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他的一生，
都在进行科学技术工作，
在这70多年的工作时间里，
他不断改革、创新，
甚至到了90多岁的高龄还致力于软科学研究，
并屡有新见。
他的一生，
是智慧的一生、
创新的一生。
罗沛霖院士
罗沛霖：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国际）终身特级会员、中国电子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负责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引进并参与工厂设计；曾主持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的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以及组织工作；参加并主持多次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的撰写；对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动向等有创造性成果，为中国信息与电子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指导全局性的贡献。
从上面这段简短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领导了中国电子信息业的若干个“第一”。这每一个“第一”的背后，都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凝聚着他和众多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虽然这远远不能概括出罗沛霖院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是我们通过回顾他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却能深切体会到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所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创新思维的萌发
第一次拜见罗沛霖院士是在2006年的初冬，当时是为了《科学家的故事》丛书的采访工作。记得那天，我冒着冷冷的寒风叩响了罗院士的家门，开门迎接的是罗院士的老伴杨敏如老师，她热情地把我引入客厅，一股温暖祥和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时，罗院士也从书房缓步走了出来，微笑着与我问好。
我说明来意时，他静静倾听，频频点头，一副儒雅的学者风度；他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时，思路清晰，逻辑周密，浸透着科学家的严谨作风。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却能谙熟歌剧《茶花女》等文学艺术的最好显现吧。
谈话在愉快、轻松的气氛里进行着，两位老人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令人感动，在我的无限感慨中，罗院士回忆起了那些久远的往事：
“1913年严冬的一个凌晨，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大家庭里，当时我父亲在北京主持电话局的工作，因此，1914年我们全家就迁到了北京。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对我的学习却没有具体要求，以致养成了我散漫、任性的性格。小时候，我有些懵懵懂懂的，但很喜欢读书，也很认真。大约三四岁就开始学识字，小学生活基本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度过的。”
“1924年冬，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天津。1925年，我考上了南开中学。一年级我莫名其妙地没有考好，因而被学校除了名。后来经过暑期补习，又以较好的名次重考续读。
初中阶段，学习平平，但我喜欢钻研科学，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爱好者活动，自己也经常做一些电学试验，这使我养成了终身喜欢动脑动手的习惯。这一时期，我还开始利用课外时间自读中英文理工科书籍。后来上高中，数理化学习成绩好，也是得力于课外阅读。特别是物理，我上课心不在焉，不做笔记，不读课本，却在课外自学了英文版的剑桥大学物理。毕业时，物理、数学都名列前茅。”
“1931年考大学，在清华居然名列5％以内，考上海交大略差，也在15％以内，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当时全国工科最好的上海交大。入学考试时，我的物理学竟然考了100分，至今传为佳话。第一年，数、理成绩很突出。然而，依然不循规蹈矩，听讲心不在焉，不做笔记，考试不当回事，到大考时才读课本。因此，虽然课外自学了很多东西，但最后一年的成绩竟降到了班级的后几名。可这并没有妨碍我追求知识、丰富大脑的热情和兴致，因为我追求的不是分数和名次，所以仍然一如既往地钻研着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学问。
自学是我的一个特点，还总想在学习和实践中有所创新。所以在离开大学以后仍然贪婪地一边实践，一边扩大知识面。”
“现在回想青少年时代，任性之所至，轻视课堂学习，太遗憾了。”听着罗院士的讲述，我突然想到，也许正是他这种独特的性格和自学习惯，激发了他追求自由、勇于创新的意识和思维的迸发。
1997年参观西安电信工程学院
寻找创新的起点
向书本、向别人、向实践积极自学，是罗沛霖用以自励的原则，此外，进入社会以后，他还总是以当时的主要任务为出发点，寻找创新的起点。
1935年上海交大毕业后，满怀爱国热忱的罗沛霖，毅然告别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女友（杨敏如），前往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
一年多后，日军向平津、上海进攻，全面抗日的局面形成。南京沦陷时罗沛霖在武汉，他对蒋介石完全绝望，把抗日反攻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于是就放弃即将晋升副工程师职位的机会，借出差之机奔赴西安。
1937年，罗沛霖来到西安，随即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自我推荐信，介绍自己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林伯渠亲自接待了这位放弃了每月120块大洋待遇，甘愿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人。
到延安以后，1938年3月罗沛霖进入中央军委三局，4月中旬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即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任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和生产工作，主要是设计制造了一种7.5W-3管的收发报机，用外购的手摇发电机做电源。
当时通讯材料厂处于草创时期，只有一台车床（要人摇提供动力）、一台手扳牛头刨、一台用10磅榔头打的冲床、一台手摇钻和几个虎钳。电子管、管座、电容器（固定型）、毫安表是外购的。有一些冲好的矽钢片和细漆包线，可以自制变压器。于是，罗沛霖就自己设计制造可变电容器、重底电键、可变电阻、波段开关、线圈、度盘。可变电容器的工程较大，当时已经有了发射机电容器动片和静片的模具，没有薄铝片，就只好用0.5毫米黄铜片做动片和静片。黄铜动片用碾压法装在黄铜轴上，固定不住，就再加上锡焊。骨架又只有1.6毫米铝片做端板，刚度不够，就用翻边的办法提高刚度，并装上黄铜轴承。动片组合用黄铜做，很重，又很不平衡，在使用时不可能稳在调谐点上。为此，罗沛霖又加了一个钢丝弹簧和一个摩擦片。接收机用的电容器要从头设计、做模具，在结构上和发射用的相似，度盘用木制的，就是一块圆板，外圈轧上花纹以便用手转动，他和一位技术员在油灯下一起用小刀为度盘刻度。
收信机的波段开关又是一个小创造。那时，收信机波段开关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但当时无论是大后方供给的极少电台，还是苏联支援的几台电台，都只是用插入线圈，插入头设计制造比开关还困难。于是，罗沛霖就反复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了一个三臂扫接片和九个接点做成一个很简洁的波段开关，反而比国内外的同行先走了一步。那个扫接片是用黄铜片做的，经过拍薄增加了刚度，再加上钢丝弹簧（螺纹形状的）保证接触压力，十分可靠。
就这样，罗沛霖和同事们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制作手工电台。到1939年暮夏，他们一共生产了几十台，全部供给抗日前线使用。
有一个时期，罗沛霖负责各种铁心电感器件的设计研制。对于现有的设计程序，他都感到不满意，从而创造了一个将功频变压器、声频功率变压器和带直流偏流的铁心扼流圈统一在一起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公式，并用于工作中。1941年他将此写成了论文，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届年会（贵阳）上宣读，得到大家的好评。在那段时期，他还解决了变压器等的结构与制造工艺的一些实际问题，积累了经验。
1939年秋末，罗沛霖来到重庆。当时的地下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罗沛霖也是协进会共同负责的三个常务干事之一。他一方面做科技人员的群众工作，参加地下秘密活动；另一方面在技术岗位上积蓄知识，提高水平。为了新无线电发射电路设计的要求，他创造了负电流稳压电路，发表于美国权威的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学报，这在当时国内是少见的业绩。
其实，不管客观环境与外在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创新的种子依然存在于每个细小的事物中，只有眼光敏锐、积极思维的人才能去发现，去挖掘。
1988年，在北京宣武区少年科技宫，与小朋友亲切交谈
生命不息，创新不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战端再开，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党组织已经预见到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于是，党组织把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罗沛霖，让他去美国留学，开阔眼界，准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罗沛霖回忆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以严格著称的高等学府，在那里学习期间，我决定一改前非，保存优点，改正缺点，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不仅面对的是许多名师（有诺贝尔奖得主，有全美顶级的学术权威），而且是为革命而学习，负有重要的政治责任。所以，就对以前的学习做了认真的回顾和分析：主动积极自学是一个优点，对课内学习不能按部就班，但学术方面不系统则肯定是个严重的缺点。那时，我每周学习、科学研究、工作70多个小时，有时天蒙蒙亮才睡。还克服了十二指肠溃疡的病痛。我的主课是电工，副课选取了物理和数学，有相当的难度。当时我已35岁，离开学校生活也13年了，但我并不气馁，尽量利用我的理解能力，搞好各科学习。因此，我只用了23个月的时间，就修完了博士课程，完成了论文，获得了带有特别荣誉衔的哲学博士学位，跨电工、物理和数学三个专业，还在1949年当选SIGMA XI荣誉会(金钥匙)会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美国宣布参战。我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就赶在志愿军正式宣布入朝前不久，回到了祖国……”
罗沛霖原是一个多年的工程师，又在美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和高深的数理课程，回国时想应当在工业部门与学术界做一些沟通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到电信、电子工业部门担任技术管理的工作，但仍是一切服从组织调遣。
在1952－1956年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罗沛霖为引进、建设一个包罗许多品种的电子元件联合厂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遍了几十个专业不同的工厂以及研究室，学习每一种产品的制造工艺，了解材料、设备的要点，并参加工厂总体设计，回国后承担起建厂启动期的技术总负责。这个厂的建设对中国电子工业独立自主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大进军，罗沛霖参加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工作，负责电子学组，并写了《发展电子学的紧急措施》，与高教部门的黄辛白共同编写了高等教育培养电子专业人员的规划。科技规划标志着发展电子技术已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能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做一点关键性具体工作，这令罗沛霖感到非常自豪。
从这以后，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之一，罗沛霖在电子工业管理部门，亲身经历了电子工业由弱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全过程。他除了参加1956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电子专业的工作外，还参加了1962－1963年和1977－1978年的规划工作。电子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从方针政策到具体规划计划，他都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之一参加，有时还是主持者。
20世纪50年代后期，罗沛霖参加启动中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研制的领导工作。这个任务有工业、科研、教学几个单位的专家参加，他负责技术和协调方面的工作。罗沛霖用统计数学帮助澄清了信号积累和判决问题的物理意义。这使他在1962年用χ(Chi)平方统计数学理论处理雷达探测问题，得出了当取样间隔时间大时，信号积累以用相关法为宜，并且积累数有一个优化点的结论，因此，相干积累与相关积累要适配结合使用。这个数理分析经过雷达界讨论得到认同。该项目到1977年鉴定验收。经过20年的变化，跟着时代的步伐，现在比原设想的又先进了很多，在探测外空目标工作中出色完成了任务。近来，他的理论贡献也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肯定。
上世纪70年代，他又在我国第一批系列化计算机的设计研制工作的领导小组中负责技术工作。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中期，10多个单位联合干，如何集中群众智慧和综合优化不容易。但罗沛霖还算完成得不错。这时他又考虑到一个课题，即逻辑运算方法，并创造了直接逻辑判决的多位二进制加法器，达到理论最高速度，并给出较易实现而速度稍慢的方案。到80年代后期才看见国外涉及这种方案的文献。
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国民经济在转变中，罗沛霖关心积累率的讨论和通货与物价问题，就用信息论和热机学中的数学处理这两个问题。从这项工作中还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第三次浪潮”，后来又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对社会的冲击，引起热烈的讨论。罗沛霖又参加进去，从人类古今历史考察产业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考察信息运作和文化作业领域的发展变革，得出新产业革命在引导未来世界走向文化发展牵引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推断。
1980年，罗沛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耄耋之年的罗沛霖还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联系了王大珩、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5位院士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亲自草拟了建议书。1994年，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是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机构。罗沛霖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两院院士之一，同时被选入中国工程院的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2003年12月，是罗沛霖的90大寿，也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约90万字的《罗沛霖文集》出版之际，他不辞劳苦、亲自校对。其实，对于这样的高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94岁的罗院士使用电脑轻松自如 （李琪 / 摄）
2007年的初冬，我又一次走进了罗院士的家。94岁的他，依然每天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忙碌着，电脑旁堆积着如山的设备、书本、资料和文件。别人建议他应该有个秘书帮助，可他却说“谁也帮不上，我得自己来。”让人顿时对这间小屋和它的主人肃然起敬。现在，他正潜心撰写回忆录，我有幸拜读了其中一部分手稿，看后感触良多，特别是他在综括自己的一生时写道：“少年时懵懵懂懂的，到90几岁了，没什么系统性的成就，不过理想已经是坚定的了，愿继续为之添砖加瓦。在职业方面，先是工程师，后是技术管理者，然而什么时候也没有忘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还有可以借鉴之处，就是说如果一生生活呈波浪形，并不是一往直前，只要一旦改弦更张，努力奋进，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早日认清方向，而持之以恒，取得成就。”这跨两个世纪的人生阅历及经验的总结，也许正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须借鉴的。
每次与罗院士交谈，总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意外收获，这一次，我不得不感叹：创新的人生，永远年轻！