐射环境）的生命现象，一方面研究地外生命，揭示生命起源、发展和生命现象的本质；而空间地球科学，研究地球作为太阳的一颗行星、作为人类的摇篮的发展变化，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意义和实际意义是巨大的。
顾逸东说，人类进入空间、研究空间科学的这几十年，所得到的成果远远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成果。人类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天体演化和天体上的极端物理现象，对地球整体行为和变化、对我们所处的太阳系空间的物理图像等等都有了革命性的新认识，包括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也是从研究空间科学中得到的。空间科学已成为现代科学研究中获得新知识、得到新发现、研究新规律的无穷无尽的源泉。
“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与国际水平和发展态势有明显差距。”顾逸东认为，载人航天工程第一阶段开展的空间科学研究，是国内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领域较宽的空间科学计划，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国外比，规模和投入差距仍很大。
顾逸东认为，近年来，中科院已开展和提出了一批重大和具有显著创新性的空间科学项目，形势很好，机遇难得，应当抓紧实施。我国应当在空间科学领域有所作为，获得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突破，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将其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中科院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空间科学、实现重大突破的核心力量，将其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重点领域。当然，这完全不排除发挥高等院校和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发挥全国科技界的力量。
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图为顾逸东总设计师（右）和赵光恒（左）副总设计师
（二）空间应用高科技
中科院应继续推动空间应用高技术的发展。“中科院已经成为我国空间应用领域的重要生力军，今后应当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顾逸东说。
空间应用包括通讯、导航、对地观测等众多领域，其中，对地观测和遥感应用涉及陆地、海洋、大气、农业、林业、地质、矿产，污染和排放监测、土地利用、城市规划以及减灾防灾等，与我国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资源环境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目前，中科院在我国空间应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了我国气象卫星、海洋卫星、环境和减灾卫星等多种应用卫星的主要或部分有效载荷的研制，不断推动新的空间应用技术的发展。中科院在可见光、红外、微波、紫外、亚毫米波和太赫兹、合成孔径雷达、光谱仪等各种对地观测有效载荷，高精度原子频标，导航系统技术等许多高科技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
顾逸东认为，中科院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发展的结合，需要特别注重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长，同时提高工程化和专业化水平。此外，还需要大力发展新一代空间应用技术，如量子码分配（QCD）和量子调控技术、激光通讯和太赫兹通讯技术、新概念的空间信息获取技术等。
（三）航天关键核心技术
中科院需要继续重视航天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为航天工程进行重要部件、原器件配套和高新技术的研发。对此，顾逸东如数家珍，还向记者出示了手头的一份详细“清单”。
顾逸东介绍说，“神七”任务中，中科院除承担伴飞卫星和固体润滑材料试验等应用试验任务外，还通过协作配套，承担了为飞船、火箭、发射场、环控和生命保障系统配套的重要部件和特种技术设备的研制工作。
这些重要部件和特种技术设备包括：长征二F火箭的遥测系统摄像装置、神舟七号飞船用于监测航天员出舱活动场景的舱外摄像机、出舱活动照明灯、飞船返回舱的耐高温舷窗玻璃和防烧蚀产物涂层、供航天员生命保障使用的高压气瓶、冷凝干燥组件、舱外服毛坯、透气不透水材料等。此外，载人航天发射场、着陆场和远洋测量船可见/红外跟踪测量设备等也是中科院研制的。
顾逸东强调，关键是进一步了解需求，作好规划布局，保持和发展特色。实际上，配套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是硬骨头，不少是关键核心技术。我国航天事业要达到更高水平，提高基础技术能力和水平是关键之一，中科院作为国立研究机构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但目前在这方面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需要加强。
（四）高空科学气球系统
要进一步加强中科院高空科学气球系统，大力开展多学科领域的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
问及高空气球与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关系，顾逸东回忆了他和同事们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创建、发展中科院高空气球系统的情况。
据顾逸东介绍，高空气球飞行高度能达到30～45千米，基本突破了地球大气的屏障，载重数百公斤到几吨，科学用途十分广泛，既能进行大气物理、地球环境、空间物理方面的科学探测，又可广泛用于空间天文、宇宙射线研究、遥感试验、空间有效载荷试验、微重力科学实验、生命科学与遗传学实验等。各大国的空间机构都拥有高空气球系统，与其空间研究计划有机配合，每年进行多次气球科学探测活动，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科学成果。现在，美国、日本等在南极开辟了气球长时间飞行，效益和成果更加突出了。
顾逸东认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只重视理论和仿真，不重视动手和实验，这种倾向应当纠正，发展高空气球一定能够为活跃、发展我国空间科学，并提高我国空间科学和应用的水平作出实际贡献。他希望这类基础性的设施和能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